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黄芪代茶饮联合地特胰岛素治疗气阴两虚证妊娠期糖尿病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2021年3月—2023年3月收治的60例气阴两虚证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根据治疗方案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提供地特胰岛素治疗[睡前皮下注射,0.1～0.2 U/(kg·d)],研究组提供地特胰岛素联合黄芪(10g为1剂,每日1剂)代茶饮治疗.对比疗效和血糖指标、氧化应激指标、炎症与生长因子和妊娠结局以及治疗安全性.结果:研究组疗效、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总抗氧化能力(T-AOC)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明显高于对照组,中医证候积分、空腹血糖(FPG)、餐后2h血糖(2h PG)、HbA1c、炎症因子和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降低(t=0.005～15.233,均P＜0.05);两组治疗安全性相当(P＞0.05).结论:黄芪代茶饮联合地特胰岛素治疗气阴两虚证妊娠期糖尿病,可减轻症状,改善不良妊娠结局.

目的:探讨溴结构域蛋白4 （bromodomain-containing protein 4, BRD4）促进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机制及靶向抑制效应。方法:收集未经化疗的45例HB穿刺活检或手术切除组织石蜡标本。将未经化疗的45例具有特征性肿瘤细胞的组织石蜡标本作为HB组；在45例石蜡标本中有30例组织边缘可见瘤旁肝组织肝小叶结构正常、可见小叶中央静脉和汇管区的组织，该30例作为瘤旁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半定量检测BRD4的表达水平，并对BRD4的表达水平与患儿临床病理特点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运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uantificational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蛋白质印迹法和免疫荧光技术检测人HB细胞株HepG2对照组（未经处理的HepG2细胞）、空载组（转染Si-NC的HepG2细胞）以及Si-BRD4敲低组（转染Si-BRD4的HepG2细胞）的BRD4表达水平，检测Yes相关蛋白1 （Yes-associated protein 1，YAP1）和c-Myc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运用CCK-8法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HepG2对照组和Si-BRD4敲低组的细胞活力和凋亡率。使用JQ1、长春新碱（vincristine, VCR）、JQ1联合VCR分别处理HepG2细胞48 h后，通过CCK-8法、EDU-555细胞增殖试剂盒和TUNEL染色检测各组细胞的活力、增殖能力及凋亡率。将使用30 nmol/L JQ1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JQ1组，将使用70 μg/ml VCR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VCR组，将使用30 nmol/L JQ1和70 μg/ml VCR干预的HepG2细胞作为JQ1联合VCR组。结果:①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果显示BRD4在HB细胞核阳性率为97.8%（44/45），瘤旁肝细胞核阳性率为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②根据美国儿童肿瘤协作组（Children's Oncology Group，COG）分期，Ⅰ~Ⅱ期低表达8例，高表达4例，Ⅲ~Ⅳ期低表达3例，高表达30例，BRD4表达水平与肿瘤的COG分期有关（ P<0.001）。低表达患儿无转移发生，高表达患儿转移11例，BRD4表达水平与肿瘤转移相关（ P=0.042）。③qRT-PCR检测结果显示YAP1和c-Myc的mRNA表达水平在Si-BRD4敲低组较HepG2对照组和空载组明显下降；蛋白质印迹法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也显示YAP1和c-Myc的蛋白表达水平在Si-BRD4敲低组较HepG2对照组和空载组显著下降。④CCK-8法检测结果显示HepG2细胞48 h的光密度（optical density，OD）值在Si-BRD4敲低组明显低于HepG2对照组，0.423±0.015比0.532±0.026，细胞活力明显下降，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03， P= 0.007）。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SiRNA敲低BRD4处理48 h后，Si-BRD4敲低组HepG2细胞的凋亡率为（24.58±3.95）%，显著高于HepG2对照组的（6.46±2.1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13， P＝0.002）。⑤CCK-8检测结果显示JQ1组、VCR组和JQ1联合VCR组的HepG2细胞活力较HepG2对照组显著降低，分别为0.364±0.020、0.383±0.014、0.269±0.019和0.943±0.014，和HepG2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JQ1联合VCR组细胞的活力低于JQ1组和VCR组，分别为0.269±0.019、0.364±0.020、0.383±0.01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88， P=0.004）和（ t= 8.26， P=0.002）。EDU检测结果显示运用JQ1、VCR及JQ1联合VCR分别作用于HepG2细胞后，明显抑制了HepG2细胞增殖，提升了细胞凋亡率，JQ1联合VCR对细胞增殖的抑制和细胞凋亡的促进作用更明显。TUNEL染色结果显示JQ1联合VCR用药的细胞凋亡率高于单独使用JQ1和VCR。 结论:BRD4在HB中高表达且与肿瘤的COG分期及转移相关，可通过YAP1、c-Myc发挥促肿瘤作用，JQ1联合VCR用药作用效果强于单独使用JQ1和VCR。

目的:探讨术中射频在中国肝癌分期方案（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中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一医院2010年1月11日至2017年1月31日收治的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将患者分为肝动脉化疗栓塞（TACE）组、射频消融（RFA）组、TACE联合RFA组和切除联合RFA组。收集4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原发肿瘤情况及化验检查等资料。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4组患者总体生存差异。运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根据术前甲胎蛋白（AFP）、肿瘤最大直径、肿瘤数目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共纳入269例患者，其中男194例、女75例，年龄23~84岁（中位年龄58岁）。其中TACE组73例、RFA组70例、TACE联合RFA组69例、切除联合RFA组57例。TACE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43.5%、10.2%和0，RFA组分别为46.3%、17.7%、和0，TACE联合RFA组分别为56.8%、21.5%和2.3%，切除联合RFA组分别为76.5%、38.7%和3.8%，切除联合RFA组患者生存预后最佳（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切除联合RFA、肿瘤最大直径<5 cm、无血管侵犯、术前AFP≤400 μg/L、总胆红素（TBIL）<34 μmol/L（ HR=0.784、0.718、0.633、0.846、0.617；均 P<0.05）是改善患者总体生存的影响因素。Cox回归模型显示，切除联合RFA、肿瘤最大直径<5 cm、术前AFP≤400 μg/L（ HR =0.702、0.743、0.647；均 P<0.05）是改善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对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而言，切除联合RFA是治疗的有效手段，对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有着明显优势。在术前AFP≤400 μg/L、肿瘤数目<3个和（或）肿瘤最大直径<5 cm的患者中采用切除联合RFA可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切除联合RFA、肿瘤<5 cm、术前AFP≤400 μg/L是CNLCⅡa~Ⅲa期多发肝癌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探讨G2特异性E3样（G2E3）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应用TCGA分析G2E3在HCC中的表达水平、独立预后价值及其与预后的关系；cBioPortal分析G2E3与甲基化的关系；TIMER分析G2E3与免疫浸润的关系；GEPIA分析G2E3与免疫检查点的关系；GSEA分析G2E3在HCC发生发展中的可能机制。结果:G2E3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肝组织（ P<0.05）；G2E3高表达组在总生存期、疾病特异性生存期、无进展间隔均显著低于低表达组（ P<0.05）；G2E3高表达是HCC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P=0.018）；G2E3的表达与甲基化呈负相关关系（ P<0.05）；G2E3的表达与6种肿瘤免疫浸润细胞呈正相关关系（ P<0.05）；G2E3的表达与PD-1、PD-L1、PD-L2、CTLA4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 P<0.05）；GSEA分析结果提示G2E3可能通过氧化磷酸化反应、CD22介导的BCR调节、PI3KAKT、Notch、Wnt、Mapk等信号通路调控HCC的发生发展。 结论:G2E3在HCC中是高表达的；G2E3的表达与甲基化、免疫浸润及预后不良密切相关；G2E3可能通过多条信号通路调控HCC的发生发展；G2E3可能成为HCC新的诊断和治疗靶点。

患者 男性，52岁，因“上腹部不适3周余”于2020年11月19日入院。患者3周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不适，无发热黄疸，无恶心呕吐，无腹泻便血。2020年11月12日外院腹部平扫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大片状或条索状低密度影，占位可能，合并肝内胆管扩张；腹部动态增强MRI检查结果提示：（1）肝右叶巨块状异常信号影，增强后有不规则条索状分割样强化，门静脉右支低信号充盈缺损影，考虑为巨块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2）肝硬化；（3）脾大。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炎、结核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史3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30年，白酒平均350 ml/次，每天3次。无类似肝炎或肝癌家族史。入院体检：一般生命体征平稳，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0分，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肋下2 cm，脾脏未触及，皮肤巩膜无黄染，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1 210 μg/L，总胆红素16.9 μmol/L、直接胆红素8.1 μmol/L、总蛋白72.0 g/L、白蛋白39.4 g/L、ALT 47 U/L、AST 45 U/L、凝血酶原时间12.1 s、国际标准化比值1.01、乙肝表面抗原6 535 U/ml、乙肝E抗原4.10 COI、乙肝E抗体0.699 COI、乙肝核心抗体0.008 COI、乙肝病毒定量2.36×10 3 U/ml。入院后复查上腹部平扫+多期增强CT（图1，2），结果显示：（1）肝右叶肿块，最大截面135 mm×104 mm，考虑为肝细胞癌；（2）门静脉主干及右支内栓子形成；（3）肝硬化、脾大。诊断：（1）肝细胞癌，伴PVTT Ⅲ型（cT3N0M0）、巴塞罗那分期 C期、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分）；（2）慢性乙肝；（3）肝硬化（代偿期）；（4）脾大。

目的:探究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及其他相关指标对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发生感染的评估价值。方法:筛选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肝移植手术且病历资料完整的患者。采用队列研究，收集患者人口学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他克莫司血药浓度等数据。将所有术后发生感染的患者分为术后2～4周、5～12周、13～52周及>52周组，并根据年龄±3岁对各组进行1∶1配对未感染患者。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比较术后感染与未感染组的临床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肝移植术后早期(即术后2～4周)发生感染的影响因素。采取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分析评估术后早期他克莫司浓度的相对安全值。 结果:共纳入肝移植术后感染患者150例，其中术后2～4周组65例，术后5～12周组31例，术后13～52周组27例，术后>52周组27例，4组匹配的未感染患者分别为52、30、32、39例。303例肝移植患者中男247例(81.52%)，年龄范围为10～78岁；乙型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是主要原发疾病，分别占41.91%(127/303)和47.52%(144/303)。术后2～4周发生感染患者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为(11.46±4.94) μg/L，丙氨酸转氨酶为118.20(38.80，215.80) U/L，分别高于未感染组的(7.12±2.33) μg/L和39.40(23.40，142.70) 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26、 Z＝2.66，均 P<0.05)。痰液来源的检出样本最多，占61.6%(98/159)。共分离出174株病原体，其中革兰阴性菌[55.2%(96/174)]居多，以肺炎克雷伯菌[20.1%(35/174)]和鲍曼不动杆菌[13.8%(24/174)]为主。多因素分析表明，他克莫司血药浓度[比值比( OR)＝1.634，95%可信区间( CI)1.298～2.058， P＝0.001]是肝移植患者术后2～4周发生感染的危险因素，而淋巴细胞计数( OR＝0.165, 95% CI 0.057～0.474， P＝0.010)是其保护因素。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判断患者术后2～4周发生感染的曲线下面积为0.817，临界值为8.7 μg/L( P<0.05)，灵敏度为0.708，特异度为0.846。 结论:肝移植患者主要感染部位为呼吸系统。革兰阴性杆菌是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当肝移植患者术后2～4周的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在8.7 μg/L以下时，术后早期感染发生率可能会降低。

目的:探讨沉默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c－Met表达对结肠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方法:利用HCT116结肠癌细胞，通过RNA干扰技术建立c－Met瞬时转染的细胞模型，同时设阴性对照(siRNA－NC)和空白对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细胞中c－Met的表达，通过细胞增殖实验、细胞周期和凋亡测定、细胞侵袭实验、细胞迁移实验等观察沉默c－Met对HCT116结肠癌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结果:siRNA－Met组、siRNA－NC组和空白对照组细胞c－Met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32±0.26、1.05±0.23和1.01±0.03，c－Met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为0.24±0.03、1.18±0.11和1.23±0.06，siRNA－Met组均显著降低(均 P<0.05)。转染后72 h，siRNA－Met组的吸光度值为1.13±0.05，低于siRNA－NC组(1.53±0.07， P<0.01)和空白对照组(1.48±0.08， P<0.01)。siRNA－Met组G 2/M期细胞比例为(14.65±1.41)%，高于siRNA－NC组[(5.63±0.71)%， P<0.05]和空白对照组[(5.07±0.70)%， P<0.05]，并且siRNA－Met转染后，细胞周期调节蛋白Cdc25c和cyclin B1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siRNA－Met组细胞凋亡率为(5.85±0.35)%，显著高于siRNA－NC组[(0.91±1.14)%， P<0.05]和空白对照组[(1.00±0.17)%， P<0.05]，并且siRNA－Met转染后，凋亡相关蛋白Bcl－2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Bcl－2关联X蛋白(BAX)表达水平显著升高。siRNA－Met组的细胞迁移率为(51.33±8.62)% ，显著低于siRNA－NC组[(102.33±6.43)%, P<0.05]和空白对照组[(100.00±3.72)%， P<0.05]。siRNA－Met组穿透至基底膜下室面的细胞数为(47.50±10.60)个，少于siRNA－NC组[(102.50±10.61)个， P<0.05]和空白对照组[(100.00±5.33)个， P<0.05]，并且siRNA－Met转染后，侵袭相关蛋白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MMP－9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 结论:c－Met在维持结肠癌细胞生物学特性中发挥重要作用，c－Met抑制剂可能在结肠癌治疗中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探究联合检测血浆中游离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预测肝细胞癌术后复发的作用。方法:病例系列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治疗的Ⅰ~Ⅳ期肝细胞癌患者，入组的所有患者在治疗后1、3、6、9和12个月进行甲胎蛋白（AFP）以及影像学评估检查；同时抽取患者外周血进行血浆循环肿瘤DNA（ctDNA）甲基化检测，比较患者治疗后血浆中游离BMPR1A和PLAC8基因甲基化检测结果以及传统肿瘤标志物AFP检测的阳性率。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该方法对肝细胞癌复发的预测效能，并根据游离DNA甲基化结果阳性和阴性，以及AFP是否大于7 μg/L，分别将肝细胞癌患者划分为甲基化高风险组（12例）、甲基化低风险组（21例）、AFP高风险组（15例）和AFP低风险组（18例），进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联合检测血浆中游离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对肝癌复发预测的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88.9%，ROC曲线分析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检测肝癌复发的曲线下面积为0.770和0.778，AFP为0.522；相比影像学检查，游离DNA甲基化检测平均可以提前58.3 d检测出肝细胞癌的复发（53.8 d比112.1d）。基于游离DNA甲基化预测的高风险组400 d的无进展生存率为22.2%，低于低风险组（76.2%， P<0.001）。 结论:相比于AFP，检测BMPR1A、PLAC8基因甲基化能更准确地预测肝细胞癌的复发，可成为一种实用的监测肝癌复发的方法。

目的:了解合并胆汁淤积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方法: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湖南省儿童医院12例伴胆汁淤积的HS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应于Sanger测序法对疑似致病突变位点进行验证。结果:患儿均因皮肤黄染入院，8例（66.67%）患儿有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为黄疸、脾大（12/12）、腹痛、贫血（4/12）和肝大（5/12）。所有患儿血红蛋白下降，网织红细胞比例、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升高，红细胞脆性试验阳性，外周血可见球形红细胞。转氨酶升高者7例，重度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者4例，胆道结石者8例，胆道扩张者2例。3例患儿肝脏病理检查提示肝细胞轻度损害（G1S1）。5例患儿共发现6种未报道突变， SPTB基因c.2431_2450del、c.4974-2A > G、c.2575G > A和22~35号外显子缺失， ANK1基因：c.2379-2380delCA和c.6dupC。经治疗后患儿胆红素仍有异常，2例患儿行脾脏切除，术后胆红素和血红蛋白恢复正常。 结论:HS患儿可出现胆汁淤积，治疗效果欠佳的患儿可考虑行脾脏切除术，6种新基因变异扩展了HS的基因突变谱。

目的:了解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联合患病年龄在同时期双表型肝细胞癌（DPHCC）患者与非双表型肝细胞癌（非DPHCC）患者中临床诊断价值，以寻求快捷有效的鉴别诊断生物标志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的患者164例，其中DPHCC共29例（17.7%），非DPHCC共135例（82.3%）。统计以上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包括患者基本信息、临床症状体征、传染病史、术前1 d实验室化验指标、术后病理报告等相关资料，术后随访时间18个月，资料完整。通过分析同时期DPHCC患者与非DPHCC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以寻找快捷有效的鉴别诊断指标物，并探讨提示DPHCC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结果: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DPHCC和非DPHCC组患者患病年龄［（53.9±10.0）与（62.6±9.1）岁］、甲胎蛋白［143（4.8~984.8）与9.9（2.8~71.3）μg/L］、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3.650±1.924与2.220±1.486）、中性粒细胞数、淋巴细胞数、脉管浸润率、TNM分期、中国肝癌分期（CNLC）、Child分级和日本综合分期评分（JIS）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患病年龄（ OR值：0.967，95% CI：0.860~0.957）和NLR（ OR值：1.564，95% CI：1.205~2.029）为DPHCC鉴别诊断的危险因素。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后发现NLR的诊断效能最大，最佳截断值为2.586。其联合患病年龄可提高鉴别诊断能效性，最大的诊断效能为曲线下面积（AUC）=0.836，灵敏度为89.66%，特异度为65.93%。 结论:NLR联合患病年龄对预测DPHCC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或可成为鉴别DPHCC与非DPHCC患者的有效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