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DC联合CIK治疗156例局部晚期或晚期胰腺癌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1月至2023年12月在东部战区总医院肿瘤科进行自体DC联合CIK治疗的156例局部晚期或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淋巴细胞亚群、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近期疗效、远期疗效.结果:156例胰腺癌患者中有92例治疗前后均进行了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CR 0例,PR 0例,SD 42例,PD 50例,ORR为0%,DCR为45.65%.外周血CA199水平在治疗前后无显著差异,但有19例患者治疗后下降超过20%.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CD3+、CD4+、CD8+、CD56+、CD25+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和CD4+/CD8+T细胞比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患者外周血IL-2、IFN-γ的平均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P<0.05),TNF-α和IL-6无显著差异(P>0.05).156例患者mOS为8.53个月,1年累积生存率为39%,2年累积生存率为15%,3年累积生存率为15%,没有随访到5年的生存数据.治疗过程中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DC-CIK能使局部晚期和晚期胰腺癌患者产生抗肿瘤免疫反应,取得一定的客观疗效并可能使患者生存期延长.

目的:探讨短链脂肪酸(SCFAs)对小鼠肾损伤后炎症及纤维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双侧肾动脉夹闭25 min诱导缺血再灌注(I/R)肾损伤建立小鼠肾脏纤维化模型后，小鼠随机分为缺血再灌注组(I/R组)、短链脂肪酸组(I/R＋SCFAs组)和短链脂肪酸合并抗CD25单克隆抗体组(I/R＋SCFAs＋anti-CD25组)，并设假手术组(Sham组)，每组6只。I/R＋SCFAs组和I/R＋SCFAs＋anti-CD25组小鼠在术前1周连续饮用SCFAs溶液，且I/R＋SCFAs＋anti-CD25组小鼠在术前2 d和手术当天给予腹腔注射anti-CD25；Sham组小鼠只分离肾动脉不进行夹闭。建模28 d后收集各组小鼠肾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测，免疫组织化学检测CD6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叉头盒转录因子P3(Foxp3)和转录因子维甲酸相关孤儿受体γt(RORγt)的表达，Western印迹检测各组肾组织中Toll样受体4(TLR4)、髓样分化因子88(MyD88)和核转录因子κB p65(NF-κB p65)及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等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Sham组相比，I/R组小鼠病理损伤较重，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增多，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肾组织CD68、TNF-α、ICAM-1表达显著升高(P均<0.05)，Western印迹检测TLR4、MyD88、NF-κB p65、α-SMA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增多(P均<0.05)。与I/R组相比，I/R＋SCFAs组小鼠肾纤维化程度减轻，肾组织的CD68、TNF-α、ICAM-1表达降低，而且TLR4、MyD88、NF-κB p65、α-SMA蛋白表达水平亦降低(P均<0.05)。与I/R＋SCFAs组相比，I/R＋SCFAs＋anti-CD25组病理损伤加重，Foxp3表达减少，而TNF-α、ICAM-1、RORγt表达升高(P均<0.05)，TLR4、MyD88、NF-κB p65、α-SMA蛋白表达水平有所升高。结论:SCFAs可能通过TLR4/MyD88/NF-κB通路抑制炎症因子产生，从而减轻肾脏炎症反应和肾纤维化。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复杂的自身免疫疾病,传统治疗在部分重度和难治性患者中效果有限.近期研究显示,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T细胞疗法在SLE治疗中展现出了具有前景的疗效.生物标志物在精准评估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至关重要,CAR T细胞治疗与安全性评估标志物包括传统标志物和与CAR T细胞疗法相关的标志物.传统的SLE病情监测标志物,仍可用于CAR T细胞治疗基线随访和病情监测,如血清抗双链DNA、抗单链DNA和抗核小体等自身抗体的滴度下降,血清补体水平恢复正常,以及尿蛋白/肌酐比值的改善,均提示病情得到有效控制.CAR T细胞疗效监测标志物分为B细胞和T细胞标志物.输注后,B细胞数量下降,B细胞表型以初始B细胞为主,记忆B细胞和浆母细胞的比例显著降低,表明治疗取得了疗效.输注前,初始T细胞(CD45RA+CD27+)和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D62L+CD27+)的高比例则提示更强的抗肿瘤效应;患者的CAR T细胞表达与早期记忆分化相关的转录因子,如T细胞因子7和淋巴增强子结合因子1,提示这些患者对CAR T细胞疗法更为敏感.输注后,CD25、CD69和CD137等T细胞激活标志物,以及CD57、PD-1和Tim-3等耗竭标志物的高表达,提示T细胞的杀伤能力受到限制.CAR T细胞治疗安全性标志物不仅包括CAR T细胞分泌的效应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2和IFN-γ),还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如IL-1和IL-8),其水平可用于评估CAR T细胞疗法最常见的毒副反应[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ICANS)].高水平的血清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对于预测CAR T细胞治疗后发生严重CRS和ICANS的风险具有较高的价值.此外,基线血小板计数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可预测血液毒性,由IL-8、IFN-γ和IL-1β组成的感染相关预测模型,能够有效预测患者输注后出现严重感染的风险.CAR受体结构设计、清除淋巴细胞的化疗方式,患者曾接受的治疗选择及自身免疫状态等都会影响CAR T细胞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在当前及未来将开启的相关临床研究中,应纳入全面、规范的检测和评估体系,为CAR T细胞疗法在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应用,提供比较标准.

目的 探讨苯并(a)芘对变应性鼻炎(AR)模型鼻黏膜功能及Treg细胞甲基化水平的影响.方法 36只SPF级BALB/c雌性小鼠中选取12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剩余小鼠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AR模型组和苯并(a)芘干预组,各12只.AR模型组和苯并(a)芘干预组进行建模处理.建模后,苯并(a)芘干预组腹腔注射7.89 mg/kg苯并(a)芘,正常对照组和AR模型组给予等量的无菌PBS溶液腹腔注射.对各组小鼠的鼻炎症状评分和鼻腔灌洗液细胞涂片嗜酸细胞(EOS)计数、血清中卵清蛋白特异性IgE(OVA-sIgE)、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3(IL-13)和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Eotaxin)水平、小鼠鼻黏膜病理学变化、小鼠鼻黏膜Th亚群及Foxp3甲基化和蛋白水平进行对比.结果 与AR模型组相比,苯并(a)芘干预组中小鼠鼻炎症状评分和鼻腔灌洗液细胞涂片EOS计数增加最为明显(P＜0.05),小鼠血清中 OVA-sIgE、GM-CSF、TNF-α、IL-13 和 Eotaxin 水平升高最为明显(P＜0.05);苯并(a)芘干预后,可见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鼻黏膜上皮组织排列紊乱,增生和血管扩张严重,纤维上皮也受到严重的损伤,出现大量的杯形细胞,苯并(a)芘干预组小鼠鼻黏膜中AhR阳性细胞数量升高最为明显(P＜0.05);Th1和Treg占比降低最为明显,Th2、Th17占比升高最为显著(P＜0.05);小鼠脾脏CD4+CD25+调节性T细胞Foxp3基因甲基化水平升高最为明显(P＜0.05),小鼠脾脏中Foxp3蛋白水平降低最为明显(P＜0.05).结论 苯并(a)芘通过增加CD4+CD25+调节性T细胞Foxp3基因甲基化,降低Treg细胞比例,加重了鼻黏膜炎症和免疫失衡,进而参与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

目的:分析201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AIDS的特征和流行趋势变化。方法:从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下载201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15岁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AIDS个案信息，应用SPSS 22.0软件描述和分析病例的特征和流行趋势。结果:2015-2020年河南省新报告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AIDS 10 877例，占HIV/AIDS总数的构成比由2015年的32.6%增长至2020年的35.5%（趋势 χ 2=81.880， P<0.01）；男女性别比1.9∶1（7 105∶3 772），年龄（45.5±15.8）岁，逐年增加（ F=5.184， P<0.01），以40~59岁年龄组为主，女性病例中<50岁组的构成比逐年减少（趋势 χ2=69.888， P<0.01）；主要分布在HIV早期流行地区（驻马店市、南阳市、周口市、商丘市）和郑州市，与首次CD4 +T淋巴细胞（CD4）<200个/μl病例集中的地区一致；首次CD4 M（ P 25， P 75）为298（143，462）个/μl，首次CD4 <200个/μl的构成比随时间无明显变化，首次CD4≥500个/μl的构成比逐年减少（趋势 χ2=18.961， P<0.01）。 结论:河南省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AIDS总体疫情呈上升趋势，以男性、已婚、初中、农民或民工、40~59岁为主，提示需关注农村地区和中年人群，结合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特点，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控制艾滋病传播。

目的:分析克罗恩病（CD）患者累积再手术率、手术原因及药物对再手术的影响。方法:纳入2000年1月至2020年3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行肠道切除术的CD患者，依据是否再次手术将患者分为再手术组及非再手术组，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初次及再次手术原因以及初次术后维持治疗；同时将患者按CD不同术后复发危险分层分为复发高危组及低危组，分析总体手术累积复发率及不同危险分层的累积再手术率，并分析不同维持治疗药物对两组患者再手术的影响。结果:共纳入160例患者，其中男110例、女50例；手术时年龄（35.6±14.1）岁；再手术组40例，非再手术组120例。再手术组中，男性（ P=0.030）、穿通型病变（ P<0.001）以及初次手术前阑尾切除史（ P=0.035）的患者比例高于非再手术组，初次手术原因中以肠梗阻占比最高（26.9%，43/160），再次手术原因中以肠瘘占比最高（42.5%，17/40）。术后1、3、5及10年累积再手术率分别为5.9%（9例）、12.3%（17例）、21.8%（25例）及37.6%（34例）。低危组患者术后10年累积再手术率为19.8%（3例），高危组患者42.8%（31例），两组患者累积再手术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低危组患者术后是否加用维持治疗的复发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6），而高危组患者中未加用维持治疗的患者较加用免疫抑制剂±（联合或不联合）5-氨基水杨酸（5-ASA）（ P=0.001）以及生物制剂±5-ASA（ P=0.001）的患者再手术比例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D患者手术后仍有再手术风险，针对高危组给予免疫抑制剂及生物制剂有预防患者再手术的作用。

目的:探讨 18F－FDG PET/CT显像对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的病因诊断能力。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于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49例初诊HLH患者(男32例、女17例，年龄19～61岁)。观察并记录PET/CT显像结果及临床资料。以病理学检查及临床随访结果为标准，计算PET/CT、PET、CT显像对HLH病因的诊断效能；采用 χ2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与非血液系统肿瘤相关性HLH间PET/CT显像特征及临床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采用ROC曲线分析计算血液系统肿瘤患者淋巴结SUV max、可溶性CD25(sCD25)预测继发HLH的AUC和最佳阈值。 结果:PET/CT、PET、CT在HLH病因诊断中的灵敏度、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5.7%(30/35)、8/10、84.4%(38/45)、93.8%(30/32)、8/13；77.1%(27/35)、6/10、73.3%(33/45)、87.1%(27/31)、6/14；62.9%(22/35)、5/10、60.0%(27/45)、81.5%(22/27)、5/18。不同病因组间淋巴结分布及边界、肝脾及骨骼病变特征、淋巴结及肝、脾、骨骼SUV max、性别、年龄、WBC、中性粒细胞(ANC)、PLT、乳酸脱氢酶(LDH)、总胆红素(TBIL)、C反应蛋白(CRP)、sCD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3.91～9.66， t值：3.75～7.90, z值：3.82～4.01，均 P<0.05)。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比值比( OR)：1.28(95% CI：1.09～1.72)、1.56 (95% CI：1.17～2.49)， P值：0.004、0.013]；预测最佳阈值分别为12.6、40 028 ng/L，AUC分别为0.87、0.76，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88.6%(31/35)和8/10、65.7%(23/35)和7/10；两者结合后AUC为0.83，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74.3%(26/35)和9/10。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对HLH病因诊断具有较高价值；淋巴结SUV max、sCD25为血液系统肿瘤继发HLH的预测因素。

目的:探究宁波市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变异类型及构成，并分析其与红细胞参数的相关性。方法:以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进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的785例儿童作为回顾性研究对象，分析当地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变异类型及构成情况；并从中选取地中海贫血基因变异携带者238例和同期体检的健康儿童100例（对照组）进行血常规检测，分析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类型与血液学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在进行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的785例儿童中，共有571例确诊为地中海贫血基因变异携带者，检出率为72.7%，包括α-地中海贫血228例、β-地中海贫血337例、αβ-复合型地中海贫血6例，涵盖17种变异类型、25种基因组合形式。对照组、α-地中海贫血组和β-地中海贫血组的红细胞计数（RBC）、红细胞比容（HCT）、血红蛋白浓度（Hb）、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和红细胞分布宽度（RDW）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 F = 125.03、86.24、141.06、192.99、121.46、198.63、178.06， P均< 0.001）；本次检测中常见的4种基因型-- SEA/αα、β IVS-Ⅱ-654/β N、β CD41-42/β N、β CD17/β N患儿HCT、Hb、MCH、MCV和RDW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5.03、3.34、6.24、10.33、6.83， P均< 0.05）。 结论:宁波市儿童地中海贫血基因型具有多样性，不同基因型的红细胞参数差异较大。

目的:分析艾滋病合并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cytomega-lovirus retinitis，CMVR)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诊断为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的基本信息、临床特点、眼底表现、治疗和预后情况，采用logistic单因素回归和多因素回归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73例艾滋病合并CMVR患者中，男54例，女19例，年龄为(41.3±12.1)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为34.0/μL，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者5例(6.85%)。血液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DNA阳性者40例(54.79%)。35例(47.95%)患者入院时有眼部症状，病灶以单眼受累为主(53.42%, 39/73)，检眼镜检查显示呈中央型病变者41例(56.16%)，伴渗出病变者63例(86.30%)，有出血病变者52例(71.23%)。67例患者接受抗CMV治疗，46例治疗后好转出院，2例未治疗患者随访期间病变好转，中位住院时间为25 d。logisitic单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单独使用抗CMV药物(膦甲酸钠或更昔洛韦)治疗的患者，使用抗CMV药物联合地塞米松治疗的患者预后更好[比值比(odds ratio, OR)＝0.308， P＝0.038]。相较于年龄<30岁的患者，年龄>50岁的患者预后较差( OR＝14.667， P＝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50岁是影响CMVR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8.183， P＝0.009)。 结论:CMVR好发于CD4 +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的艾滋病患者，但CD4 +T淋巴细胞计数>200.0/μL的患者仍有可能发生CMVR，且并非所有患者血液CMV DNA均呈阳性，故艾滋病患者有必要常规行眼底筛查。CMVR总体预后较好，年龄>50岁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适量使用地塞米松联合抗CMV药物治疗可改善预后。

目的:提高对伴JAK2 V617F突变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HPS）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市博爱医院2019年8月收治的1例伴有JAK2 V617F突变MDS合并HLH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三系重度减少，白细胞计数1.14×10 9/L，血红蛋白38 g/L，血小板计数13×10 9/L。骨髓、外周血原始细胞分别占0.02、0.02，可见噬血细胞。早期骨髓流式细胞术免疫表型可见的髓系原始细胞约占3.1%。JAK2 V617F突变检测阳性，伴有ASXL1、JAK2、SH2B3、TET2、U2AF1基因突变。铁蛋白1 884 ng/ml，可溶性CD25 17 454 pg/ml，NK细胞活性12.49%。治疗上兼顾MDS和HPS两种疾病，病情稳定近2年，后期出现骨髓纤维化、骨髓衰竭表现。 结论:伴有JAK2 V617F突变MDS合并HPS患者易出现骨髓纤维化，早期联合使用芦可替尼治疗有效，总体预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