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全脑放疗联合补充精确放疗在肺癌脑转移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浙江省肿瘤医院就诊的肺癌脑转移患者4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20例，对照组给予单纯的全脑放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精确放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放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疾病控制率均高于对照组（15/20比7/20、　19/20比11/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8.02、6.67， P<0.05）；观察组治疗后健康调查简表评分高于对照组；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为6/20。观察组无进展生存时间为（26.5 ± 2.6）个月，显著高于对照组的（5.6 ± 1.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02）；观察组治疗后4年总生存率为77.8%，显著高于对照组的23.2%（ P<0.01）。 结论:肺癌脑转移患者在全脑放疗的基础上给予补充精确放疗，能明显提高治疗效果，提高患者存活率，改善预后。

目的:回顾性分析鼻咽癌调强放疗(IMRT)后长期生存及晚期损伤，为鼻咽癌优化治疗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03—2009年间于四川省肿瘤医院行IMRT的132例初治鼻咽癌患者，其中Ⅰ、Ⅱ、Ⅲ、Ⅳ A、Ⅳ B期分别为3、22、61、43、3例。中位剂量73.37Gy (66~85Gy)分33次；单纯放疗20例，同期放化疗112例。采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生存率， log- rank法检验及单因素预后分析， 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应用RTOG/EORTC标准评价晚期放射损伤。 结果:中位随访时间128个月(3~191个月)，全组10、15年鼻咽癌局控率分别为86.0%、79.9%，无瘤生存率分别为72.5%、63.2%，总生存(OS)率分别为65.2%、57.1%。全组局部区域复发率12.1%，远处转移率16.7%。共53例死亡，其中15例死于局部区域复发、20例死于远处转移、18例死于其他疾病(肺炎、颅内出血、意外等)；10、15年非肿瘤相关死亡率分别为11.3%、13.6%。单因素分析示年龄、吸烟史、乳酸脱氢酶、T分期、临床分期是鼻咽癌OS的独立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示乳酸脱氢酶、T分期、同期放化疗是鼻咽癌OS的预后因子。1-2级晚期损伤(听力下降、吞咽困难、龋齿、口干较高)发生率为90.4%，3-4级晚期损伤(皮肤纤维化、听力下降、放射性脑损伤)发生率8.5%。结论:鼻咽癌患者IMRT后10、15年OS较好，但随着生存期延长非肿瘤相关死亡率升高；远处转移为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晚期损伤主要为1-2级听力下降、吞咽困难、龋齿、口干。

目的:比较新型脑转移瘤治疗技术HyperArc与容积调强弧形治疗(VMAT)技术在剂量学参数及计划复杂性方面差异。方法:选取26例脑转移瘤患者，处方为9 Gy 3次、6 Gy 5次，分别采用HyperArc (HA)、共面(Cop)及非共面(Non-cop) VMAT技术进行计划设计。比较3种计划靶区(PTV) RTOG适形指数(RTOG CI)、Paddick CI、均匀性指数(HI)、梯度指数(GI)，脑干D max以及Brain-PTV的V 2Gy-V 26Gy。此外，对机器跳数以及计划复杂性参数(包括MCSv和ALPO)进行比较。 结果:为了防止治疗时脱靶，所有计划RTOG CI都>1.1。对于Paddick CI，HA计划的高于Cop和Non-cop VMAT (0.89±0.019∶0.88±0.017， P＝0.001和0.89±0.019∶0.87±0.036， P＝0.003)。对于GI，HA计划的跌落最快(3.35±0.64)，其次为Non-cop VMAT (3.70±0.80)，最差为Cop VMAT (4.90±1.85)。对于脑干D max，HA计划低于Non-cop VMAT计划[(604.14±531.61) cGy∶(682.75±558.22) cGy)， P<0.05]。对于V 12Gy和V 24Gy，HA计划都低于VMAT计划(均 P<0.05)。对于机器跳数，HA计划低于Non-cop VMAT、Cop VMAT计划(2 872.60±566.93∶3 771.28±1 022.38、2 872.60±566.93∶4 494.08±1 323.09，均 P<0.05)。计划复杂性方面，Cop VMAT计划的MCSv最低，即复杂度最高( P<0.05)；HA计划的ALPO较Non-cop更高，即HA计划复杂度较低( P<0.05)。 结论:对于脑转移瘤治疗，HyperArc较VMAT技术有更好的靶区适形性和剂量跌落，对脑干及正常脑组织保护更好，且计划复杂性也较低。

目的:探讨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多发脑转移（MBM）患者的效果、不良反应及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变化。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收治的NSCLC-MBM患者86例，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43例。研究组给予肿瘤原发灶放疗联合厄洛替尼或吉非替尼靶向治疗，对照组在培美曲塞联合铂类药物常规化疗基础上给予肿瘤原发灶放疗。比较两组治疗后1个月的疗效、总生存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S100-β、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水平。结果:研究组年龄（55±5）岁，范围：39~75岁，包括男性15例（34.88%），女性28例（65.12%）；对照组年龄（54±5）岁，范围：38~72岁，包括男性17例（39.53%），女性26例（60.47%）；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研究组治疗后1个月的客观缓解率[53.49%（23/43）比32.56%（14/43）]、疾病控制率[93.02%（40/43）比69.77%（30/43）]及治疗后1年总生存率[58.14%（25/43）比46.51%（20/43）]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10.91、5.76、11.02， P值分别为0.001、0.016、0.001）。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S100-β、CEA、SCCA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1个月研究组血清S100-β、CEA、SCCA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研究组发生不良反应患者比例低于对照组[13.95%（6/43）比39.53%（17/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35， P<0.05）。 结论:放疗联合靶向药物治疗可能有助于延长NSCLC-MBM患者生存期、减少不良反应发生及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在辅助预测阿帕替尼对进展期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RAIR－DTC)的治疗效果方面的意义。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3月至2023年3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的20例进展期RAIR－DTC患者[男、女各10例，年龄51.5(46.3，65.0)岁]，所有患者均行阿帕替尼治疗并且进行BRAF V600E、端粒酶反转录酶(TERT)启动子基因检测。收集阿帕替尼治疗过程中的患者血清学及影像学检查数据、获得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数据；探索基因特征与阿帕替尼疗效及生存数据间的关系：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基因突变组与野生组间缓解持续时间(DOR)差异，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结果:BRAF V600E突变组( n＝11)较野生组( n＝9) PFS(35.3与9.2个月； χ2＝7.53， P＝0.006)和DOR[25.8(7.4，35.2)与8.2(2.5，13.4)个月； U＝23.00， P＝0.046]更长。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示BRAF V600E突变组有更好的PFS获益[风险比( HR)＝0.22(95% CI：0.06~0.72)， P＝0.013]，肺转移同时伴有骨或脑转移患者出现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是仅发生肺转移患者的3.06(95% CI：1.10~8.54， P＝0.033)倍。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仅BRAF V600E突变是影响PFS的独立因素[ HR＝0.23(95% CI：0.07~0.80), P＝0.021]，这提示伴有BRAF V600E突变患者的阿帕替尼疗效可能更好。TERT启动子突变组与野生组的PFS( χ2＝1.34， P＝0.247)及OS( χ2＝0.19， P＝0.66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伴有BRAF V600E突变的进展期RAIR－DTC患者经阿帕替尼治疗后PFS及DOR较野生组更长，表明BRAF V600E或许可成为潜在的指导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的生物学标志，辅助细化TKI治疗指征。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SRT）具有单次照射剂量大、分割次数少、边缘剂量下降快的特点，是治疗脑转移瘤的重要手段。目前基于直线加速器开展的脑转移瘤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或SRT技术较伽马刀和射波刀经济适用、性价比更高，临床应用更广泛。本指南以已发布的国内外相关标准为依据，聚焦于基于直线加速器开展的SRT技术在临床实践工作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以期帮助国内放疗单位正确安全地运用SRT技术。

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的患者预后较差，酪氨酸酶抑制剂(TKI)显著改善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敏感突变患者的预后。EGFR敏感突变与NSCLC的脑转移发生率相关并可能影响其放疗和药物治疗疗效，脑转移瘤的EGFR-TKI单药治疗和放疗均有效，二者联合是否较单一治疗改善EGFR基因突变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预后。回顾性研究提示先行放疗，尤其是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联合治疗可能更具优势，但存在争议。因此，对EGFR基因突变NSCLC的脑转移放疗相关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MR灌注成像进行脑转移瘤(BMs)亚靶区分割的可行性，为BMs患者基于血流灌注异质性引导个体化放疗提供参考。方法:选取96例BMs放疗患者，肿瘤内部有坏死组55例，无坏死组41例，每位患者放疗前行CT模拟定位及MR模拟定位。应用MIM Maestro6.8.8软件分别在强化T 1WI图像和T 2 Propeller图像中勾画大体肿瘤体积(GTV)及肿瘤坏死区(GTV N)，二者相减得肿瘤实性区(GTV S)。应用三维动脉自旋标记(3D-ASL)灌注成像的脑血流量图确定高灌注区(GTV H)与低灌注区(GTV L)。比较有、无坏死组亚靶区体积、占比及各亚靶区相关性。 结果:有、无坏死组GTV分别为19.56、7.34 cm 3，GTV与坏死的ROC曲线AUC达0.749。有坏死组GTV N、GTV S、GTV H、GTV L占GTV比分别为20.47%、79.53%、33.03%、46.50%( P<0.05)，其中GTV S与GTV的 r值达0.963，GTV L与GTV、GTV S的 r值分别达0.849、0.840，高于GTV H与GTV、GTV S的 r值0.683、0.764(均 P<0.05)。无坏死组GTV H占GTV比高于有坏死组(58.95%∶33.03%， P<0.05)，GTV L占GTV比略低于有坏死组(41.05%∶46.50%， P>0.05)。GTV H与GTV的 r值高于GTV L与GTV的(0.776∶0.574， P<0.05)。 结论:MR-3D-ASL可以定量分析BMs肿瘤靶区内异质性血流灌注，可用于指导亚靶区分割及肿瘤局部亚靶区剂量提升。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 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在三代靶向药物时代的放疗合理时机。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9月—2022年5月，在武警上海总队医院肿瘤放射诊疗中心诊治的 EGFR突变阳性并接受过三代靶向药物一线治疗和立体定向放疗的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资料。依据放疗时机在靶向药物耐药前/后，将患者分为脑放疗早参与组与晚参与组。比较两组患者的脑转移比例、体能状态、完全缓解率、客观缓解率、延迟脑转移进展的时间、总生存（OS）。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用log-rank法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将 P<0.1的因素纳入Cox多因素分析。 结果:共纳入85例患者，其中51例（60%）为早放疗患者。脑放疗早参与组较晚参与组有更高的症状性脑转移比例（82%∶56%， P=0.013），更差的体能状态（卡诺夫斯凯计分<70分者为61%∶27%， P=0.002）。脑放疗早参与显著提高颅内病灶完全缓解率（35%∶12%， P=0.015）和客观缓解率（88%∶71%， P=0.041），延迟脑转移进展的时间（中位颅内无疾病进展时间为23.0∶16.0个月， P=0.005；中位颅内无二次进展生存时间为31.0∶22.0个月， P=0.021），并改善患者OS（中位OS时间为44.0∶35.0个月， P=0.046）。多因素分析中，诊断特异性预后评估分级评分<2.5、21号外显子突变、脑放疗晚参与是OS的预后不良因素。 结论:在三代靶向药物治疗时代，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靶向药物耐药前进行立体定向放疗，有更大临床获益。

远处转移是乳腺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大多数晚期乳腺癌是不可治愈的。寡转移是介于局限期和广泛转移的一种中间状态。放疗在寡转移性乳腺癌的局部治疗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立体定向放疗(SBRT)技术的发展，可以予以根治剂量，同时保护周围的正常组织。既往研究证明SBRT是安全有效的，对乳腺癌的骨、肺、肝、脑、淋巴结等寡转移的局控率>80%。但是，如何筛选真正的寡转移还存在一定争议，进一步的随机临床研究证实放疗能否改善患者生存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