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舌癌放疗患者植入的不同金属材质假牙对肿瘤靶区(GTV)的剂量学影响.方法 建立由组织补偿膜、牙齿和标准固体水组成的模体,获取镍铬合金、二氧化锆和钴铬合金3种金属假牙组成的模体CT图像.在假牙后方设置不同深度、半径为1.9 cm的GTV,并设计单射束开野照射计划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计划.计算CT下不同假牙的靶区剂量分布,分析不同假牙对靶区剂量学参数的影响.结果 与正常牙齿比较,镍铬合金、二氧化锆和钴铬合金3种金属假牙引起的最大剂量(Dmax)和平均剂量(Dmean)计算偏差均＜3％,其中二氧化锆假牙对靶区剂量影响最大.当GTV深度为5.9 cm时,金属假牙导致的靶区剂量偏差最大.结论 金属假牙产生的CT伪影可影响舌癌放疗的靶区剂量.当GTV离金属假牙较近时,需要考虑拔除假牙或使用伪影修正算法对定位CT图像进行伪影修正.

目的:比较在直肠癌新辅助放疗中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和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对肛门括约肌(anal sphincter,AS)及其亚结构的剂量学影响,为患者选择放疗技术提供依据.方法:选取50例接受新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在患者的CT图像上分别设计共面双全弧VMAT和共面7野均分IMRT 2种放疗计划,在保证靶区和主要危及器官受照剂量都达标且满足临床要求的前提下,增加AS及其亚结构作为危及器官进行剂量学评估.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统计AS及其亚结构的绝对剂量参数和相对剂量参数.采用IBM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VMAT计划与IMRT计划比较,AS及其亚结构的相对剂量参数V20、V30、V40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5和V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MAT计划的绝对剂量参数Dmean较低,其D2％比IMRT计划的D2％略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者的D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直肠癌放疗中,VMAT整体上较IMRT能更好地为AS及其亚结构提供保护,从剂量学方面减少AS及其亚结构损伤.

目的 分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探索改进加速器参数以缩短治疗时间的方法.方法 用简单随机方法选择2017年3月—2017年7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完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患者的25个治疗计划,通过软件对加速器参数进行建模.分别对常规分割和大分割计划,模拟独立提高机架旋转速度、剂量率、多叶准直器(MLC)叶片速度3个加速器参数时,治疗时间的相对变化,以确定哪个参数对治疗时间的限制最强;模拟只提高限制最强的参数的速度,得到在此过程中3个参数对治疗时间限制强弱的动态变化情况.对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对于单次剂量为2 Gy的常规分割计划,机架旋转速度是计划执行时间的主要限制因素,机架旋转速度提高超过15％时,叶片运动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对于单次剂量为5 Gy的大分割计划,剂量率是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剂量率提高12％以上时,机架旋转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最主要的限制因素.结论 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依赖于计划本身的特点,通过改进加速器参数来缩短计划执行时间时,要综合考虑不同机器参数及计划特点之间的关系.

目的:评价患者呼吸状态的改变对实时位置监测系统(RPM)引导下自由呼吸立体定向门控放疗影响。方法:通过自行研制运动模体模拟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基线偏移，呼吸频率改变，呼气末延时、吸气末延时，以及不规则呼吸情况，并分析三维适形、固定野动态调强、单弧旋转调强3组计划各状态变化与模体中心小球位置(L)及电离室受照剂量的相关性。结果:自研模体的摆位重复性和测量稳定性良好。L与基线偏移呈现正相关( r＝0.99， P<0.01)。基线偏移小于摆位误差时，剂量变化在4%以内，相对较小，超出后受照剂量快速下降并呈现负相关( r＝ -0.95， P<0.01)，偏移超出与不超出摆位误差时所测得的受照剂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3.06， P<0.01)。3组计划受基线偏移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呼吸频率改变对L和剂量影响较小。吸气末延迟和呼气末延迟都导致3组计划剂量下降，最大达-1.74%，同时吸气末延迟相对呼气末延迟影响更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 -2.67， P <0.01)，但延迟时间长短对剂量的影响率没有明显相关性( P>0.05)，3组计划受波形改变的影响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规则呼吸对剂量影响较大，3组计划重复测量6次受照剂量分别为三维适形(709.68±180.00)cGy；固定野动态调强(751.40±127.16)cGy；单弧旋转调强(750.00±185.60)cGy，均小于处方剂量，一致性欠佳。 结论:患者呼吸状态改变会导致剂量下降，基线偏移超出摆位误差阈值或者波形变异较大出现不规则呼吸时更甚，且与放疗技术不相关。

目的:评价前列腺癌图像引导放疗时锥形线束CT（CBCT）的使用频率和匹配策略对靶区和危及器官剂量学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022年6月—2023年5月收治的21例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患者的561套每日CBCT图像，患者均接受中等分割容积弧形调强放疗（VMAT），剂量为70 Gy分25次，2.8 Gy/次。根据不同图像引导方式和频率，校准摆位误差后将计划CT刚性配准到CBCT，CT值和结构通过形变配准算法传播到CBCT，根据形变矢量场将每日剂量映射到计划CT进行剂量累加。将每日在线CBCT验证的实际累积剂量与每周CBCT方案（第1-3、6、11、16、21天CBCT扫描）进行比较。比较基于骨匹配与基于软组织匹配（自动骨匹配后手动前列腺匹配并最终以直肠前壁为主做微调）两种匹配方式的摆位误差及剂量学参数。非正态分布的计划剂量和累积剂量之间的剂量学参数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移床值和平均剂量参数采用配对 t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与每日CBCT图像引导相比，每周方案的CTV_D 98%［（69.08±1.58）∶（65.24±3.64）Gy， P<0.001］明显减少。采用骨匹配的CTV_D 98%为（69.27±2.14）Gy，但直肠高量较高：V 60 Gy为3.18%±3.10%、V 65 Gy为0.77%±1.23%。采用软组织匹配方案的靶区覆盖率足够，CTV_D 98%为（69.08±1.58）Gy；且直肠高量区剂量的百分体积明显减少，V 60 Gy为2.02%±2.42%，V 65 Gy为0.34%±0.68%。 结论:中等分割前列腺癌放疗，每日CBCT图像引导的靶区覆盖度优于每周方案。自动骨匹配后手动前列腺匹配并最终依据直肠前壁做微调的匹配策略，能在保证靶区覆盖率前提下较好地保护直肠。

目的:比较新型脑转移瘤治疗技术HyperArc与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技术在剂量学参数及计划复杂性方面差异。方法:选取26例脑转移瘤患者，处方为9 Gy 3次、6 Gy 5次，分别采用HyperArc (HA)、共面(Cop)及非共面(Non-cop) VMAT技术进行计划设计。比较3种计划靶区(PTV) RTOG适形指数(RTOG CI)、Paddick CI、均匀性指数(HI)、梯度指数(GI)，脑干D max以及Brain-PTV的V 2Gy-V 26Gy。此外，对机器跳数以及计划复杂性参数(包括MCSv和ALPO)进行比较。 结果:为了防止治疗时脱靶，所有计划RTOG CI都>1.1。对于Paddick CI，HA计划的高于Cop和Non-cop VMAT (0.89±0.019∶0.88±0.017， P＝0.001和0.89±0.019∶0.87±0.036， P＝0.003)。对于GI，HA计划的跌落最快(3.35±0.64)，其次为Non-cop VMAT (3.70±0.80)，最差为Cop VMAT (4.90±1.85)。对于脑干D max，HA计划低于Non-cop VMAT计划[(604.14±531.61) cGy∶(682.75±558.22) cGy)， P<0.05]。对于V 12Gy和V 24Gy，HA计划都低于VMAT计划(均 P<0.05)。对于机器跳数，HA计划低于Non-cop VMAT、Cop VMAT计划(2 872.60±566.93∶3 771.28±1 022.38、2 872.60±566.93∶4 494.08±1 323.09，均 P<0.05)。计划复杂性方面，Cop VMAT计划的MCSv最低，即复杂度最高( P<0.05)；HA计划的ALPO较Non-cop更高，即HA计划复杂度较低( P<0.05)。 结论:对于脑转移瘤治疗，HyperArc较VMAT技术有更好的靶区适形性和剂量跌落，对脑干及正常脑组织保护更好，且计划复杂性也较低。

目的:联合应用两种商用及一种自行开发的基于加速器轨迹日志(LFB)的三维剂量重建系统验证肺癌VMAT计划。方法:编程实现读取TrueBeam轨迹日志中误差并导入计划系统生成重建剂量。选18例肺癌双弧VMAT计划，用ArcCheck测量并利用3DVH重建，同时使用LFB和Compass计算模式重建。其中5例4 h内由ArcCheck测2次，检测加速器重复性。将18例计划移植到建成5 cm、背散4 cm、中心放置有FC65-G电离室的固体水模上计算电离室平均剂量并与实测及3种重建系统重建点剂量比对。结果:加速器重复性稳定。LFB、3DVH、Compass及FC-65 G实测与计划点剂量偏差≤2%。ArcCheck曲面二维，3DVH、Compass整体及LBF所有器官三维γ通过率在所有比对标准下均>90%，3DVH及Compass个别器官γ通过率低。重建剂量与原计划相比，LBF差异最小，除肺之外器官Compass差异居中、3DVH最大。结论:LBF、3DVH、Compass 3种系统能从不同方面反映肺癌VMAT剂量验证结果，联合应用三者进行剂量验证能更直观的展现出验证结果，便于后续分析。

目的:介绍基于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立体定向心脏放射消融术(SCRA)，并通过短期有效性和安全性对该新型治疗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方法:室性心律失常(VA)患者被评估并纳入临床试验，受试者均接受了真空垫体位固定和四维CT模拟定位，本研究以计划靶区体积(PTV)为目标，采用容积旋转调强(VMAT)技术设计立体定向放疗计划，使用R 50%、均匀性指数、适形性指数等参数评估治疗计划，并对比受试者治疗前后动态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 结果:3例室性心动过速(VT)和1例室性期前收缩(PVC)受试者接受了处方剂量25 Gy的单次SCRA，PTV平均值为71.3 cm 3(60.3~89.4 cm 3)，平均治疗时长12.0 min (4.5~21.0 min)。短期随访平均持续了18周(14~25周)，结果显示受试者未出现并发症，VT负荷和PVC负荷显著下降。 结论:SCRA术短期内有效和安全，但关键放疗技术的效果和使用规范仍需要继续探索。

目的:研究基于联影直线加速器电子射野影像装置(EPID)在体剂量验证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行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的肿瘤患者，其中，头颈部32例、胸部16例和腹盆部20例。每位患者均执行治疗前Arccheck剂量验证(Pre Arccheck)、治疗前EPID剂量验证(Pre EPID)，以及治疗中前3次和随后每周1次的扇形束计算机断层成像(FBCT)位置验证和在体EPID剂量验证(In vivo EPID)。当任一方向摆位误差(左右 x、头脚 y和垂直 z)均<3 mm时实施治疗，并根据 x、 y和 z计算三维摆位偏差 d；否则，执行位置校正。 结果:68例患者Pre EPID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分别为(99.97±0.1)%和(94.15±3.84)%，与Pre Arccheck的(98.86±1.48)%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12、9.43， P<0.05)。胸部、腹盆部和头颈部的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re EPID γ通过率和首次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的差值(5.56±3.72)%与对应的三维摆位偏差 d(1.46±1.51)mm之间无相关( P>0.05)。随着治疗进行，In vivo EPID γ通过率由第1周的(94.15±3.84)%逐步减小到第5周的(92.15±3.24)%；从第3周开始至第5周，In vivo EPID γ通过率与第1周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48、2.75、3.09， P<0.05)。 结论:3 mm内摆位误差不影响在体剂量验证的γ通过率，在体剂量验证γ通过率临床可接受阈值的确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在体剂量验证可为自适应放疗的临床应用提供一定的支持。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