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34岁。因双眼视力下降20 d，于2022年4月1日到云南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就诊。既往身体健康，否认其他全身系统性疾病史。患者颜面部及唇部均呈"发绀"面容。眼科检查：双眼视力眼前手动，矫正不能提高。右眼、左眼眼压分别为16、18 mm Hg（1 mm Hg=0.133 kPa）。双眼瞳孔散大约5 mm，光反射迟钝。眼底检查，双眼视网膜动脉细，静脉显著纡曲扩张其内血液呈暗红色，视网膜后极部及周边部广泛散在点片状出血，视盘水肿，视盘边界模糊（图1A，1B）。眼底自发荧光检查，双眼动脉管径基本正常，静脉纡曲，视盘边界不清，视盘周围强自发荧光（图1C，1D）。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检查，双眼早期动脉显影及静脉回流时间显著延长，静脉纡曲扩张（图1E，1F），晚期视盘呈强荧光，出血区域遮蔽荧光（图1G，1H）。初步诊断：视网膜中央动脉合并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

目的:总结舞蹈-棘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基因型与表现型特点，探讨双侧内侧苍白球脑深部电刺激治疗术对该疾病的长期疗效。方法:收集2016年4月至2018年4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7例舞蹈-棘细胞增多症患者，应用全外显子组测序方法对患者进行基因分析，归纳其基因型、表现型特点。所有患者均行脑深部电刺激手术治疗，分别在术前、术后3个月、术后6个月、术后1年、术后3年及术后5年进行长期随访，采用统一亨廷顿病评定量表（UHDRS）对患者进行评分，评估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长期疗效。结果:7例患者以口-舌-面舞蹈症、肢体舞蹈症、肌张力障碍及构音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基因检测发现所有患者均存在 VPS13A基因致病变异，但变异类型各不相同。双侧内侧苍白球脑深部电刺激术前UHDRS的运动评分为（37.00±16.68）分，术后1年的运动评分为（19.67±5.99）分，平均改善46.8%（ t=5.20， P=0.003）；术后3年的运动评分为（23.86±8.99）分，平均改善35.5%（ t=3.08， P=0.022）；术后5年的运动评分为（29.00±14.97）分，平均改善21.6%（ t=1.41， P=0.217）。患者的症状以肢体舞蹈症及口-舌-面舞蹈症的改善最为显著。在术后5年随访时发现，分别有3例（3/7）患者再次出现严重的肌张力障碍，4例（4/7）再次出现行走困难，患者的构音障碍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结论:舞蹈-棘细胞增多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相对一致，但基因变异类型存在明显的差异。双侧内侧苍白球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对舞蹈-棘细胞增多症患者有效，但长期疗效随病情进展而降低。

临床医师对窒息缺氧和早产等所致新生儿脑损伤熟知，但对剖宫产、红细胞增多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动脉导管未闭、无创高频震荡通气等与脑损伤的相关性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现对此作一介绍，以有助于更加合理地管理患儿，进一步改善其预后。

目的:探讨 SPTB基因新型突变所导致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的临床表现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采集父母及患儿外周血，进行高精度医学全外显子检测。结果:患儿检测到 SPTB基因c.3458dupT(p.R1155Qfs*27)杂合突变，该变异遗传自母亲，且母亲幼时有脾切除史。 结论:新生儿HS指标不具有特异性，应努力积极提高基因检测技术在H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本文报道一例TEMPI综合征患者的诊治过程。该患者起病表现为双下肢皮肤瘙痒，后进展为皮肤破溃，同时发现红细胞增多和M蛋白血症，极易诊断为POEMS综合征或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合并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经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腹部CT等检查，结合患者临床表现确诊TEMPI综合征。

目的:分析骨关节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病原体分布。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20年10月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临床诊断为骨关节感染的22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病原学检查结果。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225例患者中，四肢与其他部位骨髓炎占75.6%(170/225)，化脓性关节炎占16.0%(36/225)，脊椎骨髓炎占8.4%(19/225)；非植入物相关感染占80.4%(181/225)，植入物相关感染占19.6%(44/225)。临床表现以局部疼痛[48.4%(109/225)]、肢体运动障碍[47.6%(107/225)]、局部肿胀[28.9%(65/225)]、发热[28.0%(63/225)]、脓性渗出物增多[24.9%(56/225)]为主。非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局部疼痛[55.8%(101/181)比18.2%(8/44)]、发热[31.5%(57/181)比13.6%(6/44)]比例较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更高，而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脓性渗出物增多比例[50.0%(22/44)]较非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18.8%(34/181)]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49、5.60、18.45，均 P<0.050)。225例患者中63例(28.0%)合并其他部位感染，主要为软组织感染和血流感染。225份标本共分离出病原菌106株，以革兰阳性菌为主(58.5%，62/106)，34.0%(36/106)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其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率为11.3%(12/106)。40.4%(91/225)的患者红细胞沉降率升高，32.9%(74/225)的患者C反应蛋白升高。非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的红细胞沉降率[43.6%(79/181)比27.3%(12/44)]和C反应蛋白[37.6%(68/181)比13.6%(6/44)]升高比例高于植入物相关感染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94、9.19， P＝0.047、0.002)。 结论:骨关节感染患者临床表现以局部疼痛、肢体运动障碍、局部肿胀、发热、脓性渗出物增多为主，易合并软组织感染和血流感染，常伴有红细胞沉降率和C反应蛋白升高。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以黄疸、贫血、脾肿大、外周血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为主要特征，但缺乏特异性，易误诊、漏诊，尤其新生儿很少有典型的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及脾肿大。本文报道1例ANK1基因新发变异导致的新生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及其家系其他患者的诊疗过程，加强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目的:评估基因突变对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MF）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0年12月服用芦可替尼治疗并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127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突变的56例MF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突变基因与芦可替尼疗效的关系。结果:①56例患者中，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36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后骨髓纤维化（PPV-MF）9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后骨髓纤维化（PET-MF）11例。②50例（89.29%）携带驱动基因突变，22例（39.29%）携带基因突变≥3个，29例（51.79%）检出高危基因突变（HMR）。③对于基因突变≥3个的MF患者，芦可替尼仍有较好的改善体质性症状及缩小脾脏的效果（ P=0.001， P<0.001）。与基因突变<3个组比较，基因突变≥3个组停药前持续用药时间（TTF）及无进展生存期（PFS）明显缩短[356（55~1061）d对471.5（50~1270）d， z=-2.701， P=0.007；444（91~4109）d对1248.5（91~7061）d， z=-2.030， P=0.042]。④与未检出HMR的患者比较，≥2个HMR患者的芦可替尼缩脾效果较差（ t=10.471， P=0.034），TTF及PFS明显缩短（ P<0.001， P=0.001）。⑤在携带ASXL1、EZH2、SRSF2等附加基因突变患者中，芦可替尼缩脾、症状改善及稳定骨髓纤维化作用较差，携带ASXL1、EZH2突变患者TTF[ASXL1：360（55~1270）d对440（55~1268）d， z=-3.115， P=0.002；EZH2：327（55~975）d对404（50~1270）d， z=-3.219， P=0.001]及PFS较未携带者明显缩短（ASXL1：457（50~1331）d对574（55~1437）d， z=-3.219， P=0.001；EZH2：428（55~1331）d对505（55~1437）d， z=-2.576， P=0.008]。 结论:MF患者携带的基因突变类型、数量以及HMR对芦可替尼疗效有一定影响。

1例以宫内胎儿水肿为特征的患儿，新生儿期表现为间接胆红素增高为主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网织红细胞比例增高、重度贫血、肝脾肿大。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存在SPTB基因移码变异，为c.5165_c.5166delTT，为新发变异，确诊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以非免疫性胎儿水肿为特征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少见，对于临床高度怀疑而常规辅助检查不支持的新生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基因检测可协助确诊。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是一种以获得性克隆性红细胞异常增多为主的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临床表现主要为外周血血细胞比容增加、血液黏稠度增高，常伴有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增多，可出现血栓和出血等并发症。妊娠合并PV较少见，但会增加母儿并发症及不良结局，包括子痫前期、肺栓塞、胎儿生长受限、胎儿宫内死亡及孕产妇死亡。对PV孕妇应加强孕前、孕期及产褥期的多学科管理，根据患者是否有高危因素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包括小剂量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伴有高危因素者加用低分子肝素抗凝预防血栓形成，采用静脉放血和（或）降细胞药物控制血细胞比容。同时，需严密监测母儿并发症的发生，根据母儿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有望获得较好的母儿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