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肝细胞癌组织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分布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以及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意义。方法: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的320例肝细胞癌患者的病理组织标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标记和PD-L1 CD163双标记的M2型TAM分布情况，计算细胞密度，>平均细胞密度(112个/mm 2)判定为高密度，≤平均细胞密度判定为低密度。分析CD163阳性和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细胞密度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应用卡方检验分析M2型TAM表达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细胞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肿瘤血窦中，CD163阳性M2型TAM是主要巨噬细胞类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阳性M2型TAM存在PD-L1表达，PD-L1阳性M2型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区域。CD163阳性M2型TAM的高密度率为44.4%(142/320)。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L1表达均相关( χ2＝4.65、6.72、42.19， P＝0.031、＝0.011、<0.001)；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与微血管侵犯、TNM分期均相关( χ2＝11.96、8.74， P＝0.001、0.004)。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1、36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50、103个月；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12、15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的28、45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log-rank检验，均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有微血管侵犯和高TNM分期均是影响肝细胞癌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病生存期： HR＝2.408(95%置信区间1.778~3.261)、2.603(95%置信区间1.860~3.641)、4.032(95%置信区间2.833~5.747)，均 P<0.001。总生存期： HR＝2.007(95%置信区间1.457~2.764)、4.144(95%置信区间2.881~5.960)、4.292(95%置信区间2.915~6.329)，均 P<0.001]。 结论: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并且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M2型TAM表达PD-L1提示肿瘤侵袭性更强、患者预后更差。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目的:探讨药物涂层球囊（DCB）治疗股腘动脉长段病变的中远期结果及其预后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5月于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接受DCB治疗的114例股腘动脉长段病变（卢瑟福分级2~6级）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75例，女性39例，年龄（71.9±8.4）岁（范围：49~89岁）。114例患者共有138处股腘动脉长段病变，其中初次病变111处（80.4%，111/138），闭塞病变116处（84.1%，116/138），病变长度（280.9±78.7）mm（范围：150~520 mm）；联合减容治疗59处（42.8%，59/138），植入补救支架27处（19.6%，27/138）。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别计算患者的累积初始通畅率、免于临床驱动的靶病变再次干预率、累积总体生存率。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影响股腘动脉长段病变通畅率的相关因素。结果:114例患者均完成DCB治疗，技术成功率为98.2%（112/114）。术后平均随访18个月（范围：3~54个月）。术后12、24和36个月累积初始通畅率分别为87.5%、75.2%和55.1%，免于临床驱动的靶病变再次干预率分别为92.4%、81.8%和68.7%，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2%、94.0%和80.2%。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 HR=2.629，95% CI：1.519~4.547， P<0.01）、合并高脂血症（ HR=2.228，95% CI：1.004~4.948， P=0.026）是影响股腘动脉长段病变DCB术后通畅率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DCB治疗股腘动脉长段病变的中远期效果满意，慢性肢体威胁性缺血、合并高脂血症是影响股腘动脉长段病变DCB治疗后通畅率的独立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碱性眼外伤患者全视野视网膜电图（FERG）的表现，明确FERG检查在碱性眼外伤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就诊的化学性眼外伤及眼表热烧伤的患者22例（27只眼），其中男性20例（25只眼），女性2例（2只眼）；年龄19~60岁（中位数为41岁）。碱性眼外伤17只眼、热烧伤7只眼、酸性眼外伤3只眼；另纳入单眼机械性眼外伤患者的17只健康眼。选取碱性眼外伤患眼中有视力记录的14只眼按视力损伤程度进一步观察。所有受试者均依据国际临床视觉电生理学会标准在不同闪光强度的光刺激下行双眼明、暗适应FERG，比较其波形特征。不同类型患者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SNK- q检验，不同视力的碱性眼外伤检查结果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碱性眼外伤、热烧伤、酸性眼外伤患眼及健康眼在0.01 cd·s·m -2光刺激下暗适应FERG b波振幅分别为（135±85）、（169±55）、（112±43）及（341±53）μV，与健康眼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1.38； q=8.94，5.70，5.45； P均<0.01）。碱性眼外伤、热烧伤、酸性眼外伤患眼及健康眼在3.00 cd·s·m -2光刺激下暗适应FERG a波振幅分别为（178±78）、（172±35）、（99±53）及（334±60）μV，与健康眼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4.33； q=7.04,5.60,5.80； P均<0.01）。碱性眼外伤、热烧伤、酸性眼外伤患眼及健康眼在3.00 cd·s·m -2光刺激下暗适应FERG b波振幅分别为（354±79）、（342±77）、（352±201）及（600±78）μV，与健康眼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7.68； q=8.11,6.51,4.48； P均<0.01）。碱性眼外伤、热烧伤、酸性眼外伤患眼及健康眼在3.00 cd·s·m -2光刺激下暗适应FERG振荡电位振幅分别为（97±54）、（107±41）、（45±22）及（206±32）μV，与健康眼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25.03； q=7.36,5.13,5.96； P均<0.01）。碱性眼外伤后，视力≥0.2和视力<0.2的患者FERG 6项反应振幅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碱性眼外伤FERG 6项参数的波形振幅普遍下降，提示碱性眼外伤可造成视网膜视杆系统和视锥系统损伤。FERG可客观判断碱性眼外伤患者的视网膜功能状态。（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514-518）

目的:探讨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胃间质瘤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2年1月至2021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1 163例原发胃间质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06例，女557例；年龄为59（20~94）岁。1 163例患者中，合并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129例，设为合并组；未合并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1 034例，设为无合并组。观察指标：（1）患者临床病理特征。（2）手术治疗与术后并发症情况。（3）随访和生存情况。（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复查、电话及网络平台等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患者生存情况。总生存时间定义为手术治疗至末次随访或结局事件（如死亡、失访等）发生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结果:（1）患者临床病理特征。129例合并组患者中，合并胃癌81例、食管癌39例、结肠癌8例、直肠癌1例。合并组原发胃间质瘤患者的性别（男、女），年龄（≤60岁、>60岁），术前发生临床症状（无、有），胃间质瘤肿瘤长径（<2 cm、2~5 cm、5~10 cm、>10 cm），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5~10个/50高倍视野、>10个/50高倍视野），细胞增殖指数Ki-67（≤5%、>5%），改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胃间质瘤肿瘤坏死（无、有），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无、有），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指标DOG-1（阳性、阴性），CD34（阳性、阴性）分别为92、37例，30、99例，9、120例，114、10、3、2例，126、1、2例，122、2例，112、8、5、4例，129、0例，121、8例，118、3例，117、12例；无合并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14、520例，585、449例，194、840例，383、360、201、90例，799、155、80例，851、143例，337、308、192、197例，960、74例，769、265例，850、80例，990、44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21.46、51.11、11.06， Z=-10.27、-5.34， χ2 =15.94， Z=-10.61， χ2 =9.86、24.10、5.52、6.37， P<0.05）。1 163例患者中，12例术前拟诊为胃间质瘤（合并组），1例术前胃镜及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胃间质瘤（合并组）；1 150例均为术中探查或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2）手术治疗与术后并发症情况。合并组129例患者中，行开放手术72例，行腹腔镜或胸腔镜手术57例（中转开放手术3例）。无合并组1 034例患者中，行内镜手术治疗207例，行开放手术371例，行腹腔镜或胸腔镜手术456例（中转开放手术8例）。合并组和无合并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0.078%（13/129）和2.321%（24/1 03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22.40， P<0.05）。（3）随访和生存情况。1 163例患者中，1 04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4（1~220）个月，术后5年总生存率为87.2%；合并组和无合并组术后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1.2%和91.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9.07， P<0.05）。（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2~5 cm、5~10 cm、>10 cm），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10个/50高倍视野），胃间质瘤肿瘤坏死是影响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相关因素（风险比=2.16，2.27，0.46，0.57，1.75，7.58，2.70，1.80，95%可信区间为1.52~3.07，1.60~3.22，0.29~0.71，0.34~0.94，1.11~2.77，5.29~10.85，1.67~4.38，1.08~2.98，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是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1.91，1.82，2.10，7.11、2.75，95%可信区间为1.33~2.75，1.27~2.62，1.14~3.87，4.58~11.04，1.50~5.03， P<0.05）。 结论: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小，改良NIH危险度分级更低；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是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对比分析儿童肿瘤相关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的临床特征与预后。方法:回顾性总结2016年8月至2019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768例脓毒症患儿资料，根据是否存在肿瘤性疾病，分为肿瘤相关脓毒症组（135例）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633例）；前者又根据肿瘤类型分为血液系统肿瘤组（80例）、实体瘤组（43例）和噬血细胞综合征组（12例）。采用 t检验、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 2检验比较组间临床特征、主要治疗措施和住院病死率差别。 结果:768例脓毒症患儿中，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135例，占17.6%。肿瘤相关脓毒症组消化道感染比例[43.0%（58/135）比28.6%（181/633）,χ 2=10.718， P=0.001]、血液感染[29.6% （40/135）比17.1%（108/633）, χ 2=11.297， P=0.001]、皮肤软组织感染[22.2%（30/135）比4.1%（26/633）, χ 2=54.013， P<0.01]明显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肿瘤相关脓毒症组患儿入PICU后首次血红蛋白[71（61,83）比106 (92,116) g/L, Z=13.594, P<0.01]、白细胞计数[1.4（0.3,5.2）比9.8(5.8,15.1)×10 9/L, Z=11.213, P<0.01]、血小板计数[51（15,121）比286（192，384）×10 9/L, Z=13.336, P<0.01]、中性粒细胞[0.449（0.170,0.730）比0.683（0.537,0.800）, Z=5.974, P<0.01]和CD19 +细胞[0.106（0.008,0.274）比0.325（0.224,0.454）, Z=6.555, P<0.01]明显低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反应蛋白[82（25,155）比36（11,86） mg/L， Z=-5.257, P<0.01]、降钙素原[1.5（0.3,12.0）比0.8（0.2,4.0） μg/L, Z=-2.767， P=0.006]、CD8 +细胞[0.329（0.253,0.514）比0.209（0.156,0.275）, Z=-5.699, P<0.01]、白细胞介素（IL）-6[0.1（0.1,522.4）比0.1（0.1,0.1）ng/L， Z=-2.747， P=0.006]、IL-8[0.1（0.1,177.0）比0.1（0.1,4.5）ng/L, Z=-2.087, P=0.037]、IL-10[0.1（0.1,42.7）比0.1（0.1,6.6）ng/L, Z=-2.148, P=0.032]明显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相关脓毒症组需要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RRT)[34.8%（47/135）比16.9%（107/633）, χ 2=26.267, P<0.01]和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83.0%（112/135）比66.2%（419/633）, χ 2=14.667, P<0.01]支持的比例均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住PICU期间，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发生真菌感染比例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14.1%（19/135）比0.5%（3/633）,χ 2=73.965， P<0.01]；器官功能障碍个数多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3（2,5）比2（1,3）个, Z=-6.988， P<0.01]。肿瘤相关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的住院病死率分别为36.3%（49/135）和9.3% （59/63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7.000， P<0.01）；血液系统肿瘤、实体肿瘤与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脓毒症病死率分别为35.0% （28/80）、32.6% （14/43）和7/1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2.838， P=0.242）。 结论: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的感染部位、入PICU时炎症指标和合并感染病原菌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存在差异。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病死率为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的4倍，应特别重视肿瘤性疾病合并感染的监测、评估及治疗策略。

Background::Dual regimen dolutegravir (DTG) plus lamivudine (3TC) has demonstrated non-inferior efficacy compared to DTG-based three-drug regimens (3DRs), yet directly comparative data regard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DTG + 3TC and bictegravir/emtricitabine/tenofovir alafenamide (B/F/TAF) for therapy-na?ve people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1 (PWH) are still limited. We aimed to assess the antiviral potency and safety profiles of DTG + 3TC vs. B/F/TAF based 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na?ve PWH in China. Methods::This ret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enrolled PWH initiating ART with DTG + 3TC or B/F/TAF from 2020 to 2022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We analyzed response rates based on target not detected (TND) status using intention-to-treat (ITT) analysis. Subgroups were formed based on baseline viral load (VL) (<100,000 vs. ≥100,000 copies/mL) and CD4 + cell count (<200 vs. ≥200 cell/μL). Median time to TND VL was assessed by Kaplan–Meier method. We also measured changes from baseline in CD4 + cell counts, CD4/CD8 ratio, lipid parameters, weight, creatinine (Cr),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and drug-related adverse effects (DRAEs). Results::We enrolled 28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37 (48.9%) on DTG + 3TC and 143 (51.1%) on B/F/TAF. At week 48, 96.4% (132/137) on DTG+3TC and 100% (143/143) on B/F/TAF achieved TND ( P = 0.064). At week 12, TND responses were higher with B/F/TAF (78.3% [112/143]) than DTG+3TC (30.7% [42/137]) ( P <0.001). This trend held across subgroups. B/F/TAF achieved TND faster (12 weeks) than DTG+3TC (24 weeks) ( P <0.001). No differences were seen in CD4 + cell count and CD4/CD8 ratio, except in the high-VL subgroup, where B/F/TAF showed better recovery. DRA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with B/F/TAF (4.9% [7/143]) than with DTG + 3TC (13.1% [18/137]) ( P = 0.016). Lipid parameters, body weight, and Cr increased in both groups over 48 weeks, with DTG+3TC showing a more favorable effect on triglycerides,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 cholesterol, and weight gain. Conclusions::In this real-life study, B/F/TAF led to a faster viral decline and fewer DRAEs compared to DTG+3TC.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the TND rate at week 48, regardless of baseline VL and CD4 + cell count. CD4 + recovery was superior for B/F/TAF in participants with high VL. The DTG + 3TC regimen had less impact on metabolic changes than B/F/TAF.

目的:探讨基于CT肠道成像（CTE）征象的列线图预测克罗恩病（CD）患者肠壁穿透性病变的效能。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至少行2次CTE检查的CD患者的临床和CTE资料。共112例患者，在末次CTE观察肠壁穿透，将患者分为无穿透组（84例）及穿透组（28例）。首先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首次检查时CD患者的临床及CTE资料，筛选出能有效预测CD患者肠壁穿透性病变的高危因子，并建立列线图。再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首次和末次CTE征象的变化趋势（ΔCTE），并构建列线图。采用Harrell一致性指数量化评估列线图的区分能力。结果:在首次检查时临床和CTE征象中，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结果显示，病变肠段区域数（HR为0.686，95%CI 0.475~0.991， P=0.045）、最大淋巴结短径（HR为0.751，95%CI 0.593~0.949， P=0.017）是穿透性病变的独立保护因素，肠壁表面不光整（HR为5.626，95%CI 2.466~12.839， P<0.001）是穿透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由以上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无穿透性病变的特异度为82.1%、灵敏度为59.5%，Harrell一致性指数为0.810（95%CI 0.732~0.888）。在ΔCTE征象中，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显示，Δ肠壁表面不光整（肠壁表面一直不光整HR为12.344，95%CI 2.042~74.625， P=0.006；肠壁表面光整变不光整HR为28.720，95%CI 4.580~180.112， P<0.001）、Δ最大淋巴结短径（HR为1.534，95%CI 1.091~2.157， P=0.014）是穿透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列线图预测无穿透性病变的特异度为89.3%、灵敏度为79.2%，Harrell一致性指数为0.876（95%CI 0.818~0.934）。 结论:基于CTE征象病变肠段区域数、最大淋巴结短径和肠壁表面不光整及其变化趋势的列线图可有效预测CD患者肠壁穿透性病变。

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与脊柱内固定术后深部感染的相关性及病原菌分析。方法:选取2013年1月至2019年1月湖北省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行脊柱内固定术且伴随HBV感染的患者184例作为HBV感染组，选取同期行脊柱内固定术的非HBV感染患者184例作为非HBV感染组。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深部感染发生情况及其病原菌分布情况，采取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法分析HBV感染患者术后发生深部感染、HBV再激活的影响因素。结果:HBV感染组患者术后深部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非HBV感染组[19.57%（36/184）比9.24%（17/1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患者术后深部感染的病原菌均以鲍氏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为主，病原菌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年龄≥ 65岁、手术时间≥ 3 h、术中出血量≥ 1 000 ml、CD 4+/CD 8+<1.4、总淋巴细胞计数<0.7 × 10 9/L、术前肝功能异常[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40 U/L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50 U/L]、术前HBV-DNA（+）的HBV感染患者术后深部感染发生率均显著升高[27.16%（22/81）比13.59%（14/103）、28.77%（21/73）比13.51%（15/111）、31.15%（19/61）比13.82%（17/123）、29.69%（19/64）比14.17%（17/120）、27.78%（20/72）比14.29%（16/112）、7/18比17.47%（29/166）、30.43%（21/69）比13.04%（15/1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出血量（≥ 1 000 ml）、CD 4+/CD 8+（<1.4）、总淋巴细胞计数（<0.7 × 10 9/L）、术前HBV-DNA（+）是HBV感染患者脊柱内固定术后深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1或<0.05）。年龄≥ 65岁、手术时间≥ 3 h、术中出血量≥ 1 000 ml、术前肝功能异常、术前HBV-DNA（+）、术后深部感染患者HBV再激活发生率显著升高[（33.33%（27/81）比18.45%（19/103）、34.25%（25/73）比18.92%（21/111）、34.43%（21/61）比20.33%（25/123）、8/18比22.89%（38/166）、34.78%（24/69）比19.13%（22/115）、41.67%（15/36）比20.95%（31/1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出血量（≥ 1 000 ml）、术前HBV-DNA（+）、术后深部感染是HBV感染患者HBV再激活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或<0.01）。 结论:HBV感染显著增加脊柱固定术后深部感染发生率，其独立危险因素为术中出血量（≥ 1 000 ml）、CD 4+/CD 8+（<1.4）、总淋巴细胞计数（<0.7 × 10 9/L）、术前HBV-DNA（+）。脊柱内固定术可引起HBV再激活，其独立危险因素为术中出血量（≥ 1 000 ml）、术前HBV-DNA（+）、术后深部感染。

目的:观察大黄联合针刺治疗对重型颅脑损伤（STBI）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T淋巴细胞亚群、B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方法:选取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2020年9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STBI患者11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根据随机抽签法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6例。两组均给予常规治疗，对照组给予大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辅以针刺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浆T、B淋巴细胞亚群比值和IL-6水平变化及两组患者预后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89.29%（50/56）］显著高于对照组［73.21%（41/56）］（χ 2=4.75， P=0.029）；两组治疗后第7 d的IL-6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均 P < 0.05）；观察组治疗后7 d的IL-6水平［（469.60±196.54）mg/L］显著低于对照组［（695.25±277.67）mg/L］（ t=4.96， P < 0.05）；观察组的T淋巴细胞亚群（CD 4+、CD 8+、CD 4+/CD 8+）以及B淋巴细胞亚群（CD 19+、CD 20+）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更接近正常值（均 P < 0.05）；治疗后3个月，两组患者格拉斯哥预后量表（GOS）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后1个月的评分（均 P <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1个月［（2.94±0.53）分］、3个月［（4.06±0.53）分］GOS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2.63±0.58）分、（3.72±0.48）分］（ t=2.95、3.56，均 P < 0.05）。 结论:大黄联合针刺治疗能显著降低STBI患者血浆IL-6水平，调节T、B淋巴细胞亚群，降低炎性反应，改善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