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前列腺孤立性导管内癌（isolated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iIDC-P）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改变、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6—2022年间的3例iIDC-P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通量DNA靶向测序及随访，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3患者年龄分别为61、67、77岁，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水平分别为7.99、7.99、4.86 μg/L。例1和例2包含前列腺穿刺和根治标本，例3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标本。镜下：例1穿刺标本仅1条组织见导管内癌（累及2个导管）、根治标本其中6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3~1.1 cm），其中1张切片见小灶低级别腺泡腺癌（病灶直径0.05 cm）。例2穿刺标本6条组织见导管内癌，根治标本其中13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5~1.6 cm），另外3张切片可见低级别腺泡腺癌（最大病灶直径0.6 cm）。例3电切标本其中5条组织见导管内癌。例1和例2导管内癌呈实性生长，导管-腺泡显著膨胀，核显著异型；例3呈致密筛状或疏松筛状结构，核显著异型，核仁明显。例2伴有粉刺样坏死，3例核分裂象均易见。导管内癌免疫表型：双标34βE12+P504s显示基底细胞表达34βE12/异型肿瘤细胞表达P540s，p63和CK5/6显示腺泡/导管周围基底细胞，肿瘤细胞表达NKX3.1、雄激素受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不表达GATA3，导管内癌和腺泡腺癌均弱表达PTEN、不表达ERG。高通量DNA靶向测序：例2和例3伴有MAPK/PI3K通路基因改变（KRAS、MTOR和PTEN），例2伴有p53突变、例3伴有FOXA1突变。3例均未发现TMPRSS2：：ERG融合，3例均显示微卫星稳定，肿瘤突变负荷低（2.1~3.1 muts/Mb）。随访16~91个月，均无生化复发及远处转移。结论:iIDC-P是一种特殊的前列腺导管内癌，不同于伴有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前列腺导管内癌，具有独特的分子改变，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原位病变。

目的:探讨海马CA1区γ-氨基丁酸（GABA）能神经元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 NLRP3）基因敲除对小鼠创伤性颅脑损伤（TBI）后认知障碍的改善作用。 方法:将48只清洁级健康雄性NLRP3 flox/flox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对照病毒组（SV组）、假手术+GABA能神经元 NLRP3基因特异性敲除组（SG组）、TBI+对照病毒组（TV组）及TBI+GABA能神经元 NLRP3基因特异性敲除组（TG组），每组12只。其中，TV组、TG组小鼠采用自由落体法构建TBI模型，SV组、SG组小鼠仅行头皮剪开及开骨窗等外科操作、不予打击，SG组、TG组小鼠于TBI造模前21 d于海马CA1区注射腺病毒制备GABA能神经元 NLRP3基因特异性敲除模型，SV组、TV组小鼠仅于海马CA1区注射空载病毒作为对照。TBI造模后第30、31天应用新物体识别实验评价各组小鼠的认知功能，第32~36天应用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估各组小鼠的学习及记忆功能，第31天应用在体电生理记录小鼠在新物体识别实验中探索新物体时海马CA1区场电位。上述实验结束后，处死小鼠并取材，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检测各组小鼠海马CA1区微管相关蛋白2（MAP2）、谷氨酸脱羧酶67（GAD67）、突触后密度蛋白95（PSD95）的荧光强度，以及焦亡相关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18（IL-18）/GAD67双阳性神经元占总GAD67阳性神经元的百分比。 结果:与SV组、SG组比较，TV组、TG组小鼠的新物体识别指数明显下降，水迷宫实验中实验阶段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下降、训练阶段第3、4天的逃避潜伏期明显上升，海马CA1区θ、γ振荡功率在探索新物体时明显下降，海马CA1区MAP2、GAD67、PSD95的荧光强度明显减弱，IL-18/GAD67双阳性神经元百分比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TV组比较，TG组小鼠的新物体识别指数明显上升，水迷宫实验中实验阶段的穿越平台次数明显上升、训练阶段第3、4天的逃避潜伏期明显下降，海马CA1区θ、γ振荡功率在探索新物体时明显上升，海马CA1区MAP2、GAD67、PSD95的荧光强度明显增强，IL-18/GAD67双阳性神经元百分比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海马CA1区GABA能神经元 NLRP3基因敲除能够改善小鼠TBI后的认知障碍，其机制可能与抑制GABA能神经元焦亡相关。

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探讨G2特异性E3样（G2E3）在肝细胞癌（HCC）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应用TCGA分析G2E3在HCC中的表达水平、独立预后价值及其与预后的关系；cBioPortal分析G2E3与甲基化的关系；TIMER分析G2E3与免疫浸润的关系；GEPIA分析G2E3与免疫检查点的关系；GSEA分析G2E3在HCC发生发展中的可能机制。结果:G2E3在HCC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肝组织（ P<0.05）；G2E3高表达组在总生存期、疾病特异性生存期、无进展间隔均显著低于低表达组（ P<0.05）；G2E3高表达是HCC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P=0.018）；G2E3的表达与甲基化呈负相关关系（ P<0.05）；G2E3的表达与6种肿瘤免疫浸润细胞呈正相关关系（ P<0.05）；G2E3的表达与PD-1、PD-L1、PD-L2、CTLA4的表达呈正相关关系（ P<0.05）；GSEA分析结果提示G2E3可能通过氧化磷酸化反应、CD22介导的BCR调节、PI3KAKT、Notch、Wnt、Mapk等信号通路调控HCC的发生发展。 结论:G2E3在HCC中是高表达的；G2E3的表达与甲基化、免疫浸润及预后不良密切相关；G2E3可能通过多条信号通路调控HCC的发生发展；G2E3可能成为HCC新的诊断和治疗靶点。

目的:分析3种胶体金免疫层析试剂盒检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免疫球蛋白M（IgM）和免疫球蛋白G（IgG）抗体的特异性，探讨假阳性的干扰因素和避免方法。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3月6日至4月20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诊或住院患者的血清：（1）健康对照组120例；（2）病原感染组139例：乙型肝炎大三阳和小三阳42例、丙型肝炎抗体阳性27例、梅毒抗体阳性11例、巨细胞病毒抗体阳性12例、风疹病毒抗体阳性12例、EB病毒抗体阳性8例、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患者血清各15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血清12例；（3）内源性干扰组242例：血清总IgM升高20例、IgG升高20例、总补体升高15例、甲胎蛋白升高9例、类风湿因子正常组（≤20 IU/ml）84例和升高组（>20 IU/ml）94例；（4）孕妇和肿瘤患者组126例：包括孕妇、实体器官恶性肿瘤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各42例。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患者咽拭子2019-nCoV核酸，阴性样本且患者排除2019-nCoV感染的纳入抗体假阳性研究。用A、B、C 3种胶体金免疫层析试剂盒检测上述血清2019-nCoV抗体，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A试剂检测健康对照血清2019-nCoV IgM和IgG的假阳性率为0和0.83%（1/120），B试剂假阳性率为4.17%（5/120），C试剂无假阳性。3种试剂检测大肠埃希菌血流感染患者血清假阳性率均为1/12，B试剂在丙肝抗体阳性血清的假阳性率为7.41%（2/27）。B试剂在血清类风湿因子正常组和升高组假阳性率分别为9.52%（8/84）和54.26%（51/94）（χ2=40.05， P<0.001）；A试剂和C试剂在类风湿因子正常组均无阳性，升高组各有3例IgM/IgG抗体阳性。A、B、C试剂在总体人群中的假阳性率分别为0.55%（3/548）、4.20%（23/548）、0.73%（4/548）。 结论:不同试剂盒的特异性差别较大，高类风湿因子是导致B试剂盒假阳性的主要因素，使用高纯度的抗体和适当的阻断剂有助于提高其检测的特异度。

目的:探讨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浸润性乳腺癌PIK3CA基因突变谱，为筛选潜在获益于靶向PI3K亚基特异性抑制剂的中国目标人群和制定检测策略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10月存档于北京协和医院的乳腺癌手术标本365例，从中选取186例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浸润性乳腺癌，以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其PIK3CA基因突变，对比分析与已有报道变异类型之间的差异。结果:从186例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中检出PIK3CA基因突变40例（21.5%，40/186）。其中位于第9号外显子和第20号外显子的突变占92.5%（37/40），包括E545K、E545G、Q546K、E542K、Q546R、P539R、E547D、H1047R、H1047L、H1047Q和N1044Y，仅有1例标本含有第7号外显子的C420R突变。另外，还发现2例涉及第1号外显子和第5号外显子罕见位点突变的标本，突变分别是F83C和G364R。研究共发现18种变异，根据数据，以伴随诊断方法可检出含已知突变的标本占比为85.0%（34/40）。在队列中，25.0%（10/40）的患者同时具有2种或3种突变，涉及的位点包括E726K/N345K、H1047Q/N345K、H1047R/G364R、H1047R/E453K、E545G/E726K、E542K/E726K、E542K/H1047R、E545K/H1047R/H1047L和E545K/E547D。PIK3CA突变型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发生率明显高于PIK3CA野生型患者（ P<0.05）。 结论:标本中除了常见位点占PIK3CA基因突变的绝大多数外，还有新的罕见位点突变，其临床意义尚待扩大样本量、开展多中心及临床疗效相关性等研究以进一步确认。

目的:观察TGX-221对人膀胱癌的抗肿瘤作用效果，并探究其作用机制。方法:选取人膀胱癌T24与5637细胞株作为研究对象。将T24及5637细胞分为PBS对照组、5和10 μmol/L TGX-221实验组，使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不同浓度的TGX-221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半数抑制浓度(IC 50)值，并同时检测对细胞活力的影响；使用细胞划痕实验和Transwell实验检测TGX-221对肿瘤细胞侵袭、迁移能力的抑制；使用流式细胞仪检验TGX-221干预对膀胱肿瘤细胞周期与细胞凋亡的影响，利用蛋白印迹法探寻干预后膀胱肿瘤细胞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相关通路蛋白变化情况，研究可能的作用机制。两组之间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TGX-221处理24 h后，5637、T24细胞株的半数致死浓度分别为15、30 μmol/L，实验组细胞增殖能力低于对照组[(66.81±4.12)%、(83.41±5.06)%比(100.00±5.65)%(5637细胞)；(78.71±5.75)%、(89.34±4.75)%比(100.00±4.50)%(T24细胞)]，实验组细胞迁移率显著降低[(34.10±3.29)%、(68.74±6.32)%比(100.00±1.52)%(5637细胞)；(69.78±6.06)%、(86.03±4.98)%比(100.00±6.55)%(T24细胞)]，实验组细胞侵袭能力显著降低[(18.44±5.17)个、(30.89±3.76)个比(51.22±4.84)个(5637细胞)；(50.33±6.26)个、(75.72±5.72)个比(101.11±8.91)个(T24细胞)]，细胞周期实验表明，实验组细胞周期大量停滞于G 0及G 1期[(72.40±2.22)%、(60.96±1.95)%比(45.00±3.15)%(5637细胞)；(65.88±3.05)%、(53.61±3.17)%比(43.61±1.26)%(T24细胞)]，实验组细胞凋亡率明显升高[(15.07±1.27)%、(9.93±0.97)%比(5.77±0.61)%(5637细胞)；(16.13±0.91)%、(11.06±1.19)%比(7.91±0.65)%(T24细胞)]，蛋白印迹实验中，实验组磷酸化蛋白激酶B(p-Akt)、磷酸化糖原合成酶激酶3β(p-GSK3β)、β-连环蛋白(β-catenin)、细胞周期蛋白(Cyclin) D1、波形蛋白(Vimentin)、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l-2)、N-钙黏蛋白(N-cadherin)等蛋白含量明显下调，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相关X蛋白(bax)、活化的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3(cleaved Caspase-3)、E-钙黏蛋白(E-cadherin)蛋白含明显上调。 结论:TGX-221可以抑制人膀胱癌5637与T24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迁移能力，抑制其细胞周期，促进细胞凋亡，其抑制侵袭及迁移能力的机制与蛋白激酶B(Ak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研究中性粒细胞外陷阱（NETs）在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相关心肌炎中的作用，探索靶向NETs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心肌炎（ICIAM）治疗靶点。方法:选6周龄健康雄性BALB/c小鼠30只，分别编号并随机分为对照组（ n=10）、模型组（ n=10）和治疗组（ n=10）。除对照组外，分别于第1和7天给小鼠皮下注射100 μl含有250 μg小鼠心肌肌钙蛋白I（TnI）肽段的弗氏完全佐剂（CFA）。第8天起每2天腹腔注射一次PD-1抑制剂（15 μg/只），共5次。PF-1355治疗组从造模开始前1天起连续16 d腹腔注射PF-1355（50 mg·kg -1·d -1）。观察各组小鼠一般状态，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TFQ-PCR）评估中性粒细胞相关趋化因子、NETs和焦亡相关因子、促炎细胞因子的转录水平调控，免疫组化、免疫荧光检测和蛋白质印迹法反映焦亡相关分子的蛋白水平变化，超声心动图展示主要心功能指标改变，心肌病理对比炎性浸润程度。 结果:模型组小鼠较对照组小鼠心肌NETs免疫荧光强度明显增加（2.49±0.08和0.99±0.26， P<0.001）。模型组心肌组织焦亡相关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NLRP3）、剪切的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leaved-Caspase 1）、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1（Caspase 1）、剪切的Gasdermin-D（cleaved-GSDMD）、Gasdermin-D（GSDMD）、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18（IL-18）的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上调（均 P<0.05）。PF-1355治疗后，相比于模型组，治疗组小鼠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73.58%±5.31%和58.12%±3.19%， P<0.001）、左室缩短分数（LVFS）（39.78%±4.31%和33.89%±2.19%， P<0.001）升高；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显示与模型组相比，治疗组炎性浸润面积百分比减少（30.12%±3.57%和14.92%±2.46%， P<0.001）；治疗组免疫荧光NETs生成较模型组减少（2.52±0.04和1.03±0.05， P<0.001）；治疗组NLRP3等焦亡相关分子水平较模型组下调（均 P<0.05）。 结论:在PD-1抑制剂相关的心肌炎中，NETs通过激活NLRP3炎症小体导致心肌细胞焦亡。特异性髓过氧化物酶抑制剂PF-1355通过调控NETs来下调NLRP3炎症小体激活，可能进一步挽救和逆转NETs介导的心肌焦亡损伤。

患者女，80岁，因“胸闷、喘息半月”2021年4月27日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住院治疗。患者半月前出现胸闷喘息，活动耐量下降，无胸痛、咯血等症状。既往有2型糖尿病病史20年余，口服降糖药，血糖控制情况不详；高血压病史10余年，自述血压控制可。既往无皮肤病及肿瘤病史，家族无肿瘤相关病史。体格检查：全身皮肤及黏膜未见色素痣、黄染、皮下结节或出血点；右侧锁骨上区可触及肿大淋巴结；左肺叩诊清音、右肺叩诊浊音，呼吸规整，右肺呼吸音低、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无胸膜摩擦音；心脏及腹部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下肢无水肿。肝功能检查：总蛋白51.6 g/L，白蛋白33.7 g/L，球蛋白17.90 g/L，前白蛋白166 mg/L，乳酸脱氢酶 530 U/L，α-羟丁酸脱氢酶426 U/L，乳酸脱氢酶同工酶1 130 U/L；胸水常规：白细胞计数907×10 6/L，李凡他试验阳性；肿瘤标志物检查：糖链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69.37 U/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3.64 ng/mL。2021年5月19日胸部CT增强扫描：右前上纵隔见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向前侵入胸壁，向后侵及双侧头臂静脉及上腔静脉，与右肺分界不清，肿块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内可见多发迂曲血管影，胸廓入口处、纵隔内可见多发肿大淋巴结；右侧胸膜弥漫增厚并多发结节影；双侧胸腔积液，右侧较多。见图1A、1B。2021年5月8日行 18F-脱氧葡萄糖PET/CT扫描：右上纵隔软组织肿块伴液化坏死，代谢增高，考虑原发恶性病变，建议活检；右侧胸腔及心包积液，右侧胸膜多发结节样增厚伴代谢增高，考虑胸膜转移；肝包膜多发结节伴代谢增高，考虑肝包膜转移。见图1C~1E。2021年5月24日CT引导下纵隔穿刺活检：恶性肿瘤伴局灶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100、HMB45、Melan-A阳性（图1F~1H），符合恶性黑色素瘤诊断。2021年5月19日外周血基因检测：丝/苏氨酸特异性激酶（serine-threon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BRAF）基因V600E，NRAS和Kis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基因2、3、4外显子，以及C-KIT和PDGFRA基因均未突变。临床诊断：原发性纵隔恶性黑色素瘤。考虑到患者高龄、基础疾病多，且肿瘤已经发生转移，手术治疗指征不足；基因检测无突变，无靶向治疗适应证，与患者家属沟通后，予以胸腔引流、补充白蛋白等保守治疗。患者症状好转后出院，目前患者失访。

目的:评价甲泼尼龙减轻大鼠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机制与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蛋白3 (NLRP3)通路的关系。方法:清洁级雄性SD大鼠60只，体重270~320 g，4~5月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20)：对照组(C组)、机械通气组(V组)和甲泼尼龙组(M组)。C组不行机械通气，自主呼吸空气4 h；V组机械通气(RR 40次/min，V T 40 ml/kg，I∶E 1∶1，PEEP 0，FiO 2 21%)4 h；M组机械通气前20 min静脉注射甲泼尼龙10 mg/kg。机械通气4 h时，收集肺泡支气管灌洗液(BALF)和肺组织，测定BALF IL-1β、IL-18、TNF-α浓度与肺湿重/干重(W/D)比值，观察肺组织病理学结果。Western blot法检测肺组织p38 MAPK、磷酸化p38 MAPK(p-p38 MAPK)、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天门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1(caspase-1)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C组比较，V组肺组织W/D比值、BALF IL-1β、IL-18和TNF-α浓度升高，p-p38MAPK、NLRP3、ASC和caspase-1表达上调( P<0.05)，M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V组比较，M组肺组织W/D比值、BALF IL-1β、IL-18和TNF-α浓度降低，p-p38MAPK、NLRP3、ASC和caspase-1表达下调( P<0.05)。 结论:甲泼尼龙减轻大鼠VILI的机制可能与抑制p38MAPK/NLRP3通路活性，减轻肺组织炎症反应有关。

目的:了解贵州省H9N2亚型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的流行与遗传变异情况，为AIV的防控提供依据。方法:统计2018年10月—2019年3月贵州省活禽市场外环境AIV检出情况，对选取的H9N2亚型AIV进行基因组的提取、血凝素(hemagglutinin, HA)基因的RT-PCR扩增与测序，并对获得的 HA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遗传进化和关键位点变异分析。 结果:贵州省活禽市场外环境AIV检出率为52.2%，H9N2占阳性的83.7%。H9N2亚型AIV HA基因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别为91.6%～100.0%和91.0%～100.0%，均属于Y280亚系，G57基因型；与致病性相关的裂解位点序列均为PSRSSRGLF和LSRSSRGLF，符合低致病性AIV的分子特征；与宿主特异性相关的受体结合关键位点存在H191N、E198T/A和Q234L三个位点的突变，具有人样受体结合特征；与毒力相关的糖基化位点均具有7个，其中因突变218位点均存在一个糖基化位点缺失，313位点均存在一个增加。与人感染毒株相比关键位点未发生重要突变。 结论:贵州省活禽市场外环境AIV检出率较高，污染较严重，且以H9N2为优势流行亚型；H9N2亚型AIV均属于Y280亚系，G57基因型，为低致病性AIV，毒株遗传差异在增大，关键氨基酸位点存在变异，具有感染人的风险，故应加强监测该病毒的分子遗传变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