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比较远端胃癌根治术Billroth-Ⅰ式（B-Ⅰ）与Billroth-Ⅱ式（B-Ⅱ）消化道重建患者术后的中长期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中心胃癌外科病例登记数据库中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859例患者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纳入标准：（1）术前经胃镜和活检明确胃癌诊断；（2）按照日本胃癌学会胃癌治疗指南择期实施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3）术后病理分期为Ⅰ~Ⅲ期的患者，TNM分期参照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标准；（4）术中联合脏器切除术只涉及胆囊或阑尾；（5）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或B-Ⅱ；（6）临床病理资料完整；（7）截止随访区间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5日内存活。排除标准：（1）随访依从性不佳；（2）问卷评价信息不全；（3）带瘤存活者；（4）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5）合并精神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严重影响问卷调查客观性或患者认知受干扰的情况。由固定的研究者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开展电话随访，以欧洲肿瘤治疗与研究组织研发的标准化问卷（EORTC）QLQ-C30评分（症状领域、功能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和EORTC QLQ-STO22评分（包括吞咽困难、疼痛、反流、进食受限、焦虑5个症状；口干、味觉、躯体形象、脱发4个单项项目）进行术后生活质量评价。全组859例患者，女性271例，男性588例；中位年龄57.0（49.5，66.0）岁。按术后随访年限，将纳入病例分为术后随访1年组（202例）、术后随访2年组（236例）、术后随访3年组（148例）、术后随访4年组（129例）和术后随访5年组（144例）；每组再根据患者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重建组和B-Ⅱ重建组，除术后随访4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肿瘤T分期、术后随访5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患者年龄、肿瘤T分期和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人口学、体质指数（BMI）、肿瘤TNM分期和肿瘤病理分级以及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提示术后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主要观察指标：比较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EORTC QLQ-C30和EORTC QLQ- STO22量表）及与营养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血清血红蛋白、白蛋白、总蛋白、甘油三酯）。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 M（ Q1， Q3）表述，使用Wilcoxon铁和检验（paired=False）比较，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 结果:EORTC QLQ-C30量表显示，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各项评分比较，除术后随访3年组的角色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W=748.0， P<0.001）外，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ORTC STO22量表显示，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术后随访2年组中的疼痛和进食评分以及在术后随访3年组中的进食、躯体和脱发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其他各项症状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随访1年组中B-Ⅱ重建组的甘油三酯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高（ W=2 060.5， P=0.038）；且B-Ⅱ重建组高脂血症（高甘油三脂>1.85 mmol/L）患者占比（19/168, 11.3%）高于B-Ⅰ重建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0.047， P=0.030）。术后随访5年组中的B-Ⅱ重建组白蛋白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低（ W=482.5， P=0.036）；且B-Ⅱ重建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40 g/L）患者占比（19/125，15.2%）高于B-Ⅰ重建组（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341， P=0.164）。其他与营养相关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在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与B-Ⅱ重建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B-Ⅰ式和B-Ⅱ式两种消化道重建方法对患者术后中长期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当。远端胃癌根治术在选择消化道重建方式时可根据个体情况、术者操作习惯和便捷性综合决定。

目的:分析新生儿ATP7B基因筛查结果并探讨不同变异位点间的连锁不平衡，为肝豆状核变性的临床诊断和遗传咨询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22年3月18日至12月30日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出生的12 619名新生儿，男新生儿6 605名，女新生儿6 014名，出生体重（3.44±0.56）kg。统计所有新生儿ATP7B基因筛查结果。应用芯片捕获二代测序技术对ATP7B基因的致病位点进行检测，检出位点采用Sanger测序进行家系验证。采用PLINK 1.9软件进行不同变异位点的连锁不平衡分析。结果:12 619名新生儿中22例检出ATP7B基因2~3个致病性变异（可疑阳性），其中20例召回家系验证，2例拒绝召回。3例新生儿2个位点变异分别来自父母，初步诊断肝豆状核变性，其余17例新生儿均为父源或母源顺式排列的c.3316G>A/c.588C>A或c.1708-1G>C/c.1168A>G变异位点的携带者。共检出249例ATP7B基因携带者（232例携带1个致病性变异，17例携带2个致病性变异），人群携带率为1/51，其中携带频率最高的变异为c.2333G>T（1/207），其余依次为c.2975C>T（1/421）、c.2621C>T（1/742）、c.2755C>G（1/971）和c.2605G>A（1/971）等。对c.3316G>A/c.588C>A、c.1708-1G>C/c.1168A>G两组变异进行连锁不平衡分析，均得 D＇=1，呈完全连锁不平衡。 结论:通过分析新生儿ATP7B基因筛查结果发现，ATP7B基因致病性变异携带率较高，且致病变异位点c.3316G>A/c.588C>A及c.1708-1G>C/c.1168A>G存在连锁不平衡，易呈顺式排列，为临床诊断与遗传咨询提供了新的参考依据。

目的:对20例凝血因子Ⅻ(FⅫ)缺乏症患者进行 F12基因的测序分析并探讨其分子机制。 方法:选择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期间就诊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门诊部的20例FⅫ缺乏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期法检测其凝血因子Ⅷ(FⅧ：C)、Ⅸ(FⅨ：C)、Ⅺ(FⅪ：C)和Ⅻ(FⅫ：C)的活性。用Sanger测序对其 F12基因的14个外显子以及5′和3′非翻译区进行分析，确定其变异位点。用生物信息学软件预测变异的致病性、分析氨基酸的保守性并模拟变异蛋白的模型。 结果:20例患者的FⅫ：C介于0.07% ~ 20.10%之间，远低于正常参考值，其他凝血指标则均未见异常。Sanger测序共发现10人携带 F12基因的变异，具体包括4例错义变异[c.820C>T(p.Arg274Cys)、c.1561G>A(p.Glu521Lys)、c.181T>C(p.Cys61Arg)和c.566.G>C(p.Cys189Ser)]，4例缺失变异c.303_304delCA(p.His101GlnfsX36)，1例插入变异c.1093_1094insC(p.Lys365GlnfsX69)以及1例无义变异c.1763C>A(p.Ser588*)。其余10人仅检测出46C/T变异。其中，c.820C>T(p.Arg274Cys)杂合错义变异以及c.1763C>A(p.Ser588*)纯合无义变异未见临床遗传变异数据库和人类基因突变数据库收录。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p.Arg274Cys与p.Ser588*均为致病变异，相关的氨基酸位点在不同物种中高度保守。蛋白预测模型提示，p.Arg274Cys破坏了原有氢键作用力，同时侧链变短，可影响FⅫ蛋白二级结构的稳定性，使关键的结构域发生变化。p.Ser588*导致FⅫ蛋白C端截短，改变了蛋白质结构的空间构象，可能影响丝氨酸蛋白酶的切割位点，导致FⅫ：C极度降低。 结论:在一期法检出的FⅫ：C偏低的患者中，50%携带 F12基因的变异，其中c.820C>T错义变异和c.1763C>A无义变异是导致凝血因子Ⅻ减低的新的变异。

目的:总结儿童酪氨酸羟化酶缺乏症(THD)患者临床与遗传学特征，提高医师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总结分析2011年5月至2020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确诊的33例 TH基因变异致THD患儿的临床表现、治疗及基因突变谱资料，并进行随访。 结果:33例THD患儿中，女19例，男14例；起病年龄0～6.3岁；起病诱因：感染、发热后起病13例，缺氧起病1例，无诱因起病19例。临床表现：轻型多巴反应性肌张力障碍7例，重型婴儿帕金森病伴运动发育迟缓16例，极重型进行性婴儿脑病10例。THD患儿症状呈波动性，晨轻暮重26例，感染加重22例，疲劳加重30例。THD患儿首发症状为尖足行走伴肢体僵硬7例、运动发育落后或倒退伴肢体软弱26例、震颤8例、眼睑下垂2例、肌张力障碍持续状态3例。THD患儿逐渐出现肢体僵硬23例、肢体松软27例、肢体活动减少27例、面部表情减少24例、震颤18例、尖足行走20例、马蹄内翻足7例、眼睑下垂8例、动眼危象10例、流涎21例、吞咽困难12例、构音障碍16例、呼吸困难3例、睡眠增多10例、睡眠减少5例、情绪烦躁15例、情绪淡漠2例、出汗多8例、肌张力障碍持续状态6例。THD患儿右侧肢体受累严重6例，下肢受累严重14例。THD患儿家族史阳性8例。33例THD患儿予左旋多巴治疗后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缓解，但其中10例出现异动症或烦躁的不良反应。截至2020年1月末次随访时，4例THD患儿失访，余29例年龄为0.8～13.2岁，其中22例临床症状基本消失。33例THD患儿中共发现25种不同 TH基因变异，5种热点变异依次为c.698G>A(13例)、c.457C>T(9例)、c.739G>A(6例)、c.1481C>T(4例)、c.694C>T(3例)。共发现13种未见文献报道的新基因变异(c.1160T>C、c.1303T>C、c.887G>A、c.1084G>A、c.1097A>T、c.734G>T、c.907C>G、c.588G>T、c.992T>G、c.755G>A、c.184-6C>T、c.1510C>T、c.910G>A)，其中c.910G>A(2例)为可能的中国人群创始人变异。 结论:TH基因变异致THD多于婴幼儿期起病，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本研究的THD患儿临床症状以重型多见，极重型和轻型次之，重型和极重型易误诊，所有THD患儿使用左旋多巴治疗疗效显著。发现了1个可能的中国人群创始人变异(c.910G>A)，c.698G>A和c.457C>T变异主要出现在重型和极重型THD患者中，c.739G>A主要出现在轻型THD患者中。

目的:探讨肥胖女性的孕期增重速率，以及该增重速率与巨大儿发生风险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的单胎、孕前体重指数（pre-pregnancy body mass index，PPBMI）≥28 kg/m 2的孕妇的临床资料。根据PPBMI将研究对象分为A组（PPBMI 28~<30 kg/m 2）、B组（30~<32 kg/m 2）和C组（≥32 kg/m 2）。比较3组研究对象的孕期增重速率，以及各妊娠阶段的增重速率与巨大儿发生风险的相关性，探讨不同PPBMI人群增重速率对巨大儿发生风险的影响。使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Kruskal-Wallis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特定妊娠阶段增重速率对巨大儿发生风险的影响。 结果:（1）共2 046例最终进入本研究，A、B、C组分别为982、588和476例。2 046例孕妇PPBMI 30.1 kg/m 2（29.0～31.9 kg/m 2），孕期增重10.5 kg（7.3～14.0 kg），其新生儿出生体重3 520 g（3 215～3 816 g），318例（15.5%）发生巨大儿；60例（2.9%）出生体重≥4 500 g，最大为5 580 g。（2）A、B和C组孕妇的年龄［32.0岁（29.0～35.0岁）、32.0岁（29.0～35.0岁）与32.0岁（29.0～34.0岁）， H=6.58］、有2型糖尿病史的比例［0.9%（9/982）、0.3%（2/588）与1.9%（9/476）， χ2=6.61］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3组孕期增重速率在孕20～24周以前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孕24～32周呈现平台期，孕32～36周出现高峰，随即降低。A组在孕前至孕14周［0.14 kg/周（0.00～0.25 kg/周）］、孕14～20周［0.25 kg/周（0.17～0.42 kg/周）］和孕20～24周［0.38 kg/周（0.25～0.63 kg/周）］的增重速率均高于B组［分别为0.07 kg/周（－0.03～0.21 kg/周）、0.25 kg/周（0.10～0.42 kg/周）和0.38 kg/周（0.22～0.60 kg/周）， Z值分别为－3.73、－2.16和－2.01， P值均<0.05］；B组上述时间段的增重速率亦均高于C组［分别为0.07 kg/周（－0.10～0.21 kg/周）、0.17 kg/周（0.05～0.33 kg/周）和0.25 kg/周（0.08～0.50 kg/周）， Z值分别为－2.55、－3.28和－3.25， P值均<0.05］。（4）A组孕14～20周［校正 OR值（adjusted odd ratio， aOR）=2.669，95% CI：1.378～5.169］及孕20～24周（ aOR=1.764，95% CI：1.143～2.723）的增重速率升高，B组孕20～24周（ aOR=2.149，95% CI：1.156～3.996）和孕36周至分娩（ aOR=1.888，95% CI：1.268～2.810）的增重速率升高、C组孕前至孕14周（ aOR=3.515，95% CI：1.158～10.665）和孕14～20周（ aOR=3.021，95% CI：1.058～8.628）的增重速率升高时，各组别中巨大儿的发生风险升高（ P值均<0.05）。当A、B、C组2个阶段的增重速率分别≥第50、75和25百分位时，巨大儿发生风险升高［ aOR（95% CI）分别为2.255（1.029～4.940）、4.399（1.017~19.023）和3.404（1.004～11.543， P值均<0.05］。 结论:肥胖女性的孕期增重速率呈逐渐加速的整体趋势。临床工作中应当关注该人群各妊娠阶段增重速率的变化。孕24周前阶段性增重过快与巨大儿发生风险升高有关。

目的 探索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 G588C突变在原发性肝细胞癌(HCC)组织HBV cccDNA中的存在情况及其对HBV复制的影响. 方法 通过滚环扩增(rolling cycle amplification,RCA)和PCR扩增测序,寻找G588C突变在18对HCC患者癌与癌旁组织中的存在情况.在HBV 1.2×质粒(HBV C基因型)的基础上构建G588C突变位点,将G588C突变质粒与野生型质粒分别转染HepG2和Huh7肝癌细胞系细胞,检测上清和细胞中HBsAg含量及上清中HBV DNA水平. 结果 在18对癌与癌旁组织中G588C、突变只存在于3例癌组织中;G588C突变组上清中HBsAg 3、4d含量分别为HepG2细胞5.605±1.182,8.270±2.241,Huh细胞2.714±0.371,10.148±2.793,细胞内HBsAg 3、4d含量分别为HepG2细胞4.852±1.024,7.736±1.762,Huh细胞18.349±3.040,34.110±2.129;野生型组上清中HBsAg 3、4d含量分别为HepG2细胞8.083±1.428,13.170±0.938,Huh细胞6.231±0.373,23.971±1.573,细胞内HBsAg 3、4d含量分别为HepG2细胞2.937±0.876,4.270±1.659,Huh细胞13.498±3.06,21.010±3.488.G588C突变组上清中HBsAg含量显著低于野生型组(F=44.88,P＜0.01),G588C突变组细胞内HBsAg含量显著高于野生型组(F=34.65,P＜0.01);G588C突变组上清和细胞中HBs Ag总量与HBV 1.2×野生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7.69,P＞0.05);G588C突变组上清中HBsAg与细胞内HBsAg的比值显著低于HBV 1.2×野生型组(F=23.59,P＜0.05),HBV DNA水平与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6.23,P＞0.05). 结论 G588C突变不影响HBV的复制,但影响HBsAg由细胞内向细胞外的分泌,这可能与HCC的发生发展有关.

目的:建立RTKN2基因rs3125734 C＞T、LDLR基因rs688 C＞T、APOB基因rs693 C＞T和APOC1基因rs4420638 A＞G四个SNP位点的PCR-HRM分子诊断方法,并研究其与兰州地区汉族人群类风湿关节炎易感的相关性.方法:通过设计引物和PCR-HRM检测体系优化,建立四个SNP位点的基因分型方法.检测588例RA患者和200例健康对照者标本,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其RA易感性.结果:经测序验证所建PCR-HRM检测方法的正确性.结果显示,rs3125734和rs688位点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RA组和对照组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分别为0.046和0.016、0.014和0.02),rs3125734杂合突变型CT在RA组与对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013,P=0.045,OR=1.613,95％ CI:1.010-2.576),rs688纯合突变型TT在两组间有显著差异(x2=6.853,P=0.009,OR=0.273,95％ CI:0.103-0.721).rs693和rs4420638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RA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RF和anti-CCP将RA组分层后,rs4420638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RF(-)RA组与对照组间有统计学差异(x2=4.710,P=O.030;x2 =4.110,P=0.043),其杂合突变型AG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x2=4.046,P=0.044,OR=1.799,95％ CI:1.015-3.186);rs693在各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构建rs688和rs4420638单倍型,单倍型CA和TA在RA组和对照组间有显著差异(P=0.020,OR=1.408,95％ CI:1.054-1.881;P=5.73×10-5,OR=0.443,95％ CI:0.295-0.664).结论:建立的rs3125734、rs688、rs693和rs4420638位点PCR-HRM分子诊断方法可用于常规化检测.rs3125734、rs688和rs4420638位点是兰州地区汉族人群的RA易感基因,rs3125734位点CT基因型和rs4420638位点AG基因型是RA发病的危险因素,而rs688位点TT基因型是RA的保护性因素.rs688和rs4420638的单倍型CA可显著增加RA的发病风险,TA可降低RA的发病风险.

目的:研究CD133基因3-UTR区域变异位点 (rs2240688和rs3130) 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 (SNPs) 与云南汉族人群非小细胞肺癌的相关性.方法:选取420例云南汉族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为病例组, 588例云南汉族健康个体作为对照组;采用Taq Man探针基因分型方法对2组受试者CD133基因中rs2240688和rs3130位点进行基因分型, 并采用χ2检验分析上述两SNPs位点等位基因、基因型及构建的单倍型分布频率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的差异.结果:病例组与对照组rs2240688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0.033), 而两组rs3130等位基因和基因型分布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rs2240688位点等位基因G是云南汉族非小细胞肺癌的风险性因素 (OR=1.301, 95％CI为1.056～1.601), rs2240688及rs3130间存在强连锁 (D'＞0.8);构建的两个SNPs位点的单倍型中rs2240688G-rs3130C与肺癌风险升高有关 (OR=1.238, 95％CI为1.003～1.528), 而单倍型rs2240688T-rs3130C可能是肺癌发生的保护性因素 (OR=0.828, 95％CI为0.690～0.994) .结论:CD133基因3-UTR区域的SNP位点rs2240688与云南汉族人群非小细胞肺癌相关, 等位基因G可能是云南汉族人群非小细胞肺癌的风险性因素.

目的 探讨宫内不同生长状态对超未成熟儿(extremely preterm infants,EPI)与超低出生体重儿(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infants,ELBWI)临床救治结局的影响.方法 收集广东省26家三级甲等医院新生儿科2013-2017年出院的EPI与ELBWI病例资料进行非干预性前瞻性研究,根据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分为A组(出生胎龄＜28周且出生体重＜1 000 g)、B组(出生胎龄＜28周但出生体重≥1 000 g)和C组(出生胎龄≥28周但出生体重＜1 000 g),比较3组患儿存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共2 392例息儿纳入分析,出生胎龄(27.7±1.9)周(22～36周),出生体重(919±158) g(300～1 750 g);其中A组948例(39.6％),B组571例(23.9％),C组873例(36.5％).A组存活率[49.5％(469/948)]低于B组[68.0％ (388/571)]和C组[67.4％(588/873)](P＜0.001),B组和C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发生率高于B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低于B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动脉导管未闭发生率高于C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低于C组;B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动脉导管未闭发生率高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宫内生长状态影响EPI和ELBWI的存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出生胎龄和出生体重对存活率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性,而出生胎龄对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脑室周围-脑室内出血、动脉导管未闭等并发症的影响较出生体重更大.

林龄是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和碳通量的一个关键因子.量化森林生产力随林分发育的变化规律,对于优化林龄结构,促进资源利用最大化,更好地发挥森林在调节CO2吸收、储存和释放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本研究采用空间代替时间法,在露水河林区设置12块不同发育阶段的阔叶红松林样地,运用经本地参数化的Biome-BGC模型,模拟了阔叶红松林净初级生产力(NPP)随林分发育的动态变化,分析了阔叶红松林NPP在4种发育情景模式下随林分发育的变化规律.结果 表明:不同龄组阔叶红松林的生物量表现为幼龄林＜中龄林＜成熟林＜过熟林,其平均生物量分别为(224.35±20.68)、(237.23±39.96)、(259.16±19.51)和(357.57±84.74) t· hm-2.模型模拟的不同发育阶段阔叶红松林NPP的变化范围为489.8～588 g C·m-2·a-1,模拟结果与MODIS观测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反映了Biome-BGC模型模拟阔叶红松林碳通量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模型模拟的阔叶红松林NPP随林分发育呈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在中龄林时达到最高,过熟林时最低.4种阔叶红松林发育动态情景模式下的NPP变化特征表明,在起始状态为人工种植红松林的自然发育和发育过程中对阔叶树实施采伐控制的两种情景下,成熟林时期NPP最高;而在起始状态为天然次生白桦林的自然发育和经人为采伐动态控制的两种情景下,均表现为幼龄期NPP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