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晚期肺腺癌患者β-catenin蛋白的表达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疗效和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Ⅲ B~Ⅳ期接受EGFR-TKI一线治疗的125例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β-catenin蛋白的表达，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检测EGFR突变类型，分析β-catenin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EGFR-TKI疗效及预后的关系。同时选取EGFR-TKI治疗前和耐药后均有活组织检查的配对标本28对，观察β-catenin的表达变化。 结果:125例EGFR突变的晚期肺腺癌患者中，EGFR 19 del 60例，L858R突变55例，少见敏感突变10例；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79例（63.2%），细胞质异位表达66例（52.8%），细胞核异位表达28例（22.4%）；β-catenin不同异常表达模式组Napsin A蛋白阳性率均低于相应正常表达组（均 P<0.001），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Ⅲ级患者β-catenin细胞质和细胞核异位表达率均高于Ⅰ~Ⅱ级患者（细胞质异位表达： χ2＝3.99， P＝0.046，细胞核异位表达： χ2＝11.07， P＝0.001）。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细胞核异位表达患者客观缓解率（ORR）均低于细胞膜表达正常（ χ2＝4.66， P＝0.031）和细胞核异位表达阴性（ χ2＝10.22， P＝0.001）患者，细胞核异位表达阳性患者疾病控制率（DCR）低于相应正常表达组（ χ2＝10.95， P＝0.001）。β-catenin细胞核和细胞质异位表达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及总生存（OS）均差于相应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异位表达阴性组（均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β-catenin细胞核异位表达是患者PFS、OS独立的危险因素（PFS： HR＝2.088，95% CI 1.331~3.274， P＝0.001；OS： HR＝3.656，95% CI 1.795~7.444， P<0.001）。28例二次活检的组织样本中，同治疗前比较，11例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 P＝0.049）。 结论: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肺腺癌中β-catenin的表达可作为预测EGFR-TKI疗效和患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目的:评价电针对急性术后痛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含Src-同源区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SHP-1)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SPF级雄性SD大鼠39只，体质量220~250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3)：对照组(C组)、腹部手术组(S组)和腹部手术+电针组(S+EA组)。S组和S+EA组在异氟烷麻醉下行腹部手术。S+EA组于术毕即刻和术后2 h时，选取双侧足三里和三阴交穴进行电针刺激30 min，频率为10 Hz连续波，电流为1 mA。每组取7只大鼠，分别于造模前1 d(T 0)和造模后3、5、7、9、11、24 h时(T 1~6)，依次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MWT)、机械缩腹反应阈(ACT)、热缩足潜伏期(TWL)和冷缩足潜伏期(CWL)。于造模后5 h每组处死6只大鼠，取出T 12~L 4 DRG，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6、PD-L1、PD-1和SHP-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PD-L1在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情况。 结果:3组不同时点TWL和CW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S组T 1~5时MWT降低，T 1~6时ACT降低，DRG IL-6表达上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下调( P<0.05)；与S组比较，S+EA组T 1，2时MWT和ACT升高，DRG IL-6表达下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PD-L1在小直径神经元(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和大直径神经元(NF200 +神经元)上均存在表达，且主要表达在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上。3组间PD-L1在DRG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电针减轻大鼠急性术后痛的机制可能与激活PD-L1/PD-1/SHP-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儿童急性肝衰竭(PALF)的病因、预后及预后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方法:收集2008年5月至2018年5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住院并确诊为PALF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病因和预后进行分析，并根据预后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2组生化指标，根据不同资料分别采用 t检验、 Wilcoxon检验和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20例PALF患儿中，男68例，女52例；婴儿36例，幼儿34例，学龄前期22例，学龄期28例。病因方面：脓毒症20例(16.7%)、遗传代谢性疾病19例(15.8%)、中毒18例(15.0%)、病毒感染12例(10.0%)、药物6例(5.0%)、胆道息肉1例(0.8%)、肿瘤性疾病1例(0.8%)和病因不明43例(35.9%)。在已知病因中，婴儿以感染和遗传代谢性疾病为主，幼儿以感染和药物/毒物为主，而学龄期和学龄前期以药物/毒物和遗传代谢性疾病为主；PALF患儿病死率为50.0%；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脓毒症、希特林蛋白缺乏症和酪氨酸血症合并PALF病死率高；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总胆红素(TB)[159.00(73.05，274.00) μmol/L比62.75(2.65，221.75) μmol/L]、结合胆红素(DB)[83.00(41.43，160.00) μmol/L比38.74(10.98，128.75) μmol/L]、凝血酶原时间(PT)[39.60(24.93，62.60) s比24.65(21.43，29.83) s]、国际标准化比值(INR)[3.40(2.30，6.74)比2.09(1.85，2.84)]、血氨(NH 3)水平[109.50(85.25，149.75) μmol/L比80.00(60.25，102.75) μmol/L]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死亡组清蛋白(ALB)[(28.72±5.88) g/L比(33.69±4.96) g/L]、丙氨酸转氨酶(ALT)[586.50(223.25，1 082.00) U/L比1 434.00(615.00，3 334.50) U/L]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 [827.50(545.00，2 024.00) U/L比1 663.50(821.00，4 886.75) U/L]水平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血糖和胆固醇水平无明显变化。 结论:PALF病死率高，不同年龄段病因不同，TB、DB、PT、INR、NH 3水平升高及肝性脑病发病率升高，ALB、ALT和AST降低提示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基于CFN-100氟多功能模块自动化制备 18F-阿法肽(Alfatide Ⅱ)的方法并进行前列腺癌显像。 方法:通过氟离子分装器分出200～500 μl氟离子至反应管中，与标记前体1，4，7-三氮杂环壬烷-1，4，7-三乙酸-E[(聚乙二醇)] 4-环(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酸- D-苯丙氨酸-酪氨酸)] 2{NOTA-E[PEG 4-c(RGDfk)] 2}(冻干药盒)反应，在水相中与 18F经铝介导螯合标记，再经C18柱分离纯化，自动化制备得到 18F-阿法肽，测定其放化产率。对 18F-阿法肽注射液进行质量分析，并对2例前列腺癌患者(72岁和66岁)行 18F-阿法肽PET/CT显像。 结果:采用结合双管路氟离子分装器的CFN-100氟多功能模块成功自动化制备 18F-阿法肽，合成时间约30 min，放化产率为(28±3)% (非衰变校正， n＝6)，放化纯>98%，比活度为2.8×10 7 MBq/mmol，核素纯度大于99%。2例患者PET/CT显像示 18F-阿法肽高度浓聚于前列腺癌病灶，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分别为35.6和5.0。 结论:利用改进的CFN-100氟多功能模块成功自动化制备 18F-阿法肽，产物合成方法稳定，合成时间短，放化产率高，可高度浓聚于前列腺癌病灶。

目的:采用分子对接法筛选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B2（EphB2）小分子抑制剂，研究其对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利用Schrodinger对接工具预测EphB2蛋白的三维结构及其配体结合位点，通过分子对接进行高通量虚拟筛选EphB2抑制剂，通过体内外实验验证筛出的EphB2抑制剂山奈苷与芦荟大黄素（AE）抗CSCC的作用及机制。体外实验中，将人CSCC细胞系A431、SCL-1及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分别分为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与山奈苷组，通过MTT实验（AE浓度：20、40、80、160 μmol/L；山奈苷浓度：12.5、25、50、100 μmol/L）、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小室实验（AE浓度：80 μmol/L，山奈苷浓度：50 μmol/L）分析EphB2抑制剂对C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体内实验中，SPF级BALB/c雌性裸鼠皮下注射0.2 ml A431细胞悬液，待成功长出瘤体以后，随机分为4组（ n = 6），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腹腔注射AE 20 mg·kg -1·d -1 AE）与山奈苷组（腹腔注射山奈苷25 mg·kg -1·d -1）；每周测量裸鼠的肿瘤大小和体重；连续给药28 d后，剥取裸鼠移植瘤进行HE染色，qRT-PCR与Western blot分析AE和山奈苷对裸鼠移植瘤中上皮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磷酸化葡萄糖合成激酶3β（p-GSK-3β）、β联蛋白及GSK-3β表达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 结果:筛选出对EphB2具有较高抑制活性的两个小分子化合物AA-504/20999031（山奈苷）和AA-466/21162055（AE）。MTT实验结果表明，与HaCaT细胞相比，AE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AE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7.95，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24.59 μmol/L和80.85 μmol/L；山奈苷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山奈苷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1.34，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19.64 μmol/L和64.96 μmol/L。划痕实验显示，与二甲基亚砜组细胞迁移距离（88.1±1.4） μm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迁移距离[（36.7±1.0） μm和（44.7 ± 3.5） μm]显著缩短（ F = 52.34， P < 0.001），而HaCaT细胞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73， P = 0.238）。Transwell小室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A431细胞跨膜细胞数量（195.3 ± 5.7）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显著抑制（145.0 ± 2.5和94.7 ± 4.1， F = 72.85， P < 0.001），而对HaCaT细胞则无明显抑制作用（ F = 3.91， P = 0.055）。动物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裸鼠移植瘤体积（841.88 ± 84.63） mm 3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显著下降[（407.42 ± 70.37） mm 3与（368.77 ± 62.7） mm 3， F = 73.78， P < 0.001]。HE染色证实，AE和山奈苷干预可改善其病理变化。qRT-PCR与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AE和山奈苷明显上调瘤体组织中上皮钙黏着蛋白与p-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下调波形蛋白、β联蛋白及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 结论:分子对接筛选的小分子抑制剂与EphB2可形成稳定复合物，并通过影响Wnt/β联蛋白通路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来抑制CSCC进程。

目的:探讨影响初发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治疗反应及结局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并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分别建立针对治疗反应及结局新的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确诊的≥18岁初诊接受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一线治疗、具有完整社会人口学及临床资料的CML-CP连续病例。应用Cox回归模型探索治疗反应和结局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反应包括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主要分子学反应（MMR）、分子学反应4（MR 4）、分子学反应4.5（MR 4.5），结局包括无失败生存（FFS）、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CML相关生存（CML-OS）。 结果:研究共纳入1414例以伊马替尼（1176例）、尼洛替尼（170例）或达沙替尼（68例）为一线治疗的成人CML-CP患者，中位年龄40（18~83）岁，男性873例（61.7%）。多因素分析显示，受教育水平低（ P值<0.001 ~ 0.070）和ELTS评分中/高危（ P值<0.001~0.009）是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分子学反应获得率以及各种不良治疗结局的共同影响因素。此外，男性、农村户籍以及初诊时WBC≥120×10 9/L、HGB<115 g/L和一线伊马替尼治疗与较低的细胞遗传学反应和（或）分子学反应获得率均显著相关；单身、离异或丧偶、农村户籍以及初诊时WBC≥120×10 9/L、HGB<115 g/L和伴有合并症与较低的FFS、PFS、OS和（或）CML-OS率显著相关。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及临床因素分别建立针对治疗反应、治疗失败及疾病进展以及生存的预测模型，根据上述预测模型将整体患者分为各风险亚组，亚组间治疗反应及结局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 结论:除临床因素外，社会人口学因素与CML-CP患者治疗反应及结局密切相关。联合社会人口学因素与临床特征可较好预测患者的治疗反应及结局。

目的:探讨氟暴露对小鼠海马神经元细胞（HT22细胞）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miRNA，miR）-204、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酪氨酸激酶B（TrkB）表达的影响。方法:将HT22细胞暴露于0（对照）、2、4、6、8、10 mg/L氟化钠（NaF）。培养24 h后，CCK-8法检测细胞活性，根据细胞存活率结果，选取0.0（对照）、2.5、5.0、10.0 mg/L NaF，作用于未转染和转染（加入miR-204激动剂）的HT22细胞24 h，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和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分别检测细胞中miR-204表达，BDNF、TrkB mRNA和蛋白表达。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各染氟组细胞存活率降低（ P均< 0.01）。未转染细胞中，与对照组比较，miR-204表达升高（ P < 0.05或< 0.01）；5.0、10.0 mg/L染氟组BDNF mRNA表达降低（ P均< 0.01），各染毒组BDNF蛋白表达降低（ P < 0.05或< 0.01）；各染毒组TrkB mRNA表达降低（ P < 0.05或< 0.01），5.0、10.0 mg/L染氟组TrkB蛋白表达降低（ P均< 0.01）。转染细胞中，与对照组比较，各染毒组miR-204表达升高（ P均< 0.01），BDNF、TrkB mRNA和蛋白表达下降（ P均< 0.01）。细胞存活率与染氟浓度呈负相关（ r = - 0.989， P < 0.01）；染氟浓度与BDNF、TrkB mRNA、蛋白表达呈负相关（ r = - 0.746、- 0.853、- 0.889、- 0.827， P均< 0.01）；miR-204表达与染氟浓度呈正相关（ r = 0.889， P < 0.01），与BDNF、TrkB mRNA和蛋白表达呈负相关（ r = - 0.766、- 0.770，- 0.594、- 0.523， P均< 0.01）；TrkB mRNA和蛋白表达与BDNF mRNA和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r = 0.657、0.869， P均< 0.01）。 结论:氟降低HT22细胞活性，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miR-204表达后抑制了BDNF-TrkB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少见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一线接受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与化疗的效果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收集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于山西省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伴EGFR少见突变的NSCLC患者资料。一线治疗前均采用扩增阻滞突变系统-聚合酶链反应（ARMS-PCR）检测活组织或血液EGFR突变情况。根据一线治疗方法将患者分为EGFR-TKI治疗组和化疗组。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PFS和OS的影响因素。结果:169例EGFR少见突变患者纳入研究，年龄[ M（IQR）]63岁（12岁），<65岁96例（56.8%），≥65岁73例（43.2%）；男性70例（41.4%），女性99例（58.6%）；EGFR G719X突变55例（32.5%），L861Q突变45例（26.6%），S768I突变17例（10.1%），复合突变52例（30.8%）；一线接受化疗55例（32.5%），一线接受EGFR-TKI治疗114例（67.5%）。化疗组患者ORR 36.4%（20/55），DCR 85.5%（47/55）；EGFR-TKI治疗组患者ORR 72.8%（83/114），DCR 90.4%（103/114）；EGFR-TKI治疗组ORR高于化疗组（ χ2＝20.70， P＝0.001），D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76， P＝0.184）。G719X、L861Q、复合突变的EGFR-TKI治疗组ORR均高于相应突变的化疗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DC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EGFR-TKI治疗组中位PFS时间9.7个月（95% CI：6.0～13.4个月），化疗组中位PFS时间3.8个月（95% CI：3.1～7.1个月）；两组P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EGFR-TKI治疗组中位OS时间25.6个月（95% CI：18.0～37.9个月），化疗组中位OS时间31.7个月（95% CI：18.0～42.8个月）；两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脑转移情况[有比无： HR＝2.306，95% CI：1.452～3.661， P<0.001]和一线治疗方式[EGFR-TKI治疗比化疗： HR＝0.457，95% CI：0.317～0.658， P<0.001]是EGFR少见突变NSCLC患者PFS的独立影响因素，脑转移情况（有比无： HR＝2.087，95% CI：1.102～3.953， P＝0.024；未知比无： HR＝2.118，95% CI：1.274～3.520， P＝0.004）为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与一线化疗相比，一线EGFR-TKI治疗可改善EGFR少见突变NSCLC患者客观缓解及PFS，但未观察到OS获益。

目的:探索褪黑素对中波紫外线(UVB)引起人永生化表皮角质形成(HaCaT)细胞黑色素合成的影响及机制，为褪黑素的皮肤保护机制提供理论基础。方法:80 mJ/cm 2 UVB照射10 -5 mol/L褪黑素预处理的HaCaT细胞，照后48和72 h，利用NaOH法检测细胞黑色素水平。照后72 h，利用β-半乳糖苷酶染色试剂盒检测早衰阳性细胞并分析其比例，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衰老相关蛋白p53和酪氨酸酶(TYR)的表达变化。80 mJ/cm 2 UVB照射分别经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突变激酶/毛细血管扩张性共济失调Rad3相关激酶(ATM/ATR)抑制剂、p53抑制剂和褪黑素预处理的HaCaT细胞，照后72 h检测细胞早衰阳性比例和黑色素水平变化。 结果:褪黑素抑制UVB诱导的黑色素水平增加( t＝56.65、13.39, P<0.05)，同时抑制UVB诱导的TYR表达增加( t＝16.46, P<0.05)；并可缓解UVB诱导的HaCaT细胞早衰( t＝6.37, P<0.05),抑制UVB诱导的p53表达增加( t＝19.08, P<0.05)；ATM/ATR抑制剂、p53抑制剂和褪黑素预处理均可抑制UVB诱导的HaCaT细胞黑色素水平升高( t＝13.88、7.86、8.96, P<0.05)。 结论:褪黑素通过调控p53介导的细胞早衰，抑制UVB诱导的HaCaT细胞黑色素水平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