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富氢液对小鼠肾缺血再灌注时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炎症小体活性的影响。方法:雄性C57BL/6J小鼠30只，体重20～25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 n＝6)：假手术组(S组)、肾缺血再灌注组(I/R组)、肾缺血再灌注＋NLRP3抑制剂MCC950组(I/R＋M组)、肾缺血再灌注＋富氢液组(I/R＋H组)和肾缺血再灌注＋MCC950＋富氢液组(I/R＋M＋H组)。采用夹闭双侧肾蒂30 min后恢复灌注的方法制备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I/R＋M组和I/R＋M＋H组术前连续14 d腹腔注射MCC950 20 mg/kg；I/R＋H组和I/R＋M＋H组术后1 h腹腔注射富氢液5 ml/kg，其余各组给予等容量生理盐水。于再灌注24 h时，心脏采集血标本，检测BUN、Cr和肾损伤分子-1(Kim-1)水平，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TNF-α、IL-1β和IL-6浓度。然后处死小鼠，取肾组织，光镜下观察病理学结果，采用TUNEL法测定凋亡细胞计数，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和RT-PCR法检测NLRP3、凋亡相关微粒蛋白(ASC)和caspase-1及其mRNA表达水平。 结果:与S组比较，I/R组、I/R＋M组、I/R＋H组和I/R＋M＋H组血清Cr、BUN、Kim-1、TNF-α、IL-1β和IL-6水平升高，肾损伤评分和凋亡细胞计数升高，肾组织NLRP3、ASC、caspase-1及其mRNA表达上调( P<0.05)；与I/R组比较，I/R＋M组、I/R＋H组和I/R＋M＋H组血清Cr、BUN、Kim-1、TNF-α、IL-1β和IL-6水平降低，肾损伤评分和凋亡细胞计数降低，肾组织NLRP3、ASC、caspase-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与I/R＋H组比较，I/R＋M＋H组血清Cr、BUN、Kim-1、TNF-α、IL-1β和IL-6水平降低，肾损伤评分和凋亡细胞计数降低，肾组织NLRP3、ASC、caspase-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 结论:富氢液减轻小鼠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与抑制NLRP3炎症小体激活有关。

目的:分析家族性玻璃体淀粉样变性(FVA)一家系的临床特征及转甲状腺素蛋白( TTR)基因突变特点。 方法:采用家系调查研究方法，分析2005年5月至2019年3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汉族FVA一家系20名家系成员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情况、眼科常规检查。其中5例9眼患者先后行玻璃体切割术，术中对病变玻璃体采样行刚果红染色，并观察术后1周和6个月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眼前节及眼底表现。抽取该家系20名成员外周静脉血各4 ml并提取DNA，先证者采用二代测序技术进行基因检测，对发现的变异位点进行包括先证者在内的所有受检者的Sanger测序验证。采用ACMG指南对发现的变异位点进行致病性分析。结果:5例9眼患者中术前6眼BCVA为0.1～0.2，3眼为数指/50 cm；平均眼压为(15.18±1.32)mmHg(1 mmHg＝0.133 kPa)；9眼玻璃体絮状混浊；9眼晶状体后囊膜有白色"足盘样"点状颗粒附着。术中玻璃体切割标本经刚果红染色证实为淀粉样变性。术后1周，8眼BCVA为0.8，1眼为0.6；术后6个月6眼BCVA为0.8，2眼为0.6，1眼为光感；术后1周和6个月平均眼压分别为(15.32±2.11)mmHg和(16.13±1.25)mmHg。玻璃体切割术后3～14年，8眼发生继发性青光眼。15例30眼未发病成员中2例4眼检查不配合，其余13例26眼BCVA为0.8～1.0，平均眼压为(15.52±1.15)mmHg，眼前节及眼底检查未见异常。20名家系成员基因检测发现15例受检者 TTR基因发生杂合突变(p.Gly103Arg)。根据ACMG指南，该变异评分为PS1+PM2+PP3，为可能致病性变异。 结论:FVA患者玻璃体切割术后继发性青光眼发病率较高。 TTR基因杂合突变(p.Gly103Arg)可能是该FVA家系的变异位点。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新生儿期起病的先天性免疫异常(inborn error of immunity，IEI)患儿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情况。方法:收集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收治的21例IEI新生儿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外周血检测特点、基因学诊断、原发病预后随访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21例IEI患儿最终通过全外显子测序诊断，其中原发性免疫缺陷病15例(包括慢性肉芽肿6例、DiGeogre综合征3例、Wiskott-Aldrich综合征2例、严重联合免疫缺陷2例、选择性IgA缺乏症1例、外胚层发育不良伴免疫缺陷1例)、原发性免疫调节紊乱6例(包括新生儿期起病的炎性肠病5例、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1例。临床表现中败血症、结肠炎最常见，各12例，16例患儿出现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增多(>0.5×10 9/L)。7例患儿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接受移植中位时间为生后11月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原发病缓解5例，其中2例慢性肉芽肿患儿移植前合并诊断炎性肠病，经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原发病好转，接受移植的患儿中有1例死亡。14例未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患儿中10例死亡。11例死亡病例中，5例确诊前全身使用激素抗炎治疗。 结论:新生儿期起病的IEI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败血症、结肠炎是最常见表现，大部分病例外周血常规出现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激素治疗需谨慎，及时评估、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缓解原发病症状的有效手段。

患者，男，49岁，于2020年2月12日因双眼红、右眼视物变暗，夜间急诊就诊于我院眼科，当时诊断为双眼结膜炎，给予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14日自觉双眼视力下降、视物变暗，再次就诊我院眼科。当时眼部查体：裸眼视力（UCVA）右眼0.12，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0.9，左眼+3.0=0.8。双眼结膜轻度充血，其余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眼底彩照见图1，当时就诊医师认为眼底未见明显异常。诊断双眼结膜炎，给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每日4次点双眼治疗，4 d后自觉视力好转，继续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22日患者出现头痛，头皮针刺感，自行口服羊角片，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2月24日自觉头痛及头皮针刺感加重，不能触摸头皮，当时患者就诊神经内科行头部CT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患者继续间断口服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3月2日患者出现视力下降再次就诊我院眼科，UCVA：双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 D=0.2，左眼+3.0 D=0.12。双眼结膜轻度充血，角膜下方灰白色的角膜后沉积物（Keratic precipitate，KP），前房清，瞳孔光反射灵敏，晶状体透明，玻璃体呈颗粒样混浊（见图2），眼底：右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盘周围线状出血，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左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辅助检查：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检查（见图3）提示：双眼黄斑区浆液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层呈波浪样改变。双眼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 （见图4）提示：双眼视盘区毛细血管扩张，晚期视盘周围荧光素渗漏，荧光增强，后极部局部视网膜可见针尖样高荧光。根据患者双眼全葡萄膜炎和头痛的症状和体征，初步诊断为福格特-小柳-原田综合征（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VKHS）。给予口服醋酸泼尼松片60 mg/次，1次/日，晨起口服。3月4日患者晨起后出现眩晕、耳鸣、恶心、无呕吐、双下肢无力、走路不稳收入眼科住院治疗。既往身体健康，否认家族眼病史，偶有吸烟、饮酒。否认糖尿病史、屈光不正史。全身情况：秃发，未发现白发和皮肤改变。眼部查体：UCVA：右眼0.1，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1.5 D=0.2，左眼+1.5 D=0.12，右眼眼压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5 mmHg。眼前节及后节同2 d前查体情况。眼球运动检查：第一眼位时双眼水平震颤，向左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第一眼位时加重，向右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轻。颅脑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轻度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左侧上颌窦、筛窦、蝶窦炎（见图5）。化验：血常规正常，结核分枝杆菌抗体阴性，肝肾功能正常，血糖正常，梅毒特异性抗体阴性，钾离子3.47 mmol/L，超敏C反应蛋白正常，抗"O"正常，血沉正常，抗核抗体谱均阴性，抗单纯疱疹病毒I型IgG阳性，抗巨细胞病毒IgG阳性。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年龄为34岁，G 5P 0，因"孕17周血清学筛查提示21三体临界风险，超声检查未见胎儿异常"于2020年5月13日至我院就诊。曾于孕70 + d发生胚胎停育3次，孕40 + d发生自然流产1次，流产物均未进行检测。夫妇双方表型及智力均正常，否认近亲结婚与家族遗传病史。外周血染色体分析孕妇核型为46，XX，t(10；14)(q26.3；q32.1)(图1A)，其丈夫为45，XY，rob(13；14)(q10；q10)(图1B)。孕18周时通过羊膜腔穿刺术采集胎儿羊水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为45，X？，der(10)，t(10；14)(q26.3；q32.1)mat，rob(13；14)(q10；q10)pat(图1C)，提示胎儿10号染色体长臂的衍生片段源自14号染色体q32.11q32.33片段的重复；拷贝数变异测序(copy number variation sequencing，CNV-seq)结果为14q32.11q32.33(90280000_107300000)×3，提示胎儿染色体14q32.11q32.33区存在17.02 Mb重复(图2)。本研究通过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KS-2018-KY-36)，夫妇双方均签署了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目的:探讨江西省成人脂质蓄积指数（LAP）与糖代谢异常的关系。方法:于2018年3至7月在江西省14个城镇社区居委会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入选18岁及以上受试者4 790名，对所有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人口统计学、受试者特征、疾病药物史、生活方式及心理情况等）、体格检查［测量计算身高、体重、腰围、血压、体质指数（BMI）、腰高比（WHtR）、LAP和内脏脂肪指数（VAI）值］和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hP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根据《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7年版）》诊断标准，诊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和多因素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LAP水平（四分位数分组）与糖尿病前期、糖尿病的关系。 结果:糖耐量正常组2 996名，糖尿病前期组1 097例，糖尿病组697例。3组研究对象中，年龄、收缩压、舒张压、BMI、腰围、LAP、VAI、FPG、2hPG、TC、TG、LDL-C随糖代谢严重程度增加而增加，而HDL-C降低（ P均<0.05）。根据LAP四分位数分为Q1组（LAP<16.52）1 196例，Q2组（16.52≤LAP<29.52）1 198例，Q3组（29.52≤LAP<50.22）1 195例及Q4组（LAP≥50.22）组1 201例。随着LAP水平的增高，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患病率呈递增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在校正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糖尿病家族史、家庭收入、吸烟史、饮酒史、运动情况、血压及BMI后，以低LAP水平组（Q1）为参照，最高LAP水平组（Q4）的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病风险优势比（95%可信区间）分别为2.94（2.26~3.83）和5.00（3.58~6.97）。 结论:LAP与血糖代谢异常密切相关，LAP值越大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患病风险越高，对糖代谢异常的预警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目的:青少年胃癌发病罕见，目前国内外关于青少年胃癌研究局限于少量病例报道，缺乏其临床病理特征大样本数据分析。本文探讨10~24岁青少年胃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影响其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00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就诊的10~24岁青少年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按照1∶2比例、通过电脑数字表法随机选取同期收治的40岁以上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比较青少年胃癌患者和>40岁胃癌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病理资料和治疗措施。对青少年胃癌患者进行随访，记录其总体生存情况。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青少年胃癌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2000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收治胃癌患者14 794例，青少年胃癌患者63例（0.4%），其中男性31例（49.2%），女性32例（50.8%）；体质指数（19.5±4.3）kg/m 2。青少年胃癌患者确诊前仅35例（55.6%）有警示性症状，包括体质量减轻、腹水、梗阻、呕血、黑粪等；存在消化道肿瘤家族史者5例（7.9%）。确诊前症状持续中位时间为3个月，确诊时肿瘤为低分化者58例（92.1%），肿瘤浸润深度T 3~4者57例（90.5%），印戒细胞癌和黏液细胞癌19例（30.2%），淋巴结转移者57例（90.5%），远处转移者36例（57.1%）。29例（46.0%）进行根治性手术，12例行姑息性手术，5例仅行剖腹探查术，17例由于分期较晚无法手术。肿瘤TNM分期为Ⅲ~Ⅳ期者为56例（88.9%），其中51例（81.0%）接受化疗。同期收治的126例>40岁胃癌患者中，男性98例（77.8%)，女性28例（22.2%）；体质指数（23.8±3.2）kg/m 2。肿瘤为低分化者60例（47.6%），肿瘤浸润深度为T 3~4者90例（71.4%）；印戒细胞癌和黏液细胞癌16例（12.7%）；淋巴结转移79例（62.7%），远处转移12例（9.5%），接受根治性手术者115例（91.3%），肿瘤TNM分期Ⅲ~Ⅳ期者74例（58.7%），67例（53.2%）接受化疗。与同期>40岁胃癌患者比较，63例青少年胃癌患者体质指数更低，女性、低分化程度、印戒细胞癌和黏液细胞癌、肿瘤浸润深度T 3~4、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肿瘤TNM分期Ⅲ~Ⅳ期及接受化疗者比例更高（均 P<0.05）。52例（82.5%）青少年胃癌患者获得随访，中位随访72.1（36.1，100.8）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10.4个月（95% CI：6.5~15.1），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44.2%、25.0%和18.0%。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浸润深度（HR=7.15，95% CI：1.71~29.89， P=0.007）、淋巴结转移（HR=6.00，95% CI：1.42~25.42， P=0.015）、远处转移（HR=7.25，95% CI：3.25~16.18， P<0.001）、肿瘤TNM分期（HR=5.49，95% CI：1.67~18.12， P=0.005）和非根治性切除（HR=0.18，95% CI：0.09~0.37， P<0.001）与预后不良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仅远处转移是青少年胃癌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HR=3.67，95% CI：1.32~10.19， P=0.012）。 结论:青少年胃癌分化程度差、诊断时多处于进展期、根治性切除比例低。有远处转移的青少年胃癌患者预后不良风险高。

目的:探讨不明原因新生儿惊厥的致病性基因突变和临床特点。方法:选择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中心收治的不明原因惊厥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入选患儿均应用疾病基因靶向二代测序技术进行癫痫基因测序分析，并且临床资料完整。收集患儿临床表现、发作类型、辅助检查、治疗及预后等情况，对基因突变患儿的临床表型特点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49例不明原因惊厥患儿，其中23例存在明确致病性基因突变，男12例，女11例，起病时间1.0(0.2，2.0)d，生后0～1 d起病14例(60.9%)，2～7 d起病7例(30.4%)，>7 d起病2例(8.7%)。3例(13.0%)存在癫痫家族史。发作类型以强直发作(11/23，47.8%)、痉挛发作(6/23，26.1%)最常见。脑电图异常表现以暴发抑制和(或)高峰失律(15/23，65.2%)、存在明确痫样放电(3/23，13.0%)、低电压(3/23，13.0%)最常见。共发现致病性基因突变10个，其中KCNQ2基因突变最常见(12/23，52.2%)，其次为STXBP1基因突变(3/23，13.0%)。23例患儿中的14例(14/23，60.9%)需要2种以上抗癫痫药物才能控制症状。随访时间1～36个月，随访期间发作缓解10例(10/23，43.5%)，发作减少6例(6/23，26.1%)，仍有4例(4/23，17.4%)在随访期间症状不能控制，其中3例(3/23，13.0%)放弃治疗后死亡。结论:基因突变引起的新生儿惊厥发病早，KCNQ2基因突变最常见。对于不明原因的新生儿惊厥患儿可通过基因检测明确潜在致病突变，有助于临床疾病分型、治疗方案选择以及遗传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