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17岁，2020年1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侧桡骨远端疼痛，后发现左桡远端肿块，并逐渐出现弯腰受限。2020年5月患者出现双下肢无力，2020年6月中旬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8 ℃，不伴畏寒、寒战、盗汗。查血常规、肝肾功能大致正常，血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2.619 kU/L)，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y, ANA)、抗可溶性抗原(extractable nuclear antigen, ENA)、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抗环瓜氨酸肽(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CCP)抗体均阴性，多次血培养及骨髓培养(－)，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血游离轻链比值(－)。外院腕关节MRI示左桡骨远端占位，大小2.7 cm×1.8 cm×2.3 cm，伴周围软组织水肿；髋关节MRI示双髂骨、耻骨、髋臼及左侧股骨颈多发异常信号，考虑"骨肿瘤"。外院 18F－FDG PET/CT显像示左侧桡骨远端、左侧肩胛骨、C4椎体、T3~T4、T7、T11、L3椎体、骨盆多处、左侧股骨颈、左侧股骨内侧髁多发溶骨性破坏，代谢异常增高(SUV max：28.5~32.8)。随后完善桡骨穿刺，病理示多量组织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组织细胞CD68(+)，CD1a(－)，Langerin(－)，S－100蛋白(－)，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约20%)，考虑组织细胞增生性病变，首先考虑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 ECD)，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野生型。2020年6月起予干扰素、泼尼松治疗，患者每日仍有低热，且双下肢无力逐渐加重，无法站立，伴尿潴留。后患者为进一步诊治入本院，为评估骨病变行 99Tc m－亚甲基二膦酸盐(methylene diphosponate, MDP)全身骨显像及胸部SPECT/CT显像(图1，图2)。全身骨显像示颈、胸、腰椎多个椎体、左侧肩胛骨、双侧骶髂关节、右侧髋臼及坐骨、左侧腕关节、左侧膝关节显像剂摄取增高灶，SPECT/CT显像可见这些病灶部分为溶骨性破坏，也有部分是成骨为主的骨破坏，部分椎体病变周围伴有软组织密度影，另外有多个椎体出现病理性骨折。

CD99L2(CD99 antigen-like 2)基因位于染色体Xq28，编码高度保守、广泛表达的糖基化跨膜蛋白。自2003年首次报道以来，CD99L2蛋白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黏附分子，在炎症反应、白细胞渗出、淋巴瘤中起重要作用。但是，近年越来越多研究发现该基因与孤独症谱系障碍、脑性瘫痪、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密切相关，但具体机制仍不清楚，该基因功能至今未明确。该文就CD99L2基因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患者，女，32岁，2020年12月因头晕、乏力就诊于当地医院。B超检查示：双侧颈部、腋窝、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血常规：WBC 21.6×10 9/L，HGB 76 g/L，PLT 107×10 9/L。骨髓穿刺发现原始幼稚细胞54%，流式细胞术分析示T淋系表达（CD34、CD7、CD13、CD33、TDT、cCD3、CD5、CD99阳性，CD19、cCD79a弱阳性）伴髓系、B淋系表达（CD5 83%，CD99 97%，CD1a 0.3%，cCD79dim 60.3%，MPO 0.3%，cCD3 92.6%，TDT 47.6%），染色体核型为46,XX,6q-,t（10；12）（p15；q23）,12p+[3]/46，XX[4]，多重PCR检查阴性，二代测序检测到NOTCH1突变21.7%、CREBBP突变20.9%、IKZF1突变16.3%、KRAS突变18%、RAD21突变18.4%、SUZ12突变16.6%。诊断为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初始用CIVP（环磷酰胺+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地塞米松）方案诱导化疗，获得骨髓完全缓解（CR），微小残留病（MRD）4.4%，染色体核型正常，NOTCH1、CREBBP、IKZF1基因突变均阴性。随后继续予培门冬酶+hyperCVAD（B）方案巩固治疗，骨髓持续CR，MRD<1.5×10 -4，继续予hyperCVAD（A）方案巩固化疗1次。患者于2021年4月26日接受allo-HSCT（供者胞妹，HLA全相合），预处理方案为改良Bu/Cy方案（司莫斯汀+阿糖胞苷+白消安+环磷酰胺），单个核细胞回输量10.84×10 8/kg，CD34 +细胞回输量6.61×10 6/kg。患者于移植后10 d粒细胞植入，13 d血小板植入。患者移植后未出现明显急/慢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规律复查骨髓均为CR，MRD阴性，细胞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在98.0%以上。2022年9月21日患者复查骨髓原始细胞占3.5%，MRD 3.8%，STR 93.7%，考虑疾病复发。随后（2022年9月27日）给予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联合干扰素α治疗，治疗后2周骨髓原幼细胞占16.5%，MRD 15.1%，诊断为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原幼细胞较前上升，提示DLI疗效不佳。鉴于患者此次复查骨髓提示肿瘤细胞CD38阳性（阳性表达率高达96.3%），于2022年10月予2次达雷妥尤单抗（16 mg/kg，共800 mg）单药治疗（间隔1周），用药过程顺利，未发生不良反应。期间监测患者胆红素指标进行性升高，同时躯干部及四肢出现散在斑丘疹，考虑肝脏、皮肤GVHD，经甲泼尼龙、他克莫司联合芦可替尼抗GVHD后患者皮疹逐步消褪，但胆红素水平仍持续升高，再予巴利昔单抗（共3次）加强抗GVHD、血浆置换（共1次）治疗后胆红素水平明显下降，肝脏GVHD控制。于2022年11月2日复查骨髓形态示原幼细胞占1.0%，MRD<1.0×10 -4；STR 98.8%，提示本病缓解。1个月后复查患者骨髓细胞形态持续完全缓解，MRD阴性，STR 98.7%，CD38表达3.11%。随访13个月，持续处于CR状态。

目的:分析河南省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失败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艾滋病(AIDS)患者基因型耐药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调整ART方案、减少耐药提供依据。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河南省接受ART 24周以上并出现病毒学失败(HIV RNA≥500拷贝/mL)的HIV感染/AIDS患者，收集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方案等临床资料，并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进行HIV-1基因亚型及其耐药序列突变检测，将序列提交美国斯坦福大学HIV耐药解释系统比对检测结果，确定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RTI)、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NRTI)、蛋白酶抑制剂(PI)、整合酶抑制剂(INSTI)的基因型耐药结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ART失败患者发生耐药的影响因素。 结果:982例HIV感染/AIDS患者中899例成功扩增获得序列，检出耐药737例，耐药率为81.98%(737/899)，其中对NRTI、NNRTI、PI、INSTI的耐药率分别为71.97%(647/899)、79.31%(713/899)、5.23%(47/899)和2.72%(20/734)。737例耐药患者中发生2类药物同时耐药者最多，占79.78%(588/737)，主要为NRTI＋NNRTI耐药[79.10%(583/737)]；99例(13.43%)仅发生1类药物耐药，48例(6.51%)发生3类药物同时耐药，2例(0.27%)对上述4类药物均耐药。共检测到10种HIV-1基因亚型，其中B亚型最多，占59.73%(537/899)，其次为流行重组型(CRF)01_AE亚型[21.91%(197/899)]和CRF07_BC亚型[9.45%(85/899)]。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ART方案和HIV-1基因亚型是耐药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线CD4 ＋T淋巴细胞计数<100/μL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是CD4 ＋T淋巴细胞计数≥250/μL的4.55倍[95%可信区间( CI) 2.69～7.70]；使用2NRTIs＋NNRTI方案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是使用2NRTIs＋INSTI方案的4.51倍(95% CI 1.75～11.63)；感染B亚型和CRF01_AE亚型的患者发生耐药的风险分别是感染CRF07_BC亚型的2.18倍(95% CI 1.10～4.29)和2.70倍(95% CI 1.26～5.78)。 结论:河南省ART失败的HIV感染/AIDS患者基因型耐药发生率较高，基线低CD4 ＋T淋巴细胞水平、2NRTIs＋NNRTI治疗方案、B亚型和CRF01_AE亚型是患者发生耐药的危险因素。

目的:对1例临床拟诊为X-连锁高IgM综合征(X-linked hyper-IgM syndrome, XHIM)并发进行性多灶性脑白质病变(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 PML)的患儿 CD40L基因及人类嗜神经多瘤病毒(Jamestown Canyon virus, JCV)进行检测，明确致病原因，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采集患儿及父母外周血提取基因组NDA，设计扩增 CD40L基因5个外显子及外显子-内含子连接区的特异性引物并进行PCR扩增，产物测序结果与GenBank中 CD40L基因序列分析对比确定有无变异。用两对JCV特异性引物对患儿外周血DNA行巢式PCR扩增，目的条带PCR产物测序结果与GenBank中JCV序列对比确定患儿是否存在JCV感染。 结果:测序结果显示患儿为 CD40L c．506 A>C(p.Tyr169Ser)错义变异半合子，该变异位于CD40L肿瘤坏死因子同源区结构域，引起CD40L蛋白疏水作用及结构稳定性丧失，经PolyPhen2及SIFT蛋白功能预测软件预测分别为很可能有害变异(probably damaging, score＝1.00)及有害变异(deleterious, score＝-8.868)，该变异尚未见文献报道。患儿母亲携带 CD40L c．506 A>C(p.Tyr169Ser)半合子变异，父亲未检测到该变异。患儿外周血DNA巢式PCR产物经凝胶电泳后发现JCV目的条带，测序结果与GenBank中JCV基因序列比对同源性达到99%，表明患儿外周血DNA中含有JCV，有JCV感染。 结论:CD40L基因分析及JCV检测结果确诊患儿为XHIGM，其并发的PML与JCV感染有关。

患者，女，46岁，因"皮肤散在瘀点1个月，加重伴乏力、饱腹感20余天"于2015年6月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入院前一周患者就诊于当地医院考虑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入院后骨髓穿刺活检显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细胞系：比例减低（占18%），各阶段粒细胞比例减低，形态未见明显异常。红细胞系：比例减低（占9.5%），有核红细胞及成熟红细胞形态未见明显异常。淋巴细胞比例增多（占72.5%），其中原始淋巴细胞占67%，形态上胞体大小不等，胞质不规则，核染色质较粗，可见核仁1~2个。全片未见巨核细胞，血小板少见。POX染色：病理细胞100%阴性。骨髓流式细胞术检查：成熟T淋巴细胞（倾向于TCRγ/δ型）占有核细胞34.96%，考虑T细胞淋巴瘤可能性大。病毒血清学显示EB病毒核心抗原IgG抗体1.614，衣壳抗原IgG抗体5.256。肝功能：AST 75.1 U/L，ALT 50.8 U/L，γ-谷氨酰转肽酶61.0 U/L，ALP 117.2 U/L，LDH 1 343 U/L。查体：全身可见散在瘀点，以双侧腋下、后背为著。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肝脾肋缘下可触及，肝肋缘下2 cm，脾肋缘下1.5 cm。患者全腹CT检查提示脾脏多发占位。PET-CT检查示：肝、脾体积明显增大伴代谢弥漫增高；腰5椎体密度增高，骨骼代谢弥漫稍高。排除手术禁忌后行腹腔镜脾切除术。病理检查：送检脾脏组织，总体积约18 cm×15 cm×6 cm。显微镜下可见脾红髓内充满形态单一、中等大小的淋巴细胞，核圆形或卵圆形，染色质稀疏，核仁不明显，核分裂象不易识别。免疫组化结果显示：Ki-67（50%+），CD2（+），CD3（+），CD5（-），CD7（+），CD4（-），CD8（+），CD43（+），CD56（+），TIA-1（+），CD20（-），TdT（-），PAX-5（-），CD34（-），CD10（-），CD1a（-），MPO（-），CD99（-），Granzyme B（-），EMA（-），Bcl-6（-），CD21（-），PD-1（-），ALK（-），CD30（-），原位杂交检测EBER（-）。分子病理显示TCRγ的Vγ1-Vγ10-Jγ（+）、Vγ9-Vγ11-Jγ（+），TCRδ的Vδ-Dδ2-Jδ-Dδ3（+），见基因重排单克隆。病理诊断：脾γδT细胞淋巴瘤。患者确诊后即采用CHOP方案，化疗3个疗程后开始采用Hyper CVAD A方案，化疗间期骨髓、外周血流式细胞术提示复发后，更改为Hyper CVAD B方案。随着病情进展患者出现胸部不适，考虑与贫血有关。全身淋巴结未见肿大，病变累及肝脏、脾脏及骨髓。患者因一般情况差放弃化疗，于确诊后8个月死亡。

目的:探讨先天性梭形细胞/硬化性横纹肌肉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17年4月至2022年1月诊断的先天性梭形细胞/硬化性横纹肌肉瘤16例（包括会诊病例10例），分析其组织形态学特点、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结果:16例患儿中，男患儿9例，女患儿7例；5例于母孕产期发现，11例于出生后即发现，肿物分别位于胸壁、腰背部、腹膜后、四肢及会阴部。肿瘤由束状排列的梭形细胞构成，局部间质硬化并玻璃样变性，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肿瘤细胞不同程度表达结蛋白、Myogenin、MyoD1、平滑肌肌动蛋白、CD56及间变性淋巴瘤激酶，其他标志物CD34、CD99、pan-TRK、S-100蛋白、BCOR等均不表达。11例行NCOA2（8q13）及VGLL2（6q22）基因断裂探针检测，提示4例（4/11）染色体NCOA2（8q13）存在断裂易位；6例测序病例中，1例（1/6）检测到MYOD1基因p.L122R位点杂合突变；2例行电镜检测，镜下见束状排列肌丝，部分有原始肌节形成。5例经单纯性手术切除，2例活检后仅随诊观察，9例术后予化疗。有效随访12例，2例术后复发，2例带瘤生存。结论:先天性梭形细胞/硬化性横纹肌肉瘤是先天性横纹肌肉瘤的罕见亚型，好发于婴儿的胸背部及下肢，NCOA2/VGLL2基因融合改变可能是其最常见的遗传学改变，相比横纹肌肉瘤的其他亚型及同亚型的青少年、成人患者预后较好，分析总结其临床病理学特征有助于与其他婴幼儿软组织肿瘤相鉴别及精准治疗。

患者女，57岁，15 d前受凉后出现咳嗽、胸闷、哮喘等症状，运动后上述症状加重，无发热，偶有咳嗽伴白痰及右胸痛。患者曾于8年前行"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病理示"高分化脂肪肉瘤"。实验室检查(括号内为正常参考值范围)：中性粒细胞百分数80.9%(40.0%~75.0%)，WBC、RBC计数及PLT均正常；血清真菌D葡聚糖171.11(0~100.00) ng/L；结核感染T细胞斑点试验(T－SPOT)阴性对照孔0，阳性对照孔正常，抗原A(ESAT－6)孔17(0~6)，抗原B(CFP－10)孔12(0~6)；红细胞沉降率54(0~20) mm/1 h；C反应蛋白64.20(0~10.00) mg/L；腺苷脱氢酶11(0~22) U/L；胸腔积液常规：蛋白质定性(++)，体液有核细胞数482(0~300)×10 6/L。胸部CT示：右侧胸膜增厚，右侧胸腔积液，右肺膨胀不全。 18F－FDG PET/CT[德国Siemens Biograph TruePoint64(52环)]显像(图1)示：右侧胸膜弥漫性增厚代谢明显增高；腹盆腔内巨大不规则脂肪密度肿块局部代谢轻度增高，密度不均匀，其内有成熟的脂肪组织、纤维分隔及软组织密度影。为进一步明确病变类型，行CT引导下右侧胸膜病变穿刺活组织检查示：(胸膜)恶性肿瘤，结合病史及基因检测，符合去分化脂肪肉瘤。免疫组织化学：AE1/AE3(灶+)，甲状腺转录因子－1(－)，细胞角蛋白7(－)，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癌胚抗原(－)，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局灶约40%+)，D2－40(+)，CD34(－)，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蛋白6(+)，Friend白血病整合素1(+)，CD31(部分+)，结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CD99(+)，B细胞淋巴瘤2(+)，上皮膜抗原(－)。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结果：MDM2基因扩增。

目的 探讨血管瘤样纤维组织细胞瘤(AFH)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鉴别诊断及与PD-L1表达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5例AFH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及PD-L1表达情况,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男性患者1例,女性患者4例,年龄2～65岁;临床表现为皮下无痛性肿块.眼观:瘤体大小0.8～3.0cm,切面灰白灰红色.镜检:瘤细胞结节样生长,可见纤维包膜和假血管样腔隙形成,肿瘤周边可见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免疫表型:Vimentin、Desmin、CD68、SMA、CD99及EMA阳性,CD34和S-100均阴性.3例PD-L1呈阳性表达.分子病理:3例检测到EWSR1基因分离信号.结论 AFH是一种少见的中间性肿瘤,其诊断依据主要依靠病理特征、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PD-L1可在AFH中表达,这将为AFH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目的:研究儿童罕见β-地中海贫血(β-地贫)的β-珠蛋白基因突变类型、血液学特征和临床表现.方法: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2年1-12月检测地中海贫血的病例.血细胞分析仪行血常规检测,高效液相色谱法行血红蛋白(Hb)分析;跨越断裂点聚合酶链反应(Gap-PCR)法、荧光PCR熔解曲线法和DNA测序检测α-地中海贫血(α-地贫)和β-地贫基因突变.结果:共检出99例β-地贫患儿,其中2例为罕见β-珠蛋白基因突变导致β-地贫的患儿.病例1为1岁女患儿,轻度贫血,血常规示Hb 101.00g/L,红细胞计数(RBC)5.43×1012/L,红细胞平均体积(MCV)56.90 fL,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量(MCH)18.60pg,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327.00g/L,红细胞比容(HCT)0.31 L/L和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RDW)0.19;Hb分析结果示HbA25.70％,HbF2.60％.基因分析及DNA测序结果显示β-珠蛋白基因IVS-I-2(T＞C)突变杂合子.病例2为6岁男孩,轻度贫血,血常规示Hb 94.90 g/L,RBC 4.97 x 1012/L,MCV 59.97 fL,MCH 19.11 pg,MCHC 318.70 g/L,HCT 0.30 L/L,RDW0.15;Hb分析结果示HbA2 5.80％,HbF 1.90％.基因分析及DNA测序结果显示β-珠蛋白基因CD95(+A)杂合子突变.结论:首次在国内发现β-珠蛋白基因CD95(+A)杂合子突变导致β-地贫的患儿,临床表现为轻度贫血,Hb A2水平增高;首次报道国内儿童β-珠蛋白基因IVS-I-2(T＞C)杂合子β-地贫的血液学特征、Hb分析和临床表现.这两种β-地贫基因突变类型在国内较罕见,提示临床上容易漏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