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 男,50岁,工人,在工地劳作时,右腕部不慎被重约100公斤的铁器从高约2米处高空坠落砸伤致右腕完全性撕脱离断4 h急诊入院,入院时血压78/55 mm Hg(10.37/7.32 kPa)、心率52次/min、休克状态,神志淡漠,面色苍白,右上肢自腕部近端以远离断.立即予补液输血抢救、完善相关检查,纠正休克后,急诊全身麻醉下手术探查.

目的:探讨不同氧（O 2）浓度环境对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表型的影响及肺动脉高压的形成机制 。方法:采用酶解法分离培养大鼠原代PASMC，经鉴定后将稳定传代的PASMC分别置于正常O 2含量（C组）及55%O 2（H55组）、75%O 2（H75组）、95%O 2（H95组）的密闭容器培养6 h。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和Western blot法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平滑肌22α蛋白（SM22α）、骨桥蛋白（OPN）、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的mRNA和蛋白表达。 结果:H55组的α-SMA、SM22α、OPN、MMP-2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与C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C组和H55组比较，H75组和H95组α-SMA、SM22α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更低，OPN、MMP-2的mRNA和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更高（ P均<0.05）；与H75组相比，H95组MMP-2的mRNA相对表达量更高（ P<0.05）。 结论:O 2浓度75%以上环境可通过诱导PASMC表型转化，使PASMC获得较强分泌能力，形成肺动脉高压病理基础，并且这种诱导作用呈现O 2浓度依赖性。

目的:总结面神经血管瘤的临床特点、手术策略、面神经修复方法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手术治疗的面神经血管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临床表现、面神经功能、影像特征，选择合适的手术策略。术后进行面神经功能随访并评估治疗效果。结果:共纳入20例面神经血管瘤患者，男10例，女10例，年龄18~56（36.4±10.7）岁。主要临床症状依次为面神经麻痹（18例，90.0%）、听力下降（11例，55.0%）、耳鸣（8例，40.0%）、面肌痉挛（4例，20.0%）等。根据术前影像学检查结果及听力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入路，其中经乳突-上鼓室入路5例，经迷路入路5例，经中颅窝入路10例。术中探查见65.0%（13/20）的患者为多节段受累，面神经膝状神经节（16例，80.0%）、水平段（11例，55.0%）及迷路段（7例，35.0%）最常受累。对19例患者同期行面神经修复或减压术，其中面神经改道吻合2例，耳大神经桥接移植8例，面神经-舌下神经吻合2例，面神经减压7例。术后随访时间17~159（81.9±39.3）个月，无失访。术前面神经功能House-Brackmann（HB）分级：Ⅰ级2例（10.0%），Ⅳ级5例（25.0%），Ⅴ级7例（35.0%），Ⅵ级6例（30.0%）；术后面神经功能：Ⅰ级1例（5.0%），Ⅲ级10例（50.0%），Ⅳ级8例（40.0%），Ⅴ级1例（5.0%）。患者术后面神经功能好于术前（ H=13.683， P<0.001）。 结论:对于原因不明的周围性面瘫、听力下降、面肌痉挛的患者应考虑到面神经血管瘤的可能。特征性的颞骨CT表现有助于面神经血管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肿瘤切除后可根据面神经缺损情况选择合适的方式修复面神经，术后可获得较好的面神经功能。

目的:调查民航飞行员心肌桥的检出情况及心肌桥飞行员心室复极是否存在异常，探讨心肌桥对心室复极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分析2019年≥40岁的民航飞行员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资料。排除患有影响心室复极的心血管疾病者。测定飞行员运动前静息心电图及运动结束后1 min QT间期，计算QT间期离散度（QT dispersion，QT d）。根据是否检出心肌桥分为心肌桥组和对照组，对比分析心肌桥组与对照组飞行员的平板运动试验阳性率及室性早搏发生率。对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者，统计分析QT/RR斜率。 结果:共有243例飞行员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42例，女性1例。243例民航飞行员中检出心肌桥27例，主要见于左冠状动脉前降支（25/27，92.6%）；17例行24 h动态心电图检查，其中心肌桥组6例，对照组11例。心肌桥组飞行员总飞行时间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9， P=0.022）；次极量平板运动试验的阳性率或可疑阳性率及室性早搏的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74、5.78， P<0.001、=0.016）；平板运动试验恢复1 min后QT d延长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20， P=0.028）；24 h室性早搏的平均发生次数、QT e/RR斜率和QT a/RR斜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7、4.26、2.51， P=0.034、<0.001、=0.024）。 结论:飞行员心肌桥可能导致心室复极时间延长，易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平时航空卫生保障工作中应重视心肌桥飞行员的体检和飞行适应性评定，尤其要加强对心室复极异常飞行员的日常健康管理，以确保飞行安全。

目的:探讨高龄冠心病患者行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OPCABG)的短期和长期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2005年6月至2014年7月31例80岁以上合并左心功能不全接受单纯OPCABG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院内和出院后3～12年的随访资料。结果:患者80～88岁，平均(82.0±2.1)岁，男25例(80.6%)，术前平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2.0±6.5)%，其中LVEF<35%有15例(48.4%)。平均手术时间4 h，院内死亡3例(9.7%)，其中1例急性呼吸衰竭，另2例死因为低心排综合征。围术期心肌梗死1例(3.2%)，急性脑梗塞2例(6.5%)，再次气管插管3例(9.7%)，二次开胸止血1例(3.2%)，术后持续肾替代治疗3例(9.7%)，围术期使用主动脉球囊反搏(IABP)8例(25.8%)。术前使用IABP2例，术中2例，术后4例。术后随访3～12年，中位时间8年。术后随访28例，随访率100%，全因死亡10例(35.7%)，心源性死亡5例(17.9%)，肺癌死亡2例(7.1%)，全身感染性脓毒血症死亡2例(7.1%)，1例不明原因猝死。再次入院2例(7.1%)。再发心绞痛2例(7.1%)。再发心肌梗死1例(3.6%)，无再次接受血运重建治疗。术后1年所有存活患者行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TA)检查，桥血管通畅率达100%。结论:80岁及以上合并左心功能不全接受单纯OPCABG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短期和长期临床结果尚可接受，但死亡率和并发症风险较高，需术前全面评估。

目的:探讨远端缺血预适应（RIPC）对慢性完全闭塞病变（CTO）患者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造影剂诱导急性肾损伤（CI-AKI）发生的影响。方法:前瞻性入选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进行择期开通CTO病变的冠心病患者282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RIPC组（ n=142）和对照组（ n=140）。采用胱抑素C（CysC）水平变化作为CI-AKI诊断的标准：应用造影剂后24 h CysC水平高于基线水平≥10%。分析两组患者间的基线资料和CI-AKI发生率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CI-AKI的影响因素。 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吸烟、高血压、糖尿病、卒中及陈旧性心肌梗死、既往冠状动脉外科搭桥术、PCI术史及实验室检测指标、CTO病变靶血管及病变特征、造影剂用量、日本多中心CTO注册研究（J-CTO）评分、SYNTAX评分、PCI成功率及植入支架数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根据CysC水平变化，RIPC组CI-AKI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18.3%比29.3%， P=0.036）。Logistic分析显示，术前肌酐（ OR=1.018，95% CI：1.006~1.030， P=0.003）、CysC（ OR=5.200，95% CI：2.714~9.963， P<0.001）、造影剂用量（ OR=1.013，95% CI：1.007~1.019， P<0.001）及J-CTO评分（ OR=1.834，95% CI：1.145~2.939， P=0.012）是CI-AKI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RIPC（ OR=0.391，95% CI：0.199~0.765， P=0.006）是其保护因素。 结论:CTO病变患者PCI术前采用RIPC干预可减少术后CI-AKI的发生。

患者男，56岁，因间断全身红斑、糜烂伴疼痛3年余，加重3周就诊。患者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皮红斑、糜烂、结痂，伴有轻度瘙痒及疼痛，后逐渐泛发全身，就诊外院，行皮肤活检，病理示基底层上方棘层细胞松解，表皮内裂隙，基底细胞呈墓碑样排列（图1），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泼尼松60 mg/d口服，皮疹未控制，后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注、丙种球蛋白10 g/d静脉滴注、泼尼松30 mg/d口服治疗，皮损逐渐控制。出院后泼尼松改至70 mg/d，10 d后减至65 mg/d，头皮、颈部再次出现红斑、糜烂，遂就诊本院。体检：各系统检查无明显异常。皮肤科检查：头、颈、躯干多发红斑、糜烂，口腔散在浅糜烂面。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99 U/ml（阴性<14 U/ml，不确定14 ~ 20 U/ml，阳性≥ 20 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70.07 U/ml（阴性<7 U/ml，不确定7 ~ 20 U/ml，阳性≥ 20 U/ml），诊断：寻常型天疱疮。予甲泼尼龙64 mg/d口服；环磷酰胺首次400 mg，此后每2周600 mg，静脉滴注3次，皮损明显好转。出院后调整为口服泼尼松龙60 mg/d。患者于我院门诊规律复诊，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3个月后减至50 mg/d，后每半月减2.5 mg/d，减至40 mg/d后每月减2.5 mg/d，减至35 mg/d后每1.5个月减2.5 mg/d，减至30 mg/d后每2个月减2.5 mg/d），并间断给予甲氨蝶呤10 mg/周，2次泼尼松龙减量至25 mg/d皮损复发。3周前患者全身出现多发红斑、糜烂，遂再次就诊。既往史：高血压、2型糖尿病、陈旧性肺结核、腰椎结核术后、重度骨质疏松症，否认特应性皮炎病史。皮肤科检查：全身多发红斑，大部分皮疹糜烂、结痂，眼睑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口腔黏膜未见糜烂。再次实验室检查：抗桥粒芯蛋白1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抗桥粒芯蛋白3抗体>200 RU/ml（阳性≥ 20 RU/ml，阴性<20 RU/ml）。收住入院，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醋酸泼尼松30 mg/d治疗。2周后患者仍有新发水疱伴糜烂及渗出，醋酸泼尼松加至60 mg/d，再次予利妥昔单抗500 mg静脉滴注及丙种球蛋白20 g/d静脉滴注3 d，全身红斑颜色变暗，糜烂面较入院时明显干涸、结痂。在皮损好转过程中（第2次利妥昔单抗输注14 d），患者头皮、面部、颈部在原有红斑、糜烂基础上突然出现疼痛性丘疱疹，部分融合成片，表面可见脐凹样水疱及破溃后糜烂面、结痂（图2），皮损于24 h内出现，伴有一过性体温升高，最高达37.4 ℃。取疱液行单纯疱疹病毒（HSV）PCR检查：HSV-1阳性，HSV-2阴性；刮取水疱基底部行Tzanck涂片，可见多核巨细胞（图3）；2型HSV IgG抗体检测2次，出水疱时样本临界值指数（cut off index，COI）为3.36（<1.0），出水疱6 d即治疗5 d后COI为2.25；1、2型HSV IgM抗体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0.50（<1.1）。

目的:探讨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行去骨瓣减压术治疗的209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就诊时和短期（发病24 h）头颅CT结果进行分组，其中短期内血肿扩大和再出血28例（A组），短期内单纯血肿扩大47例（B组），短期内单纯再出血13例（C组），短期内无血肿扩大和再出血121例（D组）。收集四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首次CT检查时间、首次出血量、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入院收缩压、入院舒张压、入院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入院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入院白细胞计数、血肿部位、破入脑室、不规则血肿、手术时机、入院24 h最高体温、术中止血困难、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等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四组性别构成、年龄和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入院收缩压≥140 mmHg（1 mmHg = 0.133 kPa）、入院舒张压≥90 mmHg、入院APTT≥37 s、入院ALT≥40 U/L、入院白细胞计数≥10×10 9/L、入院GCS、入院24 h最高体温≥37 ℃、首次出血量≥60 ml、首次CT检查时间≥3 h、发病至手术时间≥12 h、血肿形态不规则、丘脑部位出血、破入脑室、术中止血困难、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发生率均明显高于B组、C组和D组[92.86%（26/28）比55.32%（26/47）、7/13和23.97%（29/121），89.29%（25/28）比51.06%（24/47）、6/13和17.36%（21/121），92.86%（26/28）比48.94%（23/47）、6/13和14.88%（18/121），78.57%（22/28）比42.55%（20/47）、5/13和16.53%（20/121），89.29%（25/28）比53.19%（25/47）、7/13和18.18% （22/121），89.29%（25/28）比57.45%（27/47）、7/13和23.14%（28/121），92.86%（26/28）比55.32%　（26/47）、7/13和23.97%（29/121），85.71%（24/28）比48.94%（23/47）、6/13和16.53%（20/121），89.29%（25/28）比53.19%（25/47）、7/13和23.14%（28/121），89.29%（25/28）比44.68%（21/47）、6/13和17.36%（21/121），96.43%（27/28）比51.06%（24/47）、7/13和22.31%（27/121），67.86%（19/28）比46.81%（22/47）、6/13和20.66%（25/121），89.29%（25/28）比42.55%（20/47）、6/13和18.18% （22/121），92.86%（26/28）比53.19%（25/47）、7/13和20.66%（25/121），89.29%（25/28）比48.94%　（23/47）、6/13和16.53%（20/121）]，B组和C组各发生率明显高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B组与C组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24 h最高体温、发病至手术时间≥12 h、丘脑部位出血、术中止血困难和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为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 3.271、25.739、4.255、3.995和13.749，95% CI 1.072~9.977、7.711~85.919、1.297~13.954、1.252~12.747和3.961~47.732， P<0.05或<0.01）。 结论: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部分患者可短期内出现血肿扩大或再出血，入院体温、出血部位、术中止血情况、术后血压控制情况、手术时机均为其影响因素，相应干预可能有助于预防短期内出现血肿扩大或再出血。

目的:探讨静脉桥血管急性闭塞所致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患者给予静脉溶栓治疗的疗效。方法:对2019年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例静脉桥血管急性闭塞所致的急性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患者男性，58岁，12年前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因急性下壁STEMI 4 h再次入院，即刻给予阿司匹林0.3 g嚼服，替格瑞洛180 mg口服，肝素注射液4 000 U静脉注射，给予重组尿激酶原50 mg静脉溶栓。通过观察胸痛症状的缓解、心电图ST段回落、心肌酶峰前移判定溶栓成功，择期行冠状动脉造影观察原位冠状动脉及桥血管病变情况，制定进一步治疗策略，心脏超声检查了解心脏结构和功能，随访1年，观察有无心绞痛发作及心血管事件。结果:溶栓1 h时成功，急性下壁STEMI后第8天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罪犯血管为升主动脉-大隐静脉-右冠状动脉，全程弥漫性病变，大量血栓影，原位冠状动脉左主干弥漫性60%狭窄，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开口完全闭塞，回旋支近段完全闭塞，给予强化抗栓治疗14 d，好转出院。患者急性STEMI后第41天，复查冠状动脉造影，主动脉-大隐静脉-右冠状动脉内血栓影消退，心脏超声显示左心室舒张内径53 mm、射血分数55%，给予改善生活方式，强化药物治疗，心肌梗死后1年，患者无心绞痛发作，能胜任日常工作和生活。结论:对于CABG术后>10年的患者，原位冠状动脉慢性闭塞，发生静脉桥血管闭塞所致急性STEMI时，采用静脉溶栓治疗，符合尽早再灌注治疗的原则，预后良好。

患者女，65岁，因间歇性右上腹疼痛48 h入院。右上腹呈间歇性胀痛，进食后症状明显，伴恶心，无呕吐。2008年因胆囊结石行胆囊切除术，2011年因十二指肠壶腹部癌在本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查体：中上腹部可见20 cm陈旧性手术疤痕，右上腹压痛，无反跳痛，无肌卫，肠鸣音正常。血常规：白细胞计数7.93×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0.4%、C-反应蛋白24.09 mg/L。肝功能：ALT 68 U/L。腹部CT平扫+增强：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改变，部分肠管扩张积气，扩张的肠管局部密实，周围脂肪间隙模糊；肝内胆管扩张积气（图1）。临床诊断：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输入襻梗阻。经禁食、抗感染、解痉等治疗9 d，症状无缓解，行剖腹探查见：右上腹与腹壁广泛粘连、予以分离，依次解剖出横结肠肝曲及其系膜，见输入襻穿出横结肠系膜处无狭窄，顺着输入襻肠壁向近侧游离至横结肠上区，见胆肠、胰肠吻合处空肠桥襻扩张、充血水肿，距肠肠吻合口约10 cm处小肠内可触及质硬肿块，推挤可移动，判断为结石，结石远端肠管相对狭窄，将其向远侧推挤，远离胆肠吻合口，后纵行切开肠壁，取出结石，经肠管切口处置入胆道镜探查肝内胆管及肠襻无结石残留，肠管切开处横行缝合，留置引流管关腹。术中经鼻、胃肠吻合口向输出襻置入营养管。术后予以早期肠内营养、抗感染等治疗，恢复顺利后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