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估T细胞表位（TCE）模型和表达模型对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非亲缘造血干细胞移植（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预测功能。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至2019年陕西省血液中心进行HLA高分辨分型确认的MUD-HSCT供受者364例（182对）。182例受者中，男121例，女61例，年龄（26.3±14.2）岁；182例供者中，男148例，女34例，年龄（33.7±7.5）岁。应用聚合酶链反应-测序分型（PCR-SBT）、下一代测序（NGS）技术和基于LABScan ? 3D 平台的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寡核苷酸探针技术（PCR-SSO）等进行HLA-A、B、C、DRB1、DQB1、DPB1基因高分辨分型，采用PCR-SBT进行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运用TCE模型和表达模型评估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模式和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风险。 结果:检出26种HLA-DPB1等位基因及其3′-UTR rs9277534 SNP基因型，发现并正式命名2个新等位基因HLA-DPB1*1052∶01 和HLA-DPB1*1119∶01。HLA-DPB1基因总错配率达90.66%（165/182），TCE模型允许错配占47.80%（87/182），不允许错配占42.86%（78/182）；移植物抗宿主（GvH）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13.73%（25/182），宿主抗移植物（HvG）方向的不允许错配为29.12%（53/182）。TCE模型中共有73对供受者符合表达模型评估标准，其中TCE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5错配占34.25%（25/73），根据表达模型预测其移植后aGVHD风险为高风险；TCE不允许错配组的受者DP2错配占6.85%（5/73），受者DP5错配占10.86%（8/73），均被预测为aGVHD高风险。两种模型之间的整体一致性为27.27%，不一致性为16.97%。结论:TCE模型和表达模型是预测MUD-HSCT供受者HLA-DPB1基因错配风险的有效工具，综合应用两种模型有助于移植风险分层评估。

目的:探讨UNC13D及MYO5A基因突变的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发病机制。方法:对2022年1月28日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〇医院收治的1例UNC13D及MYO5A基因突变的成年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的相关实验室检查、其近亲属的基因图谱及治疗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最终诊断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经噬血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2004方案化疗2次，与其胞哥HLA配型为半相合，考虑其胞哥携带噬血相关基因，不宜选做供者，无其他适合亲缘供者。遂转外院拟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电话随访未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死亡。结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基因突变为其诊断的金标准，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可能存在双基因遗传模式，病毒感染造成的免疫紊乱与遗传因素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导致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发病。

目的:比较单倍体相同供者(HID)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合同胞供者(MSD)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接受HSCT的75例SAA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者来源不同分为HLA相合的同胞供者组(MSD组，49例)和单倍体相同的供者组(HID组，26例)，比较两组的造血重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情况和总存活率。结果:MSD组和HID组受者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均为11 d( P＝0.84)，中性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1 d和12 d( P＝0.08)，急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18.4%和46.2%( P＝0.01)，其中Ⅱ~Ⅳ度分别为14.3%和26.9%( P＝0.24)，Ⅲ~Ⅳ度分别为4.1%和15.4%( P＝0.09)，慢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23.1 %和23.9%( P＝0.71)；巨细胞病毒血症发生率分别为55.1%和84.6%( P＝0.01)，EB病毒血症发生率分别为69.4%和61.5%( P＝0.49)。中位随访54.0个月和18.5个月，MSD组和HID组的预估3年总存活率分别为94.0%和88.0%( P＝0.35)。 结论:HID HSCT治疗SAA相对安全、有效，可作为缺乏MSD但急需治疗的首诊或免疫抑制治疗无效/复发者的选择之一。

目的:分析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与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URD-HSCT）治疗首次完全缓解期（CR 1）成人原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比较并探讨两种移植方式的差异及适应人群。 方法:对2008年3月至2018年11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接受auto-HSCT及URD-HSCT的成人原发性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共纳入147例患者，其中auto-HSCT组87例，URD-HSCT组60例，两组病例基线特征基本一致。auto-HSCT组、URD-HSCT组+30 d粒细胞植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2.6%（95% CI 86.9%~98.3%）对98.3%（95% CI 95.0%~100.0%）， P=0.270]，auto-HSCT组+60 d血小板累积植活率低于URD-HSCT组[83.6%（95% CI 75.8%~91.4%）对93.3%（95% CI 87.0%~99.6%）， P<0.001]。URD-HSCT组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56.7%（95% CI 43.0%~68.2%），Ⅱ~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16.7%（95% CI 8.5%~27.2%），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33.3%（95% CI 21.7%~45.4%），广泛型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15.0%（95% CI 7.3%~25.2%）。中位随访53.8（0.8~127.8）个月，auto-HSCT组、URD-HSCT组5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71.7%（95% CI 61.7%~81.7%）、67.8%（95% CI 55.8%~79.8%）（ P=0.556），无白血病生存（LFS）率分别为64.6%（95% CI 54.4%~74.8%）、68.1%（95% CI 56.3%~79.9%）（ P=0.642）。auto-HSCT组5年累积复发率高于URD-HSCT组[31.9%（95% CI 22.2%~42.1%）对15.1%（95% CI 7.4%~25.6%）， P=0.015]，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低于URD-HSCT组[3.4%（95% CI 0.9%~8.9%）对16.7%（95% CI 8.5%~27.2%）， P=0.006]。HLA相合及不全相合的无关供者移植在造血重建、GVHD、OS、LFS、复发及TRM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遗传学低、中危患者auto-HSCT、URD-HSCT组移植后OS率、LFS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高危患者auto-HSCT后累积复发率高于URD-HSCT，LFS率低于URD-HSCT。 结论:对于成人原发性AML-CR 1患者，auto-HSCT与URD-HSCT具有相似的OS率和LFS率，auto-HSCT组复发率较高而TRM较低。缺乏同胞供者的遗传学高危组患者应选择URD-HSCT以减少移植后复发，提高生存率。

目的:探究供受体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位点不相合的脐血移植对白血病患儿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016年1月至2023年6月使用单份非亲缘脐血行首次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白血病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收集供受体高分辨HLA-A、HLA-B、HLA-C、HLA-DRB1和HLA-DQB1共5个位点的基因信息。在每个位点中，按照2条基因信息是否相合，分为相合组（2条基因完全匹配）和不相合组（有1条基因不匹配），在不同位点中，分别比较相合组与不相合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复发、非复发死亡及生存的差异。使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其他结局事件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100例患儿，男55例，女45例，移植时患儿年龄［ M（ Q1， Q3）］为3.9（2.0，6.5）岁。HLA-A位点的相合组55例，不相合组45例，相合组5年非复发死亡率（NRM）低于不相合组（ P=0.024），相合组移植后100 d内aGVHD累积发生率低于不相合组（ P=0.017），其他结局事件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LA-B位点相合组70例，不相合组30例，相合组5年累计复发率高于不相合组（ P=0.027），其他结局事件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LA-C位点相合组79例，不相合组21例，2组结局事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LA-DRB1位点相合组73例，不相合组27例，相合组5年总生存率高于不相合组（ P=0.036），相合组5年累积复发率高于不相合组（ P=0.028），相合组5年NRM低于不相合组（ P=0.008），相合组移植后100 d内aGVHD累积发生率低于不合组（ P=0.010），其他结局事件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LA-DQB1位点相合组68例，不相合组32例，2组结局事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HLA-A位点不相合组发生aGVHD的风险高于HLA-A位点相合组（ HR=1.25，95% CI：1.12~1.38）；HLA-B位点不相合组复发的风险低于HLA-B位点相合组（ HR=0.77，95% CI：0.63~0.91）；与HLA-DRB1位点相合组相比，HLA-DRB1位点不相合组发生aGVHD的风险较高（ HR=1.37，95% CI：1.26~1.48）、发生非复发死亡的风险较高（ HR=1.39，95% CI：1.28~1.50）、死亡风险较高（ HR=1.27，95% CI：1.18~1.36）。未发现HLA-C和HLA-DQB1位点与aGVHD的发生、复发、非复发死亡及生存的风险相关（均 P>0.05）。 结论:在脐血移植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中，供、受体HLA-A位点相合的患儿aGVHD的发生风险低于不相合的患儿；与HLA-DRB1位点不相合的患儿相比，HLA-DRB1位点相合的患儿发生aGVHD风险更低、5年NRM更低、死亡风险更低；HLA-B位点相合的患儿复发率高于不相合的患儿。

目的:探讨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特征。方法:选择2012年10月及2018年12月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急性白血病(AL)患者为研究对象。2例患者的就诊年龄分别为34、65岁，2例患者为父子关系。对2例患者行血常规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微小残留病(MRD)检测及融合基因检测等。回顾性分析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经过。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患者1(儿子)因"头晕乏力、盗汗3个月"于2012年10月23日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入院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原始、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38.5%。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CD10、CD20、CD19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正常，考虑为B系淋巴瘤/白血病。随后，行R＋Hyper-CVAD(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地辛＋表柔比星＋地塞米松)/R＋MA(利妥昔单抗＋甲氨蝶呤＋阿糖胞苷)方案交替化疗4次，联合8次鞘内注射(甲氨蝶呤＋地塞米松或者阿糖胞苷)。其间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完全缓解(CR)，并且MRD呈阴性。2013年4月26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移植后行利妥昔单抗巩固治疗2次。2013年11月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瘤细胞比例为35.0%，考虑疾病复发。随后予VDCLP(长春地辛＋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培门冬酶＋泼尼松)与CA(环磷酰胺＋阿糖胞苷)方案进行诱导与巩固化疗，患者获得CR后再次复发。2014年3月12日行挽救性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获得CR。2015年4月3日复查骨髓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幼稚淋巴细胞比例为22.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34、CD22、CD19、CD33、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正常。根据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于2015年4月7日给予挽救性地西他滨＋VLP(长春地辛＋培门冬酶＋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后获得CR，MRD比例为0.13%。随后给予患者多种方案化疗后再次复发。于2016年1月27日给予CIOLP(环磷酰胺＋长春地辛＋米托蒽醌＋地塞米松＋培门冬酶)方案化疗，化疗后患者出现Ⅳ级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给予对症治疗后无效，患者于2016年2月20日死亡。②患者2(父亲)于2001年7月因"腹胀不适"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行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结果示低分化腺癌，遂行全胃切除术。2018年4月患者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于江苏省人民医院查CT结果示膀胱占位，行根治性膀胱全切除术＋原位回肠代膀胱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示，膀胱高级别乳头状尿路上皮癌。2018年11月患者行膀胱癌术后随访，血常规检查结果见幼稚粒细胞。遂就诊于泰州市人民医院血液科，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粒系增生活跃，其中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9.0%，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伴原始细胞增多(EB)2。于2018年12月26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6.0%；白血病细胞免疫分型结果示，CD7、CD34、CD13、CD33、CD117、CD15、CD64、髓过氧化物酶(MPO)、HLA-DR均呈阳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示复杂核型；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果示，cen8三体阳性比例为86%，TP53缺失阳性比例为85%。诊断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M2，于2018年12月28日给予地西他滨＋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2019年1月30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7.0%，考虑为部分缓解(PR)。于2019年2月13日给予地西他滨＋IA(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案再次诱导化疗。2019年3月23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程度稍减低，原始粒细胞比例为1.0%，提示CR。分别于2019年3月25日、2019年4月27日行IAG(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方案巩固化疗。期间多次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提示CR，并且MRD呈阴性。2019年6月10日行HA方案化疗。2019年7月1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原始粒细胞比例为25.0%，提示疾病复发。于2019年7月20日行地西他滨＋HA方案再次诱导化疗。截至2019年8月8日，尚未复查化疗后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论:家族性白血病的发病机制以遗传因素为主，常规化疗难缓解、易复发，生存期短。但是该结论仅限于对2例病例的临床分析，尚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验证。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单倍体相合与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难治复发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2006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151例行allo-HSCT治疗的难治复发NH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HLA单倍体相合81例，全相合70例。随访观察至2019年5月31日，对比两组在造血重建、总存活率、无进展生存率、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发生率、非复发死亡率、复发率等方面的差异，并对预后因素进行分析。结果:146例受者成功植入。单倍体组粒系重建中位时间为12 d(9~27 d)，巨核系重建中位时间为15 d(9~63 d)，全相合组分别为12 d(9~25 d)和15 d(10~71 d)，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2， P＝0.30)。中位随访时间为19个月(1~145个月)，生存分析显示在单倍体组和全相合组中，2年无进展存活率为49.4%和50.5%( P＝0.577)，2年总体存活率为56.7%和57.4%( P＝0.963)，2年累积复发率为36.6%和37.7%( P＝0.836)，2年非复发死亡率为22.0%和24.7%( P＝0.530)，Ⅲ~Ⅳ度急性GVHD(aGVHD)的累积发生率为25.9%和17.1%( P＝0.208)，2年慢性GVHD(cGVHD)的累及发生率为42.3%和39.6%( P＝0.4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预后分析结果提示Ⅲ~Ⅳ度aGVHD、移植前处于未缓解状态、预处理前乳酸脱氢酶高水平是预后不良因素，而发生cGVHD则可改善预后。多因素分析提示移植前状态及发生cGVHD均为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在治疗难治复发NHL中可取得与全相合相似的疗效及安全性，是难治复发NHL患者无全相合供者的合适替代选择。

目的:观察第三方骨髓来源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难治性迟发性出血性膀胱炎（LOH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allo-HSCT后发生难治性LOHC 20例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第三方骨髓来源MSC治疗。MSC以每次1×10 6/kg、每周1次输注，直至症状改善或连用4次无效停用。在MSC治疗前及治疗后第8周应用定量PCR法检测患者尿液标本中BK病毒（BKV）、JC病毒（JCV）、巨细胞病毒（CMV）。 结果:①20例难治性LOHC患者中，男15例、女5例，中位年龄35（15～56）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5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9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5例，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瘤（BPDCN）1例；HLA全相合移植4例，HLA不全相合移植16例。②MSC输注中位次数为3（2～8）次。17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1例获得部分缓解，总缓解率为90.0%。移植后中位随访397.5（39～937）d，13例存活、7例死亡，死亡原因包括急性GVHD 1例、感染5例、血栓性微血管病（TMA）1例。③MSC输注后第8周尿BKV-DNA及CMV-DNA拷贝数较治疗前显著降低（11342.1×10 8拷贝/L对5.2×10 8拷贝/L， P＝0.016；3170.0×10 4拷贝/L对0.2×10 4拷贝/L， P＝0.006），而JCV-DNA与治疗前相比无明显改变（ P＝0.106）。④未发生MSC输注相关不良反应。 结论:第三方骨髓来源MSC对allo-HSCT后难治性LOHC具有显著疗效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接受allo-HSCT的27例SAA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1）27例SAA患儿中，男18例、女9例，中位年龄8（2～15）岁；SAA-Ⅰ 型20例，SAA-Ⅱ型7例，3例接受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24例接受亲缘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27例患儿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中位重建时间为10（9～20）d，血小板中位重建时间为12（7～26）d。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为66.67%（18/27），其中Ⅰ～Ⅱ度发生率为55.56%（15/27），Ⅲ～Ⅳ度发生率为11.11%（3/27），慢性GVHD发生率为7.41%（2/27）。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病（TA-TMA）发生率7.41%（2/27）。巨细胞病毒血症、EB病毒血症发生率为62.96%（17/27）、33.33%（9/27），14.81%（4/27）患儿并发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PTLD）；（3）中位随访时间为12（2～28）个月，总生存率为96.29%，26例存活，1例因重度急性GVHD、TA-TMA、巨细胞病毒感染、PTLT、继发性癫痫等多种并发症死亡。结论:allo-HSCT是治疗儿童SAA的有效方法，本研究有效率为96.29%；急性GVHD仍是治疗成败的关键，发生率为66.67%，供受者血型不合可能影响GVHD的发生率；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可降低预防GVHD强度，以减少病毒复燃、PTLD等并发症的发生。

患者，女，32岁，2020年12月因头晕、乏力就诊于当地医院。B超检查示：双侧颈部、腋窝、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血常规：WBC 21.6×10 9/L，HGB 76 g/L，PLT 107×10 9/L。骨髓穿刺发现原始幼稚细胞54%，流式细胞术分析示T淋系表达（CD34、CD7、CD13、CD33、TDT、cCD3、CD5、CD99阳性，CD19、cCD79a弱阳性）伴髓系、B淋系表达（CD5 83%，CD99 97%，CD1a 0.3%，cCD79dim 60.3%，MPO 0.3%，cCD3 92.6%，TDT 47.6%），染色体核型为46,XX,6q-,t（10；12）（p15；q23）,12p+[3]/46，XX[4]，多重PCR检查阴性，二代测序检测到NOTCH1突变21.7%、CREBBP突变20.9%、IKZF1突变16.3%、KRAS突变18%、RAD21突变18.4%、SUZ12突变16.6%。诊断为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初始用CIVP（环磷酰胺+伊达比星+长春地辛+地塞米松）方案诱导化疗，获得骨髓完全缓解（CR），微小残留病（MRD）4.4%，染色体核型正常，NOTCH1、CREBBP、IKZF1基因突变均阴性。随后继续予培门冬酶+hyperCVAD（B）方案巩固治疗，骨髓持续CR，MRD<1.5×10 -4，继续予hyperCVAD（A）方案巩固化疗1次。患者于2021年4月26日接受allo-HSCT（供者胞妹，HLA全相合），预处理方案为改良Bu/Cy方案（司莫斯汀+阿糖胞苷+白消安+环磷酰胺），单个核细胞回输量10.84×10 8/kg，CD34 +细胞回输量6.61×10 6/kg。患者于移植后10 d粒细胞植入，13 d血小板植入。患者移植后未出现明显急/慢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规律复查骨髓均为CR，MRD阴性，细胞短串联重复序列（STR）在98.0%以上。2022年9月21日患者复查骨髓原始细胞占3.5%，MRD 3.8%，STR 93.7%，考虑疾病复发。随后（2022年9月27日）给予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联合干扰素α治疗，治疗后2周骨髓原幼细胞占16.5%，MRD 15.1%，诊断为移植后白血病复发，原幼细胞较前上升，提示DLI疗效不佳。鉴于患者此次复查骨髓提示肿瘤细胞CD38阳性（阳性表达率高达96.3%），于2022年10月予2次达雷妥尤单抗（16 mg/kg，共800 mg）单药治疗（间隔1周），用药过程顺利，未发生不良反应。期间监测患者胆红素指标进行性升高，同时躯干部及四肢出现散在斑丘疹，考虑肝脏、皮肤GVHD，经甲泼尼龙、他克莫司联合芦可替尼抗GVHD后患者皮疹逐步消褪，但胆红素水平仍持续升高，再予巴利昔单抗（共3次）加强抗GVHD、血浆置换（共1次）治疗后胆红素水平明显下降，肝脏GVHD控制。于2022年11月2日复查骨髓形态示原幼细胞占1.0%，MRD<1.0×10 -4；STR 98.8%，提示本病缓解。1个月后复查患者骨髓细胞形态持续完全缓解，MRD阴性，STR 98.7%，CD38表达3.11%。随访13个月，持续处于CR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