目的:基于Scheimpflug成像系统评估健康眼角膜变化测量的可靠性,以及正常人群测量值的分布情况.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7名健康受试者(54眼),分为正视组(13眼),近视组(17眼),远视组(4眼),散光组(20眼).所有病例接受了完整的眼科检查,使用Pentacam AXL系统分析不同调节刺激下(+2.00、0.00、-3.00 D)角膜检测参数变化.该研究分为2个阶段:重复性分析和健康人群不同调节刺激下角膜参数变化的特征.结果:在重复性分析中,在三种调节刺激下高度不对称指数(IHA)表现出最大的变异性,其余参数结果良好.正视组中,最大角膜曲率(Kmax)位置有显著差异(P＜0.05);而散光组中Kmax、最小角膜厚度(MCT)、角膜球面像差、总像差、低阶像差均有显著差异(P＜0.05).近视组Kmax的水平位置在2.00 D和-3.00 D时的位移存在显著差异(P=0.033),正视组Kmax的矢量大小变化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MCT在不同调节刺激下无显著差异(P≥0.109).结论:在不同调节刺激下,Kmax和MCT在健康角膜中的位置会发生显著变化,而这些调节相关角膜变化在屈光不正人群中有不同的趋势.Scheimpflug成像系统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

目的:探讨眼睑成形术对患者眼表及屈光状态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选取2022-01/2023-06在我院眼科行眼睑成形术的患者70例108眼.其中诊断为上睑下垂的患者行提上睑肌缩短术40例48眼,诊断为眼睑皮肤松弛/单睑的患者行双眼重睑成形术30例60眼.比较各组患者手术前后眼表疾病指数(OSDI)评分、术眼泪河高度(TMH)、泪液分泌试验(S Ⅰ t)、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染色(FL)评分、角膜散光(Cyl)、角膜表面规则指数(SRI)、角膜表面非对称指数(SAI)、角膜平均曲率(Km)、总散光值(C).结果:提上睑肌缩短术组患者手术前后OSDI评分、BUT、S Ⅰ t、FL比较均有差异(均P＜0.05),TMH比较无差异(P＞0.05).术后 1 mo,OSDI 评分、BUT、S Ⅰt、FL 与术前比较均有差异(均P＜0.05).重睑成形组患者手术前后OSDI评分、BUT、S Ⅰ t、FL、TMH比较均无差异(均P＞0.05).提上睑肌缩短手术组和重睑成形组患者手术前后Cyl、SRI、SAI、Km、C 比较均无差异(均 P＞0.05).结论:提上睑肌缩短手术对于上睑下垂患者早期眼表有所影响,早期应予以保护角膜的措施,而重睑成形术对患者早期眼表无明显影响;眼睑成形术对于所有患者屈光状态均无明显影响.

目的:比较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与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ICL)植入术治疗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视觉质量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21-01/2022-01我院收治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80例159眼,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分为SMILE组46例91眼和ICL植入组34例68眼.比较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6 mo等效球镜、裸眼视力(UCVA)、最佳矫正视力(BCVA)以及角膜高阶像差、光学质量指标(SR)及有效性、安全性指数,统计手术并发症.结果:两组术后6 mo等效球镜、UCVA及BCVA均较术前提高(均P＜0.05).术后6 mo,两组患者UCVA、BCVA、等效球镜、有效性指数、安全性指数比较均无差异(均P＞0.05),SMILE组患者总高阶像差、球差、彗差、垂直彗差和水平彗差的均方根值均高于ICL植入组,术后3、6 mo ICL植入组SR高于SMILE组(均P＜0.05).结论:SMILE和ICL植入术治疗伴低度散光的高度近视患者的手术效果良好,术后患者均能获得较好的术后视力和客观视觉质量,相比于SMILE,ICL植入术术后视觉质量更好.

目的：:探究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功能性光学区（FOZ）的大小，分析其与角膜上皮厚度（CET）变化和角膜形态变化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连续性选取2021年6—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接受SMILE手术的近视散光患者69例（135眼）。根据手术预计矫正的等效球镜度（SE）分为高度近视组（<-6.00 D，69眼）和中低度近视组（≥-6.00 D，66眼），分别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时应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对患者进行检查并评估术后3个月时患者的FOZ，应用眼前节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AS-OCT）测量角膜0~2 mm、>2~5 mm、>5~7 mm、>7~9 mm范围内的上皮厚度。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earson线性相关性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所有患者手术前透镜光学区直径均设计为6.5 mm。术后3个月时，高度近视组和中低度近视组的FOZ直径分别为（5.10±0.17）mm、（5.26±0.24）mm，2组患者术后FOZ均较术前设计的透镜光学区缩小，高度近视组缩小更明显，2组间FOZ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44， P<0.001）。2组患者术后0~2 mm、>2~5 mm、>5~7 mm区域内CET较术前增加，>7~9 mm区域内较术前略减少，且高度近视组0~2 mm、>2~5 mm区域内CET变化量比中低度近视组大，2组间变化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3， P=0.016； t=2.71， P=0.008）。2组患者术前角膜曲率（Km）、角膜Q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79， P=0.430； t=0.13， P=0.894），术后3个月时，2组患者Km较术前明显减少，角膜Q值较术前明显增加，高度近视组比中低度近视组变化更大，2组间Km变化量、角膜Q值变化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26， t=10.86；均 P<0.001）。术后3个月FOZ的大小与手术预计矫正的SE呈正相关（ r=0.51， P<0.001），与手术前后Km的变化量、角膜Q值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48、 r=-0.39；均 P<0.001），与手术前后CET的变化量呈负相关（ r0~2mm=-0.37， r>2~5mm=-0.32；均 P<0.001）。术后3个月时，2组间总高阶像差（HOA）、球差（SA）、垂直彗差（V-Com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6， t=5.04， t=-4.91；均 P<0.001），且△HOA、△SA、△V-Coma与FOZ的大小呈负相关（ r=-0.59， r=-0.59， r=-0.59；均 P<0.001）。 结论：:SMILE术后FOZ较术前预计光学区缩小，术前近视度数越大，术后角膜上皮重塑越明显，术后FOZ越小,角膜高阶像差增加越多。SMILE术后角膜上皮重塑效应和角膜非球面形态和曲率的改变均影响术后FOZ的大小。

目的:分析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情况及分布特征。方法:横断面研究。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2021年10月~12月对济南市12个区县1 056所学校1 016 053名年龄6~18岁学生进行非睫状肌麻痹下屈光检测，分析屈光参差的发生率及不同类型分布情况。结果:屈光参差检出率21.05%(213 879/1 016 053)。屈光参差程度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 B＝0.944，95%置信区间1.353~2.166， P<0.001)。其中复合近视性屈光参差检出率最高(10.76%，109 327/1 016 053)。总体屈光参差双眼等效球镜度不同，右眼具有更高度的近视或更低度的远视( t＝17.35，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济南市6~18岁学生屈光参差发生率较高。年龄及近视为屈光参差显著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有晶状体眼人工晶状体(V4c型ICL)植入术后拱高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眼科医院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中度及高度近视行V4c型ICL植入术60例(118只眼)的临床资料。术眼屈光状态为等效球镜度(-11.26 ±3.87)D。观察术后拱高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并对比由Orbscan、IOLMaster、Pentacam及UBM所测得的角膜直径及前房深度的一致性。结果:眼前段OCT测量术后1 d、1、3、6及12个月拱高依次为：(0.635±0.201)mm、(0.608±0.194)mm、(0.581±0.195)mm、(0.597±0.171)mm及(0.495±0.158) mm。术后拱高与年龄呈负相关( r＝-0.266， P＝0.004)，与角膜厚度呈负相关( r＝-0.241， P＝0.009)，与前房深度、ICL直径、角膜直径及眼轴长度呈正相关( r＝0.529、0.583、0.405及0.314，均 P<0.05)，与性别、术前眼的屈光状态、是否植入散光矫正型ICL、角膜曲率及是否伴随睫状体囊肿均无相关( P>0.05)。Orbscan Ⅱ及Pentacam术前测量角膜直径的一致性好，Orbscan Ⅱ、Pentacam及UBM术前测量前房深度可互相参考。 结论:V4c型ICL植入术矫正中度及高度近视效果良好，拱高是术后安全的重要因素，术前精确的生物测量及术后定期的随访观察是关键。

目的：:对6~12岁儿童使用阿托品和复方托吡卡胺麻痹睫状肌前后的散光变化进行矢量分析，探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对学龄期儿童散光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门诊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的6~12岁儿童1 262例（1 262眼），按使用不同睫状肌麻痹剂分为阿托品组（530眼）和复方托吡卡胺组（732眼），均选取右眼作为研究对象。采用TOPCON KR 800型全自动电脑验光仪对所有儿童进行睫状肌麻痹前后电脑验光检查，记录球镜度、柱镜度和轴向。通过Thibos矢量分析方法将散光分解为J 0和J 45。睫状肌麻痹前后散光各矢量成分的差异比较采用 t检验，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一致性采用Bland-Altman图描述。 结果：:复方托吡卡胺组睫状肌麻痹后J 0成分增加0.04±0.13（ t=8.34， P<0.001）。进一步按散光程度和SE高低分组，阿托品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复方托吡卡胺组J 0差异在各组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J 45仅在高度散光组及近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8， P=0.031； t=-2.67， P=0.008）。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相关性高，Bland-Altman分析显示2组睫状肌麻痹前后J 0和J 45一致性均较好。 结论：:与阿托品相比，滴用复方托吡卡胺进行睫状肌麻痹后散光变化显著，特别是对近视或高度散光的学龄期儿童。

目的:探讨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对近视眼人群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影响及其辅助诊断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可行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10月在青岛眼科医院拟行角膜屈光手术的屈光不正患者144例（227只眼），其中男性90例（139只眼），女性54例（88只眼）；年龄（22.8±5.6）岁。所有患者检查最佳矫正视力下的球镜和柱镜度数，并行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和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查。根据Pentacam参数角膜后表面高度变化值（BD）进行分组，将BD<12 μm定为对照组（59例，118只眼）；将BD≥12 μm定为高BD组（85例，109只眼），其中BD≤16 μm者为可疑组（44例，53只眼），>16 μm者为异常组（41例，56只眼）。选取Pentacam眼前节分析系统中BD、前表面曲率（ASK）、后表面曲率（PSK）、前表面散光（AAstig）、后表面散光（PAstig）、中央角膜厚度（CCT）、角膜直径（W-W）7个参数及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检测系统中第1次压平时间（AT 1）、第1次压平长度（AL 1）、第1次压平速度（AV 1）、第2次压平时间（AT 2）、第2次压平长度（AL 2）、第2次压平速度（AV 2）、最大压陷时间（HCT）、最大压陷峰距（HC-PD）、最大压陷形变幅度（HC-DA）、最大压陷曲率半径（HC-R）、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综合半径、最薄点厚度/厚度变化率（ARTH）、硬度参数（SPA1）、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15个参数纳入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及Bonferroni法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利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探讨BD的相关影响因素，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寻找影响BD的主要因素。 结果:对照组和高BD组在年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3.311，-1.808，-2.359； P=0.071，0.072，0.121）；Pentacam测量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和异常组中，ASK、PSK、PAstig、W-W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8.492，31.547，10.773，70.167； P<0.05），AAstig、CC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2.204，1.108； P>0.05）。其中异常组[43.40（42.20，44.40）]较对照组[42.80（41.98，44.00）]ASK增大（ t=-4.292； P<0.05），可疑组[-6.50（-6.60，-6.35）]与异常组[-6.50（-6.70，-6.33）]较对照组[-6.30（-6.50，-6.20）]PSK均增大（ t=4.492，4.618； P<0.05）；可疑组[0.40（0.30，0.40）]与异常组[0.40（0.30，0.40]较对照组[0.40（0.30，0.50）] PAsting均增大（ t=2.796，2.515； P=0.016，0.036）；可疑组[11.40（11.00，11.60）]和异常组[11.10（10.90，11.30）]较对照组[11.50（11.40，11.80）]W-W减小，同时异常组较可疑组W-W也明显减小（ t=3.235，8.353，4.282； P<0.05）；Corvis ST参数在3个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将每组患者BD与Pentacam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在对照组、可疑组、异常组以及所有患者中，BD与W-W呈低至中度负相关（ r=-0.614，-0.304，-0.396，-0.661； P<0.05），BD与其他参数相关性较低或未见明显相关性；将患者BD与Corvis ST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仅在可疑组中，BD与AV 1、HCT、HC-DA间存在低度正相关（ r=0.332，0.361，0.382； P<0.05），BD与Corvis ST其他参数在各组中未见明显相关性。以BD为因变量，选取Pentacam参数与Corvis ST参数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变量W-W、ASK、PSK、HC-PD、SPA1、CCT间不存在共线性（容忍度<0.100），方程检验结果 F=37.221， P<0.001，调整 r2=0.504，拟合较好。 结论:角膜形态学参数中角膜直径、前表面曲率、后表面曲率是影响BD的主要因素，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中HC-PD和SPA1也可能对BD产生一定程度影响。角膜形态学和生物力学参数的联合评估有助于角膜后表面高度异常的鉴别诊断。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10-117）

2022年9月，美国眼科学会发布了最新版的屈光不正临床实践指南(PPP)，该PPP基于最佳的循证医学证据，为屈光不正的诊断和矫正提供权威的指导意见。新版PPP延续了2017版严谨、全面、精细的特点，在屈光不正的定义、流行病学、分类以及诊断和矫正等多方面进行更新。如新版PPP将高度屈光不正定义为近视≥－6.0 D；远视≥＋3.0 D；散光≥－3.0 D；增加关于近视防控的内容，建议每天户外活动至少2 h，选择恰当的光学防控手段，并可考虑点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等；丰富了近视是遗传与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的循证医学证据，同时强调了未来高度近视的大流行趋势，延缓近视进展具有全球公共卫生意义。此外，新版PPP首次强调近视可引起不可逆性视力损伤，提示要推迟儿童近视发生时间，延缓近视进展速度等。笔者就新版PPP的主要内容和更新的近视防控部分内容进行介绍和解读。

目的：:比较OA-2000与IOLMaster 700在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生物测量中的一致性。方法：:系列病例研究。选择2018年1─2月于北京同仁眼科中心拟行白内障手术的高度近视患者119例（119眼）。分别应用OA-2000和IOLMaster 700进行生物测量，获得角膜厚度（CCT）、前房深度（ACD）、晶状体厚度（LT）、眼轴长度（AL）、角膜曲率（Kf和Ks）、散光及轴向、平均角膜曲率（Km）、角膜横径（WTW）等数据，并通过矢量计算公式计算散光矢量J 0和J 45，通过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计算人工晶状体（IOL）度数。2种仪器测量参数及IOL度数差异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一致性评估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及Bland-Altman法。 结果：:2种仪器测量Kf、Ks、Km、J 0、J 45、AL及IOL度数计算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测量CCT、ACD、LT及WTW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9.95、5.00、12.25、-5.56，均 P<0.001）。2种仪器各测量参数及IOL度数计算结果的 ICC为0.88~1.00。Bland-Altman分析显示2种仪器测量Kf、Ks、Km、J 0、J 45、CCT、ACD、LT、AL、WTW及IOL度数95%一致性界限（LoA）最大绝对值分别为：0.37 D、0.41 D、0.32 D、0.27 D、0.25 D、32.6 μm、0.08 mm、0.18 mm、0.13 mm、0.73 mm及0.53 D。 结论：:在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中，OA-2000和IOLMaster 700测量Kf、Ks、Km、J 0、J 45、ACD、LT、AL的一致性好。2种仪器测量参数通过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计算的IOL度数同样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相互替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