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Vγ4T细胞在应用雷帕霉素的小鼠全层皮肤缺损创面愈合障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选取86只8~12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以下简称野生型小鼠）进行后续实验。取5只野生型小鼠，从其腋窝淋巴结分离Vγ4T细胞用于后续实验。取42只野生型小鼠，腹腔注射雷帕霉素建立应用雷帕霉素的小鼠模型，用于后续实验。取18只野生型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组方法下同）分为不进行任何处理的正常对照组和单纯创伤组、创伤+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抑制剂组（每组6只），将后2组小鼠背部制成全层皮肤缺损创面（创面模型下同），创伤+CCL20抑制剂组小鼠伤后连续3 d于创缘皮下注射CCL20抑制剂，另取6只应用雷帕霉素的小鼠建立创面模型作为雷帕霉素+创伤组，伤后3 d，采用酶消化法提取各创伤小鼠创周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表皮细胞中Vγ4T细胞的百分比。于适宜时间点取正常对照组小鼠背部正常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同前进行检测。取5只野生型小鼠建立创面模型，伤后3 d，提取创周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采用流式细胞分选仪将细胞群分为Vγ4T细胞、Vγ3T细胞及γδ阴性细胞，分别设为Vγ4T细胞组、Vγ3T细胞组及γδ阴性细胞组（均与B16小鼠黑色素瘤细胞混合），以单纯B16小鼠黑色素瘤细胞为黑色素瘤细胞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RT-PCR）法检测各组细胞白细胞介素22（IL-22）mRNA表达情况（样本数为6）。取30只应用雷帕霉素的小鼠建立创面模型，伤后即刻分为进行相应注射处理的单纯Vγ4T细胞组与Vγ4T细胞+IL-22抑制剂组以及注射PBS的雷帕霉素对照组（每组10只）；另取10只野生型小鼠建立创面模型并注射PBS作为野生型对照组。各组小鼠均连续注射6 d，伤后1、2、3、4、5、6 d于当日注射后计算4组小鼠创面面积百分比。分别取6只野生型小鼠和6只应用雷帕霉素的小鼠建立创面模型，作为野生型组和雷帕霉素组，伤后3 d，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2组小鼠创周表皮组织中IL-22、CCL20的mRNA及蛋白的表达情况。取Vγ4T细胞，分为不进行任何处理的正常对照组和用雷帕霉素处理的雷帕霉素组，培养24 h，分别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法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2组细胞中IL-22的mRNA及蛋白表达情况（样本数为6）。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Bonferroni法、Kruskal-Wallis H检验与Wilcoxon秩和检验。 结果:单纯创伤组小鼠伤后3 d创周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中Vγ4T细胞百分比为0.66%（0.52%，0.81%），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小鼠正常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中的0.09%（0.04%，0.14%）， Z=4.31， P<0.01；雷帕霉素+创伤组及创伤+CCL20抑制剂组小鼠伤后3 d创周皮肤组织的表皮细胞中Vγ4T细胞百分比分别为0.25%（0.16%，0.37%）、0.24%（0.17%，0.35%），均较单纯创伤组明显降低（ Z值分别为2.27、2.25， P<0.05）。Vγ4T细胞组细胞中IL-22 mRNA表达水平明显高于Vγ3T细胞组、γδ阴性细胞组、黑色素瘤细胞对照组（ Z值分别为2.96、2.45、3.41， P<0.05或 P<0.01）。与野生型对照组比较，雷帕霉素对照组小鼠伤后1~6 d创面面积百分比均明显增大（ P<0.01），Vγ4T细胞+IL-22抑制剂组小鼠伤后1 d及伤后3~6 d创面面积百分比均明显增大（ P<0.05或 P<0.01）。与雷帕霉素对照组比较，单纯Vγ4T细胞组小鼠伤后1~6 d创面面积百分比均明显减小（ P<0.05或 P<0.01）。与单纯Vγ4T细胞组比较，Vγ4T细胞+IL-22抑制剂组小鼠伤后3~6 d创面面积百分比均明显增大（ P<0.05或 P<0.01）。伤后3 d，与野生型组比较，雷帕霉素组小鼠创周表皮组织中IL-22蛋白及mRNA的表达水平（ t值分别为-7.82、-5.04， P<0.01）、CCL20蛋白及mRNA的表达水平（ t值分别为-7.12、-5.73， P<0.01）均显著下降。培养24 h，雷帕霉素组Vγ4T细胞中IL-22蛋白及mRNA的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t值分别为-7.75、-6.04， P<0.01）。 结论:在全层皮肤缺损小鼠中，雷帕霉素可能通过抑制CCL20表达使CCL20趋化系统受损导致Vγ4T细胞向表皮的募集减少，并同时抑制Vγ4T细胞分泌IL-22从而减缓创面愈合速度。

目的:探讨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与非老年患者的差异及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就诊的124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患者根据年龄分为老年组(≥60岁，34例)和非老年组(<60岁，90例)。对患者进行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度(DAS-28)评分。Ficoll密度离心法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使用18色通道流式细胞仪，共30多种荧光抗体对淋巴细胞进行标记检测。结果:DAS-28结果表明老年组的疾病活动度评分(4.56±1.89)大于非老年组(3.37±1.49)( t＝3.633， P<0.001)。流式结果显示黏膜相关淋巴组织T细胞(MAIL%T)( Z＝－2.798， P＝0.005)、初始CD8 T细胞(Tn%CD8 T)( Z＝－2.179， P＝0.029)、vd2%T(Vδ2+T，γδT细胞的亚型)( Z＝－2.806， P＝0.005)、PD1-CD28-%Th( Z＝－2.050， P＝0.040)以及IGM+D-%B( Z＝－2.376， P＝0.017)在老年组中的表达低于非老年组，而CD45+CD27+%CD8 T( Z＝－3.069， P＝0.002)、abT%T(αβT细胞)( Z＝－2.103， P＝0.035)、CD27-CD28+%T( Z＝－2.341， P＝0.019)、ASC%PBMC( Z＝－2.341， P＝0.019)和ASC%CD19+( Z＝－2.000， P＝0.046)亚群在老年组中的表达要高于非老年组。 结论:老年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疾病活动度要明显高于较年轻的患者。老年类风湿关节炎较年轻患者的效应T细胞中的abT%T、CD4 %abT的表达升高，而vd2%T的表达降低；具有细胞毒性作用的CD45RA+CD27+%CD8 T的表达水平较高；而初始样细胞的Tn%CD8 T的表达水平则较低。

目的:分析TCRβ链恒定区结构域蛋白TRBC1在成熟T细胞淋巴瘤（TCL）中的表达特点，并与TCRVβ分析和TCR基因重排结果比较，探索TRBC1在TCL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收治的30例TCL患者（TCL组）、40名正常对照和50例无T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患者（非TCL组）TRBC1的表达特点，同时分析TCRVβ受体库检测、TCR基因重排与TRBC1限制性表达检测在TCL中的诊断价值。结果:正常对照组CD4 +T和CD8 +T细胞亚群TRBC1阳性表达率分别为（39.6±6.5）%和（39.3±4.4）%，非TCL组患者CD4 +T和CD8 +T细胞亚群TRBC1阳性表达率分别为（39.1±3.8）%和（36.0±8.4）%，TRBC1表达在两组中均呈双相表达模式。TCL组患者均为CD3 +TCRγδ -，TRBC1阳性表达率>92.3%或<12.7%，所有病例均呈限制性表达模式（单克隆表达），与正常对照和非TCL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在T细胞克隆性检测效能方面，TRBC1灵敏性为100%，TCR基因重排阳性检出率为92.8%，TCRVβ流式试剂盒敏感性为94.1%，Kappa检验显示，三种检测方法一致性较高。 结论:多参数FCM检测TRBC1表达水平能够快速高效地诊断TCL，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观察双基因重组载体预防兔乙醇性股骨头坏死(ONFH)的组织病理学变化。方法:自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将购自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的80只兔采用完全随机化原则分为5组：正常组(N，正常动物，空白对照)、致敏组(H，仅马血清致敏，不给予白酒)、模型组[M，马血清致敏，烈性白酒10 ml/(kg·d)灌胃]、无关序列组[Con，马血清致敏，白酒灌胃，一侧股骨头注入无关序列pGFP-V-RS转染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双基因组(S，马血清致敏，白酒灌胃，一侧股骨头内注入双基因重组载体pGFP-V-RS-siPPARγ-exCGRP转染的BMSCs)。实验第4、8周末分批处死动物，观察兔股骨头病理学改变。两样本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分类变量数据资料分析采用 χ2检验；数值变量资料统计采用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LSD)。 结果:实验第8周，S、H组中骨小梁面积分数分别为(40.80±3.16)、(41.20±3.65)%，与正常组[(41.80±3.63)%]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88、0.661， P>0.05)，明显高于M组[(28.10±2.55)%]、Con组[(28.30±2.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846、8.496、8.322、8.089， P<0.01)。S、H、N组中空骨陷窝计数分别为(13.30±1.66)、(13.10±1.63)、(12.30±1.46)%，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243、1.279、1.273， P>0.05)，明显低于M组[(39.30±3.86)%]、Con组[(39.10±3.6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502、18.397、17.686、18.397、18.505、19.282， P<0.01)。S、H组中最大脂肪细胞平均直径分别为(42.55±4.16)、(42.53±4.15) μm，与正常组[(41.36±3.85) μm]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594、0.577， P>0.05)，明显低于M组[(52.31±5.26) μm]、Con组[(52.19±5.13) μ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116、4.128、4.129、4.141, P<0.01)。M、Con组中出现明显的早期ONFH病理学变化，股骨头软骨下骨区的造血组织显著减少，骨小梁变细稀疏、中断、结构紊乱，骨髓坏死，骨小梁面积分数降低、空骨陷窝显著增多，脂肪细胞增殖肥大，脂肪组织堆积。N组中无这些ONFH病理学改变。S、H组中病理学改变很少，骨组织结构接近于N组。8周时，M、Con组中病理学变化比4周时加重，ONFH发生率为87.5%、87.5%，而S、H、N组中为12.5%、12.5%、0%( χ2＝9.833、9.833、12.444、9.833、9.833、12.444,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双基因重组载体能够高效阻止乙醇导致兔ONFH的组织病理学改变，预防乙醇性ONFH的发生，显著优于单一基因的作用。

目的:应用流式细胞术（FCM）对骨髓淋巴瘤细胞特征性免疫表型进行分析，评估FCM对初诊以噬血细胞综合征（HLH）为首发临床表现的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快速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血液科收治的57例已经明确病因诊断的HLH患者的临床资料，并且所有患者在起病时至少完成1次骨髓流式细胞检测和骨髓病理检查，以同期患者的临床、生化及组织病理为金标准，评估FCM分析骨髓淋巴瘤细胞的免疫表型特征对淋巴瘤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LAHS）的诊断效能。结果:57例符合HLH诊断标准的患者，36例患者经临床、生化和组织病理最终明确诊断为LAHS，其中B细胞淋巴瘤15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14例，B细胞淋巴瘤伴反应性T细胞增生1例）；侵袭性NK细胞淋巴瘤/白血病13例；肝脾γδT细胞淋巴瘤2例；血管免疫母T细胞淋巴瘤（AILT）4例；肠病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ENTCL）1例；间变性T细胞淋巴瘤（小细胞型）（ATCL）1例。除1例ENTCL外，FCM均在上述病例骨髓中发现有特征性免疫表型的淋巴瘤细胞，与骨髓疾病比较，FCM对本组LAHS病例诊断的敏感度为97.2%（ P=0.014），特异度为90.5%（ P=0.488）。在21例非LAHS患者中，FCM在2例原发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检测出有TCRVβ重排，其他均未显示有异常特征性免疫表型。 结论:FCM对骨髓淋巴瘤细胞特征性免疫表型分析可作为诊断LAHS的重要指标，具有快速鉴别LAHS和非LAHS的优势，缩短了确诊时间，有利于临床作出早期诊断和快速处理。

目的:探究清除Vγ4T细胞在小鼠皮肤紫外线损伤后表皮组织修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该研究为实验研究。将54只6~8周龄雌性C57BL/6J野生型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Vγ4T细胞清除组和对照组（每组27只），分别腹腔注射亚美尼亚仓鼠抗小鼠Vγ4T细胞受体（TCR）单克隆抗体200 μg、等量同型对照IgG抗体。注射后1周（之后均在此时间点取小鼠），每组取3只小鼠（之后均从这2组另取小鼠），从背部皮肤组织和腋窝、腹股沟淋巴结中分别提取真皮细胞和淋巴结细胞，行流式细胞术检测真皮细胞和淋巴结细胞中Vγ4T细胞比例；每组取5只小鼠，观察背部皮肤情况，之后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皮肤组织结构并测量表皮组织厚度；每组取5只小鼠，提取表皮细胞后行流式细胞术检测表皮细胞中树突状表皮T细胞（DETC）比例。每组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5次紫外线辐射（UVR）组和对照+5次UVR组，每日1次共行5次UVR，每日照射后即刻观察背部皮肤情况；每组取5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和对照+1次UVR组，均行1次UVR后即刻行HE染色后测量表皮组织厚度。每组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单纯对照组；再另取3只小鼠，分别设为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和对照+1次UVR组；均同前处理后，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反转录PCR法检测表皮组织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Ⅰ（IGF-Ⅰ）、角质形成细胞生长因子（KGF）、Vγ5TCR、白细胞介素15（IL-15）、IL-1β、IL-23、自然杀伤细胞2族成员D（NKG2D）、组织相容性抗原60（H60）、小鼠UL16结合蛋白样转录子1（Mult1）、维甲酸早期诱导蛋白1（Rae1）的mRNA表达。结果:注射后1周，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真皮细胞、淋巴结细胞中Vγ4T细胞比例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27.99、13.12， P<0.05）；Vγ4T细胞清除组和对照组小鼠皮肤大体情况和组织结构无明显区别，表皮组织厚度相近（ P>0.05）；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表皮细胞中DETC比例为（3.9±0.8）%，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6±0.5）%（ t=4.84， P<0.05）。与对照+5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5次UVR组小鼠进行1次UVR后皮肤鳞屑增多，照射2次出现鳞屑样痂皮，照射3~5次鳞屑样痂皮明显增多。行UVR后即刻，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厚度较对照+1次UVR组明显增加（ t=11.50，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的mRNA表达明显上调（ t=41.16， P<0.05），IL-23的mRNA表达明显下调（ t=6.52，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对照+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15.22、13.22， P<0.05），IGF-Ⅰ、IL-23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3.71、4.95， P<0.05）；与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IGF-Ⅰ、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11.40、18.88， P<0.05），IL-1β的mRNA表达明显下调（ t=4.42， P<0.05）；与对照+1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Vγ5TCR、IGF-Ⅰ、KGF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4.52、15.24、9.43， P<0.05）；4组小鼠表皮组织中IL-15的mRNA表达总体相近（ P>0.05）。与单纯对照组相比，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表皮组织中NKG2D、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3.67、47.40， P<0.05），对照+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上调（ t值分别为5.30、6.50、9.16， P<0.05）；与单纯Vγ4T细胞清除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H60、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4.57、4.13、4.67、27.36， P<0.05）；与对照+1次UVR组相比，Vγ4T细胞清除+1次UVR组小鼠表皮组织中NKG2D、H60、Mult1、Rae1的mRNA表达均明显下调（ t值分别为5.77、8.18、12.90、8.08， P<0.05）。 结论:清除Vγ4T细胞有利于DETC增殖和毒性下调，可能促进UVR后小鼠表皮损伤修复 。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尿酸/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UHR）与内脏脂肪面积（VFA）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就诊的909例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临床资料，测定身体测量指标［身高、体重、收缩压（SBP）、舒张压（DBP）、颈围、腰围、臀围、VFA及皮下脂肪面积（SFA）］，计算体重指数（BMI）、腰臀比值（WHR）及内脏脂肪/皮下脂肪面积比值（V/S）。测定糖代谢指标［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餐后2 h血糖（2hPG）、餐后2 h胰岛素（2hINS）及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生化指标［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尿酸（UA）、血尿素氮（BUN）及血肌酐（Scr）］及甲状腺激素水平［游离三碘甲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高敏促甲状腺激素（sTSH）］，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稳态模型评估胰岛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和UHR。根据UHR三分位水平，将患者分为 Q1组（UHR≤21.10%，303例）、 Q2组（21.10%31.06%，303例）。根据VFA值，将患者分为对照组（VFA<100 cm 2，597例）和内脏型肥胖（VO）组（VFA≥100 cm 2，312例）。组间差异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和 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UHR与各指标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T2DM患者VFA的影响因素。 结果:与 Q1组比较， Q2、 Q3两组的男性比例、吸烟及饮酒比例、合并高血脂比例、FINS、HOMA-β、TG、GGT、Scr、BMI、颈围、腰围、臀围、WHR、VFA、SFA及V/S均升高，而SBP、DBP、2hINS、HOMA-IR、ALT、AST、FT3仅在 Q3组升高；年龄、TC、LDL-C在 Q3组降低（ P<0.05）。与 Q2组比较， Q3组的男性比例、合并高血脂比例、DBP、HOMA-IR、TG、ALT、GGT、BMI、腰围及VFA升高，而年龄、LDL-C降低（ 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UHR与VFA及V/S呈正相关（ r=0.328、0.205，均 P<0.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UHR与VFA独立相关（β=0.241，95%CI 0.097~0.384， P<0.01）。VO组患者的UHR值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P<0.01）。 结论:T2DM患者中UHR与VFA、V/S存在正相关，该指标对T2DM合并VO的预警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患者男，51岁，因咳嗽、咳痰1个月，发热3 d入院。外院胸部CT：双下肺感染并双侧胸腔积液。入院后查血常规：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76.9%)且超敏C反应蛋白升高明显(98.44 mg/L)，脑钠肽(857.30 ng/L)及γ-谷氨酰转移酶(150.0 U/L)升高。心电图：窦性心律，V2~V6 S-T段上斜抬高。超声心动图：左房与降主动脉间见一7.7 cm×4.8 cm囊性包块(图1)，边界清楚，形态不规则，内可见多发不全分隔，囊内无血流信号与心腔相通，二尖瓣口血流稍加速并可见少量反流，心包腔少量积液。增强超声心动图：囊性包块内部及分隔未见明显增强(图2)。超声提示：左房囊性包块(房壁血肿或脓肿可能)。增强CT：左心房见等密度肿块影，CT值约43 Hu，增强双期CT值约47、48 Hu(图3)，左心房受压改变，左下肺静脉受压稍变窄。CT诊断为左房囊性占位。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无明显异常。遂转入心胸外科行手术治疗，术前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rans 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囊性包块位于左房后壁内膜与冠状静脉窦之间，包块内部见细密点状及絮状回声，左心房后壁内膜受囊性包块推挤前移并随心动周期摆动，左房形态失常，二尖瓣装置受推挤，但结构及功能未见损害(图4)。遂开右房及房间隔行心内探查：卵圆孔未闭，可见一大小约0.3 cm分流束；二尖瓣后瓣至右下肺静脉开口处可见一大小约7.0 cm×5.0 cm囊性包块，包块位于房壁间。切开左房包块囊壁，囊内可见凝血块及积血，切开囊性包块左房反复冲洗，彻底清除后行4#0带垫片Prolene线连续缝合加固。术后观察到左房内及壁间未见占位(图5)，心内、外膜结构正常。因包块囊壁无法切除，且未见实性组织，未送病检。术后TEE：上述囊性包块明显变小，大小约2.8 cm×1.3 cm，内可见少量分隔(图6)。术后10 d经胸超声心动图复查：左房不大，形态未见异常，内血流通畅，后壁近房室沟处稍厚，未见明显囊腔形成(图7)。

目的:探讨T细胞受体（TCR）可变区亚家族（Vβ 和Vδ）在成熟T细胞淋巴瘤（TCL）中的表达模式特点，以及TCRVβ 和TCRVδ分析在TCL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2011—2020年住院或门诊αβ型TCL 199例，非TCL 398例，采用TCRVβ流式试剂盒检测αβ Τ细胞Vβ亚群的表达，其中185例αβ型TCL和355例非TCL同时进行TCRβ和TCRγ基因重排检测；收集2017—2020年住院或门诊γδTCL患者24例、正常对照10名和反应性γδΤ细胞增多患者15例，采用10色TCRVδ流式染色方案检测γδΤ细胞Vδ亚群的表达，其中24例γδTCL和15例反应性γδΤ细胞增多病例同时进行TCRβ、TCRγ和TCRδ基因重排检测。采用四格表的诊断性试验分析和McNemar检验分析Vβ 和Vδ亚群检测方法与TCR基因扫描方法在检测T细胞恶性克隆性中的诊断效能，采用Kappa检验评价2种方法的一致性。结果:24种TCRVβ亚家族在αβ型TCL中，91.5%（182/199）的病例呈限制性表达或阴性表达，其中克隆性T淋巴细胞发生率最高的亚家族成员是TCRVβ13.2（12.6%，23/182）和TCRVβ3（8.2%，15/182）；TCRVβ亚家族在99.0%（394/398）的非TCL中未见克隆性表达。TCRVδ亚家族在γδTCL中，100%（24/24）的病例呈Vδ1和Vδ2亚群异常分布模式，其中19例呈Vδ1限制性表达，余5例Vδ1和Vδ2均阴性表达，Vδ1细胞阳性率明显高于Vδ2细胞阳性率（79.9%±10.8%比0.7%±0.3%， P<0.001）；TCRVδ亚家族在25名正常对照和15例反应性γδΤ细胞增多病例中均呈正常分布模式，即Vδ2细胞阳性率明显高于Vδ1细胞阳性率（73.7%±6.7%比15.6%±4.2%， P<0.001）。在诊断TCL效能上，流式细胞术检测TCR可变区亚家族与TCR基因扫描技术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敏感度分别为92.4%（206/223）和91.4%（191/209），特异度分别为99.0%（409/413）和95.9%（355/370）， P=0.065］，2种诊断方法一致度较高（ Kappa=0.809， P<0.001）。 结论:流式细胞术检测TCR可变区亚家族能够快速有效地诊断成熟TCL。

目的:探究miR-375-3p调控结直肠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作用和机制。方法:在结直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中过表达miR-375-3p，利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利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细胞克隆形成能力，利用Annexin V-FITC/PI双染法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分布。过表达miR-375-3p后，检测γ-H2AX foci形成点数量、同源重组(HR)及非同源性末端连接(NHEJ)修复效率，分析miR-375-3p表达对DNA双链断裂(DSBs)以及其修复效率的影响；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miR-375-3p在HR修复通路中的下游靶基因，利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法进一步验证miR-375-3p表达对靶基因重组蛋白A (RAD51)表达调控作用。最后，利用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经 60Co γ射线2、6 Gy照射后HCT116细胞miR-375-3p的表达量；抑制miR-375-3p表达，经0、1、2、4、6 Gy不同剂量照射后，分析miR-375-3p表达变化对结直肠癌细胞HCT116放射敏感性的影响。 结果:过表达miR-375-3p显著抑制了结直肠癌细胞HCT116及HT29的增殖及克隆形成能力，诱发其细胞凋亡、G 1期周期阻滞和DSBs损伤，下调了Rad51表达，显著降低了HR修复效率[miR-375-3p(3.55 ± 0.30)%，miR-nc(1.97 ± 0.15)%； t＝10.055， P<0.05]；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显示miR-375-3p能够靶向Rad51 3′UTR区域结合( t＝5.013， P<0.05)；电离辐射能诱导miR-375-3p表达，抑制其表达显著降低了结直肠癌细胞放射敏感性( t＝6.460、5.619、10.150， P<0.05)。 结论:miR-375-3p能够靶向抑制Rad51表达，下调DSBs的HR修复效率，增强结直肠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