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协同护理对甲状腺恶性肿瘤切除患者行 131I治疗的患者的心理痛苦及自我护理管理能力的影响。 方法:选取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附属江原医院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核素病房甲状腺癌术后行 131I治疗的患者104例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受试者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5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干预组在对照组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协同护理。使用心理痛苦温度计评估护理前后两组患者心理痛苦情况及护理后患者自我护理管理行为，统计两组患者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并评价护理质量满意度。 结果:出院时两组显著心理痛苦检出率均明显低于入院时，与同期对照组比较，干预组降低的更显著；干预组患者服药前准备充分、服药后完全依从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出现的并发症有恶心、呕吐、颈部肿胀、腮腺肿胀，干预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组护理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协同护理有助于减轻甲状腺恶性肿瘤切除行 131I治疗患者的心理痛苦，提高患者的自我护理管理能力，降低并发症发生的风险，患者满意度较高。

目的:了解医疗机构 131I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 131I核素的活度浓度水平，探讨通过空气采样方法估算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的方法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选取郑州市10家开展 131I核素治疗的工作场所，采用空气采样方法采集 131I治疗工作场所中放射性气溶胶，用高纯锗γ能谱仪进行γ放射性核素测定并推算工作场所空气中 131I核素的活度浓度水平，根据测量结果和现场调查结果估算放射工作人员因 131I核素吸入导致的内照射剂量。 结果:19个分装间空气样品的 131I活度浓度为0.087~570 Bq/m 3，平均为(51.04±128.58)Bq/m 3；11个病房空气样品的 131I活度浓度为0.162~54.6 Bq/m 3，平均为(7.97±15.89)Bq/m 3。根据GBZ 129－2016《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推荐的典型工作时间估算，放射工作人员由于吸入 131I核素导致的年待积有效剂量范围为2 μSv~10 mSv，平均为(0.61±1.80)mSv，年有效剂量均未超过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剂量限值。 结论:郑州市10家医疗机构核医学工作场所中 131I核素活度浓度较高的样品多分布在甲状腺癌住院患者较多、核素操作量较大的三甲医院，由此导致的工作人员内照射剂量不容忽视。根据空气样品的测量结果估算内照射剂量带有很大不确定度，但空气采样方法可及时发现异常或事故情况下的放射性污染，为工作人员开展体外直接测量和内照射评价提供预警。

目的:了解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 131I气溶胶的活度浓度，估算核医学科医务人员吸入 131I所致内照射剂量。 方法:使用CF-1001BRL型便携式大容量空气采样器，采用碘盒收集山东省6家医院核医学科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的 131I气溶胶，利用HPGe-γ能谱仪对样品进行测量，得到6家医院碘治疗工作场所中 131I的活度浓度值，并估算医务人员的内照射剂量。 结果:6家医院碘治疗工作场所空气中 131I的活度浓度范围为3.64~2.94×10 3Bq/m 3，控制区(病房、患者通道、分装间、远程操作给药室) 131I的浓度水平明显高于监督区，监督区 131I的浓度最高的是医护通道，为2.62×10 2Bq/m 3。核医学科医务人员两种职业待积有效剂量估算值为0.07~5.68 mSv，均未超过国家规定限值。 结论:医院核医学科碘治疗工作场所仍存在不可忽视的 131I气溶胶污染现象，应面向全国各地区核医学科开展内照射监测，探索更加合理的防护标准和方法。

目的:探讨131I治疗病房建设中的场所选址和布局设计,为医疗机构建设核医学科131I治疗病房提供参考.方法:根据国家现行的相关管理政策、131I治疗特点、工作流程及工作经验,分析探讨131I治疗病房场所选址及布局设计相关问题.结果:提出医疗机构核医学科建设中131I治疗病房场所选址及各功能区域的布局设计原则及具体方案.结论:131I治疗病房需要使用高活度和易挥发的131I放射性药物,其场所选址与布局设计不同于核医学其他场所,医疗机构在核医学131I治疗病房建设中除了考虑其工作特点及流程外,还要考虑放射防护、通风及衰变池的特殊要求,合理进行131I治疗病房场所选址和布局设计,为131I治疗病房场所放射防护最优化打下基础.

目的 总结伴儿茶酚胺心肌病的嗜铬细胞瘤/副神经节瘤(PHEO/PGL)患者的心功能变化、诊断及围手术期治疗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3月收治的15例PHEO/PGL伴儿茶酚胺心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例,女7例.年龄13 ～64岁,平均32.8岁.左侧PHEO4例,右侧PHEO 4例,双侧PHEO 3例(其中VHL病2例),颈静脉体PGL1例,左腹膜后PGL2例,右腹膜后PGL1例.肿瘤直径2.3 ～7.2 cm.14例术前确诊为PHEO/PGL伴儿茶酚胺心肌病,有头痛、心悸、大汗等典型PHEO/PGL临床表现;24 h尿儿茶酚胺检查示肾上腺素平均24.87 μg,/24 h,去甲肾上腺素平均551.70μg/24 h,多巴胺平均395.41 μg/24 h;7例奥曲肽检查及131I-间碘苄胍显像均阳性,6例奥曲肽检查阳性,1例肾上腺髓质全身131I-间碘苄胍显像阳性.增强CT检查示腹膜后肾上腺区或肾上腺外明显不均匀强化肿物,内部可见缺血坏死区,部分瘤体血运极丰富,可见肿瘤周边呈蔓状分布的不规则血管网.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儿茶酚胺心肌病发作时左室射血分数(LVEF)为(42.0±7.1)％(32％～54％),其中轻度异常(LVEF 45％～54％)5例,中度异常(LVEF 30％ ～44％)9例,伴左心室肥厚、心肌回声增强、左心扩大、心肌运动减弱等儿茶酚胺心肌病表现.9例严重心功能不全患者伴急性左心衰,表现为肺水肿、咳大量粉红色泡沫痰.此14例予规律α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及钙离子拮抗剂治疗1～3个月,怀疑肺部感染者加用敏感抗生素,并予强心、利尿等治疗,待心功能显著改善后手术.1例为隐匿型PHEO,缺乏典型临床表现及影像学改变,24h尿儿茶酚胺检查及奥曲肽显像均无异常;术前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心功能正常,LVEF为73％;术前诊断为右肾上腺无功能腺瘤,未行药物准备.本组15例,行腹腔镜手术13例,其中1例中转开放手术;开放手术2例(均为PGL患者).结果 本组15例手术均完整切除肿瘤,1例隐匿型PHEO术中触碰瘤体时出现血压剧烈波动,血压190/130～80/50 mmHg(1 mmHg =0.133 kPa),心率150次/分,术后于ICU病房出现儿茶酚胺心肌病表现,超声心动图检查示LVEF为37％,左心扩大且心肌普遍收缩不良;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示双肺粉红色泡沫痰;胸部X线片检查示双侧肺水肿、左侧为著.确诊为儿茶酚胺心肌病,经治疗后心功能恢复.14例术前确诊病例,药物治疗后LVEF为(55.9±7.6)％,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41);术后LVEF为(66.1±8.5)％,与药物治疗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本组15例术后随访1个月～10年,均无复发.结论 PHEO/PGL伴儿茶酚胺心肌病患者如诊断明确,需行充分药物准备,发生心功能异常需积极对症治疗,心功能异常可在肿瘤切除后有效改善.隐匿型PHEO围手术期风险大,对于疑似隐匿型PHEO需积极药物准备后再行手术治疗.

目的 探讨健康教育路径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患者大剂量核素131I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7年2—11月在我院核素治疗病房接受131I治疗的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患者18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等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实施传统健康教育模式,试验组实施健康教育路径.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程度、治疗依从性及总体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焦虑改善程度、治疗依从性、总体满意度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实施健康教育路径可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和对护理工作满意度,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目的 掌握I-131核素治疗场所环境影响的释放源项及关键照射途径,给出按病例归一化的放射性废气有组织年释放量及80km范围内公众受照剂量估算.方法 通过现场取样监测数据,推算按病例数归一化的放射性废气年释放量,采用Screen3程序和AirDos程序分别计算了放射性废气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对周围环境不同公众的剂量影响.结果 烟囱排放口有组织年释放量按病例归一化平均释放量为6.6E+ 06 Bq/例.无组织排放的放射性废气泄露到环境中的年释放量约1.4E+ 07 Bq/a.全国四大区域滨海北方、滨海南方、内陆北方、内陆南方公众不同年龄组中幼儿受照剂量最大,排放高度20 m所致公众个人剂量高出排放高度50 m约6倍,公众的集体有效剂量比50 m平均高出2倍.结论 建议监管部门关注治疗场所近区内环境敏感点空气中I-131核素的浓度变化和放射性气载流出物过滤系统的有效性;医院在进行核素治疗场所的选址和设计时,需要根据周围环境敏感点的分布以及医院内部布局,选择主导风向的下风向,远离儿童、妇产科的住院病房进行建设.

目的 用核医学科病房服务机器人评估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术后患者131 I治疗后体内的放射性活度,并确定患者解除隔离时间.方法 纳入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间行131 I治疗的297例DTC术后患者,男94例、女203例,年龄19～80岁.根据治疗目的和131 I治疗剂量将其分为8组:4个清除残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组(清甲1～4组),分别采用3700 MBq(34例)、4440 MBq(122例)、5550 MBq(81例)和7400 MBq(27例)131 I清甲;4个清除DTC无法切除的转移灶(简称清灶)组(清灶1～4组),分别采用3700 MBq(1例)、4440 MBq(2例)、5550 MBq(14例)和7400 MBq(16例)131I清灶.采用核医学科病房服务机器人分别于患者服用131 I后4、24、48和72 h测定距其颈部2 cm及距其体部1 m处的剂量当量率.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与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清甲、清灶(清灶1组和2组例数少,未行比较研究)不同剂量组间剂量当量率.结果 服用131 I后4个时间点(4、24、48和72 h)清甲1～4组间的颈部剂量当量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值:20.889～46.410,均P<0.05),体部剂量当量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H值:27.181～35.497,均P<0.05);服用131 I后24、48和72 h时清灶3组与4组间颈部剂量当量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2.328～3.076,均P<0.05),而体部剂量当量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值:0.333～1.621,均P>0.05).患者体内放射性活度滞留量在24 h迅速减少,随后逐渐变缓,72 h时剂量当量率低.服用131I后72 h有96.6％(255/264)的清甲患者和100％(33/33)的清灶患者周围剂量当量率低于23.3μSv/h,可解除住院隔离状态.结论 核医学科病房服务机器人可动态测量DTC术后服131 I患者体内残留放射性活度,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隔离方案.

目的 评估住院131I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体内残留辐射剂量达到出院要求的时间,以及患者所住病房和用具的辐射情况.方法 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医学科接受术后131I住院治疗的DTC患者143例,其中男性46例、女性97例,年龄(37.6±12.4)岁.按给药剂量分为3.70、5.55和7.40 GBq 3组,每组患者分别为51、51、41例.患者在服用131I后0.5、2、4、8、12、24、36、48、72、80 h,在距离患者1m外使用实时辐射监测仪测定辐射剂量率,估算患者体内放射性活度的变化情况.在患者出院后当天应用表面辐射污染监测仪对病房环境及患者使用过的床被进行表面污染辐射剂量的监测.对3组辐射剂量率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服131I治疗0.5 h后3组DTC患者1m外的辐射剂量率[(597.5±196.3)、(794.5±254.2)、(1114.1±258.5)μSv/h]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62.757,P＜0.01),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辐射剂量水平按类似指数曲线的变化规律迅速下降,且3组间差距逐渐缩小,在服131I治疗72 h后3组患者1m外的辐射剂量率[(13.3±10.7)、(16.1±9.7)、(21.9 ± 14.5) μSv/h]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2.313,P＞0.05).服131I治疗后80 h 95.8％(137/143) DTC患者1m外辐射剂量率低于23.3 μSv/h.出院后患者使用过的床单、病服、病房地面及洗手间门口地面的表面剂量率分别为(3.9±1.2)、(4.1±1.9)、(3.8±1.6)、(6.2±2.6) μSv/h,均低于相应规定的辐射剂量限制水平.结论 使用不超过7.40GBq 131I治疗的DTC患者在服用131I治疗80 h后,绝大多数患者体内残留131I剂量低于国家规定的辐射限制水平.出院后患者所处病房环境及使用过的床单、病服的辐射污染均低于限制水平,无需特殊处理.

目的 了解广州市医疗机构的核医学诊疗服务情况,为提升核医学诊疗服务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以广州市所有开展核医学诊疗的医院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医院基本情况、核医学诊疗设备及核素使用状况、核医学诊疗年人次和放射防护管理落实情况等,监测核医学科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情况和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结果 广州市有23家医院开展临床核医学诊治工作,均为三甲公办机构.拥有核医学设备70台,以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成像术设备(SPECT)为主,26台占37.14％.核医学诊疗项目以SPECT影像诊断为主,20家占86.96％;使用放射性核素为99mTc的医疗机构数量最多,20家占86.96％.2018年核医学诊断年频率为11.10人次/千人口,核医学治疗年频率为1.23人次/千人口.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12家,占52.17％.监测核医学场所816点次,不合格16点次,占1.96％,其中131I治疗病房8点次,放射性废物桶6点次,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术设备机房地面2点次.从事核医学放射工作人员313人,人均年个人剂量当量为(0.83±0.12)mSv.结论 广州市23家医院核医学诊断年频率达到Ⅱ类医疗保健水平,治疗年频率达到Ⅰ类医疗保健水平,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水平处于标准限值范围内,但场所的表面污染存在一定的污染风险和管理问题,部分医院的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不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