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旨在了解积极心理干预在全身麻醉后苏醒期患儿中的应用效果及对躁动发生率、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择了 2021年1月～2023年12月之间接受斜视手术的学龄前儿童患儿,共计16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病例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80例.干预组接受围术期心理干预,使用儿童麻醉苏醒期躁动评分(Pediatric anesthesia emergence delirium,PAED)量表对两组患儿进行评估;焦虑、抑郁状态分别参照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结果 术后PAED评分干预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干预组苏醒期躁动(EA)发生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术后监护室(PACU)滞留时间干预组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HAMA评分、HAMD评分较低(P＜0.05).研究组发生苏醒躁动8例,对照组发生苏醒躁动24例,研究组苏醒期躁动发生率10.00％,明显低于对照组30.00％(P=0.019).结论 接受围术期积极心理干预的患儿在术后苏醒期躁动方面表现更为良好,心理状况更佳;且围术期积极心理干预可以缩短PACU滞留时间,提高麻醉安全性,减少术后并发症.

目的:对比完全腹腔镜与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根治术的近期临床疗效，探讨完全腹腔镜远端胃癌根治术在老年患者中的安全性及可推广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65岁；（2）术前病理结果诊断为胃恶性肿瘤；（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评分0~1分：（4）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Ⅲ级；（5）术前肿瘤临床分期为Ⅰ~Ⅲ期；（6）手术方式为完全腹腔镜或腔镜辅助下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7）消化道重建方式为uncut Roux-en-Y或Billroth-Ⅱ+Braun手术。排除新辅助治疗、中转开腹、有其他重要器官严重合并症以及病例资料不完整者。根据上述标准，分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2012年1月至2021年12月间129例行腹腔镜胃癌手术老年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完全腹腔镜组与腹腔镜辅助组。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2）术后病理情况；（3）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运用1∶1倾向评分匹配（PSM）后，两组各有40例入选，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腹腔镜辅助组相比，完全腹腔镜组手术主切口长度更短［（4.1±1.0）cm比（8.5±2.8）cm， t=9.375， P<0.001］，术后首次进流食时间更早［4.0（3.0，4.8）d比5.0（4.0，6.0）d， Z=2.167， P=0.030］，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更短［6.0（6.0，7.0）d比7.0（6.0，8.0）d， Z=2.323， P=0.020］，但术后第1天和第2天疼痛评分更高，分别为［2.5（1.0，3.0）分比1.5（1.0，2.0）分， Z=1.980， P=0.048］和［2.0（1.0，3.0）分比1.0（1.0，2.0）分， Z=2.334， P=0.020］。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第1天白细胞计数、术后第1天血红蛋白水平、白蛋白水平以及术后首次下床时间、术后首次排粪时间、术后入住重症监护室、术后总住院时间和术后第3天疼痛评分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在肿瘤最大径、肿瘤病理类型、淋巴结清扫总数目和淋巴结阳性总数目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完全腹腔镜组与腹腔镜辅助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为15.0%（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01， P>0.999）。 结论:与腹腔镜辅助技术相比，老年远端胃癌患者行完全腹腔镜根治手术具有切口更小、术后首次进流食时间更早以及术后腹腔引流管留置时间更短的优势，且不增加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值得应用和推广。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对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的临床特征、诊疗经过及预后进行总结分析。方法:患者男，62岁，因“咳嗽伴胸闷1年余，加重2个月”入院，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同种异体左侧单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观察其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以“肺移植”“肺动脉狭窄”“术后并发症”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及万方数据库，以“lung transplantation”“Stenosis，Pulmonary Artery”“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为检索词检索PubMed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到2022年12月。结果:2022年1月26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同种异体左侧单肺移植术，分别于术后22 h、2 d撤离体外膜氧合和呼吸机，术后12 d转出重症监护室，脱氧后PaO 2为50 mmHg、PaCO 2为40 mmHg，肺动脉CT血管造影和通气-灌注显像均提示左肺动脉吻合口狭窄。遂行球囊扩张术并肺动脉支架置入术，脱氧查动脉血气示PaO 2为87 mmHg、PaCO 2为42 mmHg。术后122 d康复出院，随访1年，预后良好。另检索出相关文献36篇，入组病例69例，其中男性26例，女性20例，23例未标注性别，中位年龄为53岁（38.5~59.0岁），27.54%（19/69）诊断为特发性肺纤维化，46.38%（32/69）进行单肺移植，71.01%（49/69）临床症状为低氧血症，43.48%（30/69）左肺动脉吻合口狭窄，65.22%（45/69）术后晚期诊断，44.93%（31/69）给予介入治疗，21.74%（15/69）死亡。 结论:肺移植术后肺动脉狭窄以低氧血症为主要临床表现，可通过肺动脉CT血管造影、经食管心脏超声、肺血管造影等进行诊断，早期诊断能显著降低病死率。介入治疗是肺移植术后重度肺动脉狭窄的有效方法。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下腔静脉Ⅳa级癌栓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4例接受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肾癌伴Ⅳa级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4例均为男性，中位年龄53.5(53～70)岁；平均体质指数23.25(20.7～26.3)kg/m 2。4例因腰痛和(或)血尿就诊。肿瘤位于右侧2例，左侧2例；肿瘤平均最大径8.1(3.6～11.2)cm。所有患者术前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CT三维重建和(或)MRI检查，明确癌栓分级均为Ⅳa级(膈肌以上，心房以下)。术前平均腔静脉癌栓长度12.3(11.8～18.0)cm。4例手术均在泌尿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超声科及麻醉科医生团队配合下完成。手术方法：机器人辅助翻肝暴露肝后段下腔静脉；在术中超声引导下，解剖膈肌中心腱和心包，直至暴露膈上心包内下腔静脉和右心房；依次阻断第一肝门和下腔静脉；行腔静脉切开取栓及下腔静脉重建。观察围手术期指标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中位值553.5(338～642)min，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中位值18.1(14～32)min；失血量中位值1 900(1 000～2 600)ml。所有患者术后均转入重症监护室(ICU)，ICU住院时间中位值7(4～8)d，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为8(4～12)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3(11～20)d。术后并发症Clavien分级Ⅱ级1例，Ⅲ级3例；其中1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淋巴瘘，1例胸腔积液伴肺不张，1例肝肾功能不全及淋巴瘘。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有所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是治疗肾肿瘤伴Ⅳa级下腔静脉癌栓的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该术式可免体外循环、免开胸，手术并发症在可控范围内，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该术式安全、可行。

自2018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21号】文件《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以来，越来越多的麻醉科开始关注麻醉后监护治疗病房(AICU)的创建，但5年过去了，真正成功创建AICU的医疗单位很少。广东作为经济强省，人口众多，目前仅有2家医院AICU正在建设中，国内其他省份情况也大致如此 [1]。探究其原因，虽然有政策层面支持，但大多数医院很难一开始就分配病区，给予人力、设备和其他各项资源，同时对麻醉科胜任病区管理能力缺乏足够的信任。因此，如何在国内大部分医院成功创建AICU，实现学科建设的突围，成为麻醉学科亟需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索，即依托现有麻醉后恢复室(PACU)，进行适当改进和人员培训，留置术后合适的重症患者，术后第2天送返病房。此模式灵活借用PACU场地，实质工作内容与AICU大致相同，为了与PACU有所区分，暂时称之为"加强型麻醉后恢复室(Intensive Postanesthesia Care Unit，IPACU)"。自2021年4月7日至2022年2月28日，我们共收治患者959例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彰显了麻醉科核心技术的独特优势和能力，获得手术科室及医院管理层的高度赞扬。2022年3月，医院正式同意建立AICU，充分利用现有PACU医疗资源，为AICU建设获得医院管理层的批准，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现将一些经验与各位同道分享。

目的:比较老年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患者持续泵注右美托咪定复合羟考酮或舒芬太尼在麻醉重症监护室（AICU）的恢复效果。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的方法，选取南京市第一医院2021年2月至2022年5月择期行全身麻醉胸腔镜肺癌根治术老年患者8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组（S组）和右美托咪定复合羟考酮组（Q组），每组40例。两组均在术后常规监护和治疗基础上干预，Q组以羟考酮0.03 mg/（kg·h）+右美托咪定0.4 μg/（kg·h）持续泵注，S组以舒芬太尼0.03 μg/（kg·h）+右美托咪定0.4 μg/（kg·h）持续泵注。记录入AICU后的唤醒时间、拔管时间、拔管时苏醒质量（Aldrete评分和呛咳评分）和舒适度情况[Bruggrmann舒适度量表（BCS）评分]；记录入AICU后3、5、7、10和14 h镇静评分（Ramsay评分）和镇痛评分[疼痛数字量表（NRS）评分]及血流动力学变化[平均动态压（MAP）和心率]；入AICU即刻、5 h和14 h检测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C反应蛋白（CRP）；记录AICU期间镇痛泵按压次数、不良事件、引流管出血量及出AICU时患者总体满意度评分。结果:Q组呛咳评分明显低于S组[（1.02 ± 0.77）分比（1.88 ± 0.34）分]，Aldrete评分和BCS评分明显高于S组[（8.93 ± 0.25）分比（5.97 ± 0.32）分和（3.03 ± 0.32）分比（0.93 ± 0.5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唤醒时间和拔管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入AICU后3和5 h Ramassy评分、NRS评分、MAP和心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Q组入AICU后7、10和14 h Ramassy评分明显高于S组，NRS评分、MAP和心率明显低于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入AICU后即刻TNF-α、IL-6和CR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Q组入AICU后5和14 h TNF-α、IL-6和CRP明显低于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Q组镇痛泵按压次数、引流管出血量及恶心呕吐、呼吸抑制、嗜睡、躁动、发热和肺部感染发生率明显低于S组[（4.63 ± 1.10）次比（18.80 ± 1.54）次、（129.67 ± 4.14）ml比（164.00 ± 8.14）ml、10.0%（4/40）比52.5%（21/40）、2.5%（1/40）比25.0%（10/40）、7.5%（3/40）比47.5%（19/40）、0比20.0%（8/40）、2.5%（1/40）比22.5%（9/40）和2.5%（1/40）比20.0%（8/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两组均未出现严重低血压、严重心动过缓和谵妄。Q组出AICU时患者总体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S组[（3.53 ± 0.63）分比（2.70 ± 0.6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AICU老年胸腔镜肺癌根治术后患者持续微量泵注右美托咪定复合羟考酮能明显提高拔管期苏醒质量和舒适度，不影响拔管时间，且可有效减轻恢复早期疼痛程度、应激反应和炎性反应，降低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目的:分析导致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寻找可靠、敏感的预后预测指标，以期对该类患者实施早干预，进而降低病死率。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收治的老年（年龄≥65岁）腹部择期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和既往史、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SA）分级、手术分级、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以及入住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实验室指标最差值、入住ICU首次血气分析、有创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根据腹腔引流液病原学培养结果及临床症状体征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发生术后腹腔感染。按临床结局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5年间本院ICU共收治226例老年腹部择期术后患者，排除入住ICU 24 h内未进行实验室检查者2例，最终224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存活158例，死亡6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APACHEⅡ评分、血乳酸（Lac）、术后腹腔感染比例均升高〔APACHEⅡ评分（分）：27.5（25.0，31.3）比23.0（18.0，27.0），Lac（mmol/L）：2.9（1.8，6.6）比1.8（1.1，2.8），术后腹腔感染比例：65.2%（43/66）比35.4%（56/158），均 P<0.01〕，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以及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均明显延长〔PT（s）：17.20（14.50，18.63）比14.65（13.90，16.23），APTT（s）：45.15（38.68，55.15）比39.45（36.40，45.70），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h）：39.2（0.7，128.9）比0.7（0.3，2.0），均 P<0.01〕，而术后血红蛋白（Hb）、血小板计数（PLT）、前白蛋白（PA）、平均动脉压（MAP）、氧合指数（PaO 2/FiO 2）均明显降低〔Hb（g/L）：95.79±23.64比105.58±19.82，PLT（×10 9/L）：138.5（101.0，177.5）比160.5（118.5，232.3），PA（g/L）：80.88±43.63比116.54±50.80，MAP（mmHg，1 mmHg＝0.133 kPa）：76.8±19.1比91.6±19.8，PaO 2/FiO 2（mmHg）：180.0（123.5，242.5）比223.5（174.8，310.0），均 P<0.05〕。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1.187，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8~1.294， P<0.001〕、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 OR＝1.005，95% CI为1.001~1.009， P＝0.016）和术后腹腔感染（ OR＝2.630，95% CI为1.148~6.024， P＝0.022）均是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而MAP（ OR＝0.978，95% CI为0.957~0.999， P＝0.041）和PaO 2/FiO 2（ OR＝0.994，95% CI为0.990~0.998， P＝0.003）则是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Lac、Hb、PLT、PA、PT、APTT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无预测价值， OR值和95% CI分别为1.075（0.945~1.223）、1.011（0.991~1.032）、1.000（0.995~1.005）、0.998（0.989~1.007）、1.051（0.927~1.192）、1.003（0.991~1.016），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和腹腔感染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AUC分别为0.755、0.732、0.649，均 P<0.001；当APACHEⅡ评分和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的最佳阈值为24.5分和2.15 h时，其敏感度分别为78.8%、66.7%，特异度分别为62.0%、76.6%。以三者联合的预测价值最大，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6，联合预测概率为0.27，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75.3%。 结论:APACHEⅡ评分、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和腹腔感染可能是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评价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较高。

患儿男，5月龄。2022年5月29日因“生后发现肛门无开口1 h余”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育英儿童医院治疗，诊断为先天性肛门闭锁伴直肠尿道瘘、尿道下裂、左侧隐睾，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下行“乙状结肠造瘘术”。经基因检测诊断为X连锁型Opitz G/BBB综合征。2022年11月25日因“乙状结肠造瘘术后5个月、要求行肛门成形术”再次入院，在全身麻醉下行“后矢状入路经骶会阴肛门成形术”。手术历时3 h，术毕拔除气管导管后出现严重喉喘鸣伴血氧饱和度（SpO 2）进行性下降，可视喉镜下可见声门下狭窄，给予气管插管后症状改善，并转入重症监护室治疗。术后第3天拔除气管导管后仍出现严重喉喘鸣伴SpO 2不能维持，再次气管插管。五官科会诊后考虑声门下水肿，给予地塞米松静注抗炎等综合治疗，于术后第10天拔除气管导管，第13天转入普通病房，1周后出院。2023年3月23日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下行“乙状结肠造瘘口回纳术”。考虑患儿有声门下水肿病史，术后带管送入ICU监护治疗（方案同上），4月5日转入普通病房，3 d后出院，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先天性门体分流（congenital portosystemic shunts，CPSS）患儿行外科手术治疗的麻醉管理重点，为今后临床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5月—2022年3月间23例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CPSS患儿的临床资料，分析并总结患儿围手术期麻醉特点。结果:23例患儿术前主要并发症为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PH）、肺动静脉瘘、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HPS）等，术前患儿ASA分级Ⅱ~Ⅳ级。所有患儿均在机械通气下行静吸复合全身麻醉，术中有4例患儿应用血管活性药物、2例应用肺血管扩张剂、9例输注血制品、6例应用促凝血药物。术后1例患儿需带气管导管回心脏重症监护室，余22例拔除气管导管后送入PACU。结论:CPSS患儿围手术期的麻醉管理应关注原发疾病的病理生理改变，还应注意相关并发症（如PH、HPS等）给麻醉管理带来的风险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