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国内外ICU后门诊的应用情况进行范围综述.方法 以JBI范围综述指南为框架,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I-NAHL、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中的相关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1月28日,对纳入文献进行分析和讨论.结果 最终纳入12篇文献,其中中文4篇、英文8篇,发表时间为2003-2023年,分析总结了 ICU后门诊的接诊对象、随访时间点、干预措施及应用效果.ICU后门诊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和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结论 ICU后门诊在延续护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缺乏统一的指南和诊疗流程,未来需探讨ICU后门诊的开展模式,为构建符合我国医疗体系的ICU后门诊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经结肠系膜入路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aTME)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12月川北医学院附属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61例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41例，女20例；平均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43～81岁。61例患者中，30例行TaTME采用常规腹腔镜直肠癌手术入路设为传统入路组；31例行TaTME采用经结肠系膜入路设为结肠系膜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后每3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局部复发和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6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TaTME，无中转开腹。传统入路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系膜完整、系膜近完整)例数，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淋巴结检出数目分别为(126±56)min，41.0 mL(17.5～71.4 mL)，1.3 cm(0.8～2.0 cm)，(10.0±5.0)cm，10、20例，3.3%(1/30)，0，13.7枚(9.0～17.0枚)。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01±30)min，44.0 mL(25.0～67.5 mL)，1.6 cm(1.1～2.2 cm)，(12.0±3.0)cm，23、8例，6.5%(2/31)，0，13.0枚(10.9～17.3枚)。两组患者经腹游离时间、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33，－2.286, χ2＝10.250，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肿瘤标本远切缘长度、淋巴结检出数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662，－1.107，0.304， P>0.05)。两组患者环周切缘阳性率、远切缘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术后情况：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1 h(48～64 h)。传统入路组患者中，3例术后发生并发症，1例吻合口瘘(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充分引流、肠外营养支持及抗感染等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1例乳糜漏(Clavien－Dindo分级Ⅱ级)，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出院；1例重度肺部感染(Clavien－Dindo分级Ⅳa级)，经转ICU治疗后痊愈出院。传统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1.3±4.5)d。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为59 h(49～70 h)。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中，1例术后发生麻痹性肠梗阻(Clavien－Dindo分级Ⅰ级)，经保守治疗后痊愈出院。结肠系膜入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9.6±1.8)d。两组患者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554， t＝1.884， P>0.05)。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随访情况：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6～1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12个月。随访期间所有患者未出现肿瘤局部复发及转移。 结论:经结肠系膜入路在TaTME中安全、可行，符合肿瘤根治原则，能降低系膜裁剪难度，缩短经腹游离时间，提高肿瘤标本近切缘长度，系膜完整度更好。

目的:总结完全性房室间隔缺损(CAVSD)外科治疗的早中期效果。方法:收集147例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CAVSD患儿，男85例，女62例；中位手术年龄5个月(1个月~10岁)，中位体质量5.5 kg(2.4~20.9 kg)。所有患儿术前通过超声心动图确诊CAVSD；术中行房室瓣成形，同期修补合并畸形。按计划门诊随访，行超声心动图和心电图检查。应用SPSS 2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47例CAVSD患儿均实施一期手术矫治。术后早期死亡7例(4.76%)，其中肺动脉高压危象3例，重度二尖瓣关闭不全(MI)3例，术后恶性心律失常1例；余140例痊愈出院。3例因术后房室传导阻滞(AVB)，安装永久起搏器。随访1~10年。晚期死亡2例，1例因感染未及时就诊，1例原因不详。再次手术5例，因重度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MI/TI)4例，迟发的AVB 1例。中期随访结果显示重度MI 9例，重度TI 4例。手术年龄<3个月与≥3个月的患儿相比，术后呼吸机辅助通气时间、术后出院前重度MI及总死亡比例两组间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期随访结果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与不合并21－三体综合征的患儿，手术年龄、术后CICU停留时间、总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期随访结果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9例存在1~3 mm的VSD残余分流，随访中26例已闭合，3例残余分流较前缩小。 结论:改良单片法矫治CAVSD效果良好，手术死亡比例低，再手术率低。但年龄<3个月的患婴死亡比例明显增高，术后机械辅助通气时间延长，术后早期出现重度MI比例高。CAVSD术后易出现重度MI、TI，需长期随访，应及时给予处理。合并21－三体综合征的患儿，除术后监护室停留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延长外，其他与核型正常患儿相似。

目的:探讨组建重症医学科内部跨领域合作团队（ICDT）对慢重症（CCI）患者整体救治新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通过介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例60岁男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ICU）内的整体监护治疗方案，分析医师、护师、呼吸治疗师、物理治疗师、临床营养师及患者家属组成的ICDT在患者撤离呼吸机（撤机）和超早期康复中的作用。结果:该患者入院诊断为AECOPD、吸入性肺炎、Ⅱ型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由重症医学科组成的ICDT团队在传统控制感染和支持治疗基础上对患者积极开展危重症早期康复治疗。在ICDT团队监护治疗下，患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降钙素原（PCT）、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最大吸气压（MIP）、最大呼气压（MEP）、右侧膈肌移动度、痰液黏稠度、潮气量（VT）、呼吸频率（RR）均有所改善，随后逐渐更改呼吸机模式并下调呼吸机参数，于ICU治疗10 d后成功撤机，撤机后患者简易肺功能指标好转，住院15 d后转出ICU在普通病房治疗，住院第20 d出院。CCI门诊随访患者恢复良好，生活质量大幅改善。 结论:ICDT合作对CCI患者的监护治疗十分重要，有利于危重症患者的超早期康复及预后改善。

心房颤动（AF）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研究表明，AF会增加住院或门诊患者出现不良结局的风险。数据表明，新发AF（NAF）在危重病患者中很常见，对短期和长期预后存在不良影响，包括住院时间延长及脑卒中、死亡风险增加。有多种治疗方法可用于治疗AF，包括抗心律失常药物和抗凝（AC）治疗。先前的研究主要来自非重症患者，与重症实践存在显著异质性。近期多国学者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初始队列研究，该研究在12个国家的44个重症监护病房（ICU）中进行，旨在评估成人ICU患者AF（包括NAF）的发生率、相关危险因素、管理策略及结局。结果显示：研究共纳入1 423例ICU患者，对其中1 415例患者进行了分析。221例患者经历了539次AF发作，59%的发作是通过连续心电图监测诊断的。AF发生率为15.6%〔95%可信区间（95% CI）为13.8~17.6〕，NAF发生率为13.3%（95% CI为11.5~15.1）。研究者发现，动脉高血压〔调整后风险比（a HR）＝1.57，95% CI为1.13~2.20〕、阵发性AF（a HR＝2.89，95% CI为1.57~5.33）、脓毒症（a HR＝1.57，95% CI为1.09~2.24）及入住ICU时疾病严重程度（a HR＝1.08，95% CI为1.06~1.11）与AF的发生率有关。用于治疗AF的主要措施包括补液（19%，95% CI为16%~23%）、补镁（16%，95% CI为13%~20%）、补钾（15%，95% CI为12%~19%）、胺碘酮（51%，95% CI为47%~55%）、选择性β1受体阻滞剂（34%，95% CI为30%~38%）、钙通道阻滞剂（4%，95% CI为2%~6%）、地高辛（16%，95% CI为12%~19%）、直流电复律（4%，95% CI为2%~6%）。与非AF患者相比，AF患者的缺血、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13.6%比7.9%）和严重出血事件发生率（5.9%比2.1%）明显增多，病死率明显增高（41.2%比25.2%）。与AF相关的90 d全因病死率a HR＝1.38（95% CI为0.95~1.99）。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ICU患者中AF和NAF的发生率分别为15.6%和13.3%。AF的危险因素包括动脉高血压、阵发性AF、脓毒症和入住ICU时疾病严重程度。AF的诊断和管理策略存在差异，在调整后的分析中，AF与较差的临床结局相关，但与90 d全因病死率无统计学相关性。

目的:评估左室功能低下患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后心脏辅助装置的应用情况及中远期疗效。方法:2012年1月至2018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的患者中，筛选出127例围手术期左室射血分数（LVEF）≤40%的患者（左室功能低下组），男101例，年龄（59.2±10.1）岁，同期LVEF >55%的患者（2 454例）为对照组，男1 756例，年龄（58.4±9.5）岁。比较两组应用心脏辅助装置[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的临床数据。对所有患者进行门诊随访，对比两组随访结果。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左室功能低下组IABP（10.2%比0.8%）、ECMO（6.3%比0.3%）使用率更高，ICU停留时间更长[（50±12）h比（33±10）h]，围手术期死亡率更高（4.7%比0.7%），术后住院时间更长[（15±3）d比（11±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左室功能低下组LVEF术后3个月（48±8）%，术后6个月（51±9）%，术后1年（55±9）%，此后趋于稳定。 结论:左室功能低下患者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心脏辅助装置应用率高，良好的围手术期管理可挽救部分患者生命，且中远期随访效果良好，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目的:探讨腹部手术后手术部位感染（SSI）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横断面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6月1—30日我国6家医学中心收治的567例（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445例、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4例、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49例、洛阳市中心医院10例、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例、河南省人民医院4例）行腹部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84例，女283例；年龄为（51±18）岁。观察指标：（1）术后SSI发生情况。（2）术后发生SSI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SSI发生情况，无植入物患者随访时间为术后30 d、有植入物患者随访至术后1年。正态分布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单因素分析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SSI发生情况。567例患者术后均按计划获得随访，术后发生SSI 27例，其中浅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器官和（或）腔隙感染各9例。27例发生SSI患者中，分泌物及脓液细菌培养阳性18例，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8例，肺炎克雷伯菌6例，屎肠球菌3例，铜绿假单胞菌1例。（2）术后发生SSI的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前血红蛋白、术前白蛋白、术前空腹血糖、术前肠道准备、手术类型、手术部位、手术切口类型、手术时间、入住重症监护室（ICU）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是腹部手术患者术后发生SSI的相关因素（ χ2 =40.12， Z=-4.22、-2.21、-4.75， χ2 =7.07、16.43、38.06、17.50， Z=-4.43、-4.42、-7.14、-7.15、-5.90， P<0.05）；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术前口服抗菌药物、手术方式、术后入住重症监护室是腹部手术患者术后发生SSI的相关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前空腹血糖、术前肠道准备、手术类型、手术部位为阑尾、手术部位为结直肠、手术方式、手术切口类型为感染切口、手术切口类型为污染切口、手术时间是腹部手术患者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影响因素（优势比=7.69，1.21，0.27，5.82，5.19，19.08，0.23，27.76，4.97，1.01，95%可信区间为2.04~28.95，1.04~1.41，0.08~0.94，1.36~24.85，1.10~24.43，4.48~81.25，0.06~0.87，2.54~303.53，1.12~22.14，1.01~1.02， P<0.05）。 结论:年龄、术前空腹血糖、术前肠道准备、手术类型、手术部位、手术方式、手术切口类型、手术时间是腹部手术患者术后发生SSI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分析重症监护病房（ICU）机械通气存活者长期结局及患者对设立ICU康复门诊的看法。方法:采用单中心横断面描述性研究设计，选择2016年1月至12月入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ICU的机械通气存活者为研究对象。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健康状况调查（SF-36）问卷、ICU康复门诊调查问卷对存活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社会经济结局、临床资料、生活质量和对ICU康复门诊的看法进行调查。结果:本次调查共纳入248例ICU机械通气存活者，最终成功随访130例（52.4%），平均随访（19.64±3.20）个月。调查对象平均年龄（60.09±15.42）岁，60岁以上人群占55.4%。130例患者中，入ICU诊断以重症肺炎为主（占23.1%），其次为外科术后（心外科术后占16.9%、其他外科术后占20.8%）、肺移植（占13.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占12.3%）等；首次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为（16.88±7.37）分；有创机械通气时间（12.52±12.34） d；ICU住院时间（16.71±15.11） d。在社会经济结局方面：至随访日，ICU存活者为全职/兼职的比例由入ICU前的32.3%（42/130）下降到25.4%（33/130），无业的比例由6.9%（9/130）增加至18.5%（24/130），仅有45.1%（23/51）的存活者重返之前的工作岗位；36.2%（47/130）的ICU存活者报告仍需要他人提供照护，86.9%（113/130）认为ICU治疗经历对其生活造成了影响。在生活质量方面：ICU存活者的生理职能维度得分最低、受损最严重，为（34.62±33.15）分；躯体疼痛维度、精神健康维度损伤较轻，得分分别为（90.19±16.98）分、（75.28±15.15）分。进一步归类，躯体健康总评（PCS）得分为（61.12±17.09）分，心理健康总评（MCS）得分为（65.97±21.85）分。在对ICU康复门诊的看法方面：68.5%（89/130）的调查对象认为设立ICU康复门诊是非常有益或有益的。结论:ICU机械通气存活者长期结局不容乐观，生活质量下降；设立ICU康复门诊是必要的。

目的:通过对置入Montgomery T管重症患儿的临床情况进行分析及随访，总结T管置入术后PICU监护管理的经验及T管在重症儿童应用的效果。方法:对2019年4月至2021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7例Montgomery T管置入术后患儿的病因、临床特点、并发症、ICU住院情况及长期随访情况进行分析，结合临床经验，对T管在病情危重、需要接受长期机械通气患儿中的应用加以阐述。结果:研究期间纳入了7例置入T管术后入住PICU的患儿，男3例，女4例，年龄9~75个月，5例患儿接受机械通气治疗。其中喉先天性畸形5例，气管食管瘘1例，喉乳头状瘤1例。主要并发症为痰液堵塞、感染及肉芽增生。1例患儿出现分泌物堵塞死亡，其余患儿均成功撤离T管，T管最长留滞时间367 d，5例患儿拔除T管后出现声嘶。6例存活患儿出院后生活质量较术前提高，均恢复经口进食，门诊随访未诉吞咽困难及误吸,但均合并营养不良。结论:Montgomery T管是一种安全可靠的气道支架，可用于气道重塑以及维持介入术后气道的通畅；对于儿童重症患者，做好早期气道廓清及抗感染等管理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使用新冠肺炎风险表对肝移植术前和手术相关风险的临床评估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1月20日—3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6例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5例，女1例；中位年龄为53.0岁，年龄范围为42.0~62.0岁。6例供者中，男5例，女1例，中位年龄为41.5岁，年龄范围为24.0~60.0岁。供肝均通过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分配获得。肝移植在固定负压手术室进行，低风险供者采用二级防护措施。根据受者的具体情况选择经典原位肝移植或背驼式肝移植。病区医护人员采取二级防护措施，对有发热或疑似感染的肝移植受者，医护人员采取三级防护措施。观察指标：(1)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2)肝移植医护人员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3)肝移植受者治疗情况。(4)肝移植受者术后情况。(5)肝移植受者随访情况。(6)肝移植医护人员感染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肝移植受者是否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3月。对参与器官获取、移植手术和病区管理的医护人员随访健康状态，观察14 d内是否出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肝移植受者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6例受者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属，14 d内均无新冠肺炎疑似或可疑患者接触史及疫区旅居史。6例受者中，发热1例，体温为38.1 ℃，胸部CT检查结果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均提示阴性；发热合并低氧血症1例，体温为38.5 ℃，胸部CT检查结果提示双肺大量胸腔积液，无浸润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提示阴性；其余4例无新冠肺炎相关临床表现，院前常规胸部CT检查结果及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均提示阴性。5例受者无新冠肺炎接触史，1例受者有1级风险医院治疗史。6例受者均为低风险等级。(2)肝移植医护人员新冠肺炎风险评估情况：6例受者中，5例等待医院风险为0级，1例为1级；移植医院风险等级为0级。(3)肝移植受者治疗情况：6例受者中，2例采用经典原位肝移植，4例采用背驼式肝移植。6例受者肝脏冷缺血时间为(5.9±2.4)h，无肝期为(49±14)min，术中出血量为1 500 mL(800~1 800 mL)，手术时间为(8.9±2.1)h，重症监护室治疗时间为2 d(1~4 d)。6例受者中，2例需调整免疫抑制方案，4例免疫抑制方案无改变。(4)肝移植受者术后情况：6例受者中，5例无严重感染，1例术后严重感染。5例无严重感染受者术后最高体温范围为37.8~38.5 ℃，术后3 d内体温恢复正常，术后1周复查胸部CT无明显病毒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康复出院；1例严重感染受者，术后7 d出现消化道瘘及反复高热，体温最高达39.2 ℃，收入隔离病房，积极引流治疗，体温恢复正常，移植物功能良好，转回当地医院继续康复治疗。6例受者住院时间为30 d(15~74 d)。(5)肝移植受者随访情况：6例受者出院后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1.5 d(12.0~64.0 d)，受者体温正常，胸部CT检查无病毒性肺炎表现，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6)肝移植医护人员感染情况：参加肝移植手术的外科医师、护士、麻醉医师，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肝移植中心的医护人员在肝移植术后14 d内身体状况良好，未发现疑似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利用新冠肺炎风险评估表对肝移植受者进行风险评估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主张开展低风险受者器官移植，谨慎开展不确定风险受者器官移植，不主张对高风险受者进行器官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