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风险预测模型，并与传统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11年7月至2016年12月AMI患者的人口学、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案和用药情况等资料。AKI诊断标准参照2012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公布的AKI诊疗指南，入选AMI患者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将其分为训练集（70%）及内部测试集（30%）。运用SelectFromModel和Lasso回归模型选择重要特征因素为AMI患者发生AKI的预测因素。分别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A）及机器学习算法（模型B）建立AMI患者发生AKI的风险预测模型，DeLong法比较模型A和模型B在测试集中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curve，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并选出最佳模型。 结果:共6 014例AMI患者被纳入该研究，年龄（58.4±11.7）岁，男性3 414例（80.5%），AKI 674例（11.2%），训练集4 252例（70.7%），测试集1 762例（29.3%）。SelectFromModel和Lasso回归模型选取的12项临床指标包括心肌梗死次数、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室性心动过速、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入院时伴失代偿性心力衰竭、入院血肌酐、血尿素氮、肌酸激酶同工酶峰值、使用利尿剂、利尿剂日最大剂量、利尿剂使用天数及使用他汀类药物。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预测测试集AMI患者发生AKI的ROC曲线 AUC为0.80（95% CI 0.76～0.84）。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在测试集中得到的ROC曲线 AUC为0.82（95% CI 0.78～0.85）。2种模型ROC曲线 AUC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858， P=0.363），但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模型ROC曲线 AUC略高于传统模型。 结论: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AMI患者发生AKI的风险预测模型与传统Logistic回归模型的预测效应相似，但机器学习算法模型有更优的趋势，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模型可能提高预测AMI患者发生AKI风险的能力。

目的:分析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帮助指导临床治疗。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8月至2020年8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CRKP血流感染成年患者的临床特征、合并感染部位、合并症、实验室检查、抗菌药物暴露情况等资料。将患者分为预后良好组和预后不良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学分析采用秩和检验、 χ2检验。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CRKP血流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结果:106例CRKP血流感染患者中，预后良好组47例，预后不良组59例。预后良好组与预后不良组的住院时间[39(22，89) d比21(15，38) d]、90 d内入院史比例[17.0%(8/47)比35.6%(21/59)]、有碳青霉烯类药物暴露史比例[42.6%(20/47)比64.4%(38/59)]、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比例[44.7%(21/47)比78.0%(46/59)]、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比例[34.0%(16/47)比81.4%(48/59)]、感染性休克比例[19.1%(9/47)比69.5%(41/59)]、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比例[10.6%(5/47)比74.6(44/59)]、处于实体器官移植后状态比例[40.4%(19/47)比18.6(11/59)]、接受外科手术比例[51.1%(24/47)比32.2%(19/59)]、接受机械通气比例[23.4%(11/47)比74.6%(44/59)]、Pitt菌血症评分≥4分[21.3%(10/47)比69.5%(41/59)]、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估评分≥2分[14.9%(7/47)比81.4%(48/59)]、血小板计数<100×10 9/L比例[31.9%(15/47)比62.7%(37/59)]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72, χ2＝4.54、5.04、12.46、24.48、26.61、43.02、6.12、3.86、27.44、24.36、46.29、9.93，均 P<0.050)。多因素分析提示合并下呼吸道感染[比值比(odds ratio， OR)＝3.293，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138～9.528， P＝0.028]、MODS( OR＝21.750，95% CI 7.079～66.829， P<0.001)为CRKP血流感染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合并下呼吸道感染的CRKP血流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可能性更大，及时维持脏器功能可能改善CRKP血流感染患者的预后。

目的:探究耐多黏菌素和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polymyxin resistant and carbapenemase-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PR-CRKP）的危险因素。 方法:收集2020年7月至2023年10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住院期间检出CRKP的患者资料，根据对多黏菌素B的药敏试验结果分为CRKP组和PR-CRKP组，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情况、入院前6个月抗菌药物暴露情况、入院时临床检测指标、检出目标菌时抗菌药物使用情况、住院时间和侵入性操作时间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PR-CRKP的危险因素。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共纳入CRKP感染患者170例，CRKP组123例，PR-CRKP组47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与CRKP组相比，PR-CRKP组的年龄更高（ Z= -2.186， P= 0.029），入院前6个月半合成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多黏菌素类和喹诺酮类药物的暴露史比例更高（ χ 2= 3.930、5.414、11.939、8.478， P值均 < 0.05），入院时诊断为感染的比例和血尿素氮水平更高（ χ 2= 7.268， Z= -2.406， P= 0.007和0.016），血红蛋白水平更低（ t= 2.641， P= 0.009），住院时间和气管插管、导尿管、深静脉置管时间更长（ Z= -4.243、-4.660、-5.341、-4.583， P值均<0.001），碳青霉烯类药物和多黏菌素B使用时间更长（ Z= -4.757和-7.554， P值均 <0.001），合并耐喹诺酮类肠杆菌（quinolone-resistant Escherichia coli，QREC）和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阴性菌（carbapenem-resistant organism，CRO）感染、血流感染和收治重症监护病房的比例均更高（ χ 2= 33.737、42.041、5.426、12.991， P< 0.05或<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多黏菌素B使用时间（ OR= 1.179， 95%CI 1.059 ~ 1.312， P= 0.003）、合并QREC感染（ OR= 5.357， 95%CI 2.100 ~ 13.669， P< 0.001）和合并CRO感染（ OR= 3.302， 95%CI 1.146 ~ 9.514， P= 0.027）是PR-CRKP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长时间使用多黏菌素B是PR-CRKP的独立危险因素，混合QREC和CRO感染可增加PR-CRKP的风险。

目的:了解全科医生处方苯二氮 类药物（BZDs）的现状、主观态度和相关知识掌握情况，为BZDs临床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对参加2018年11月15—18日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暨助理全科骨干师资培训班的396名临床医生（全科医生131名，非全科医生265名）进行BZDs的网络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临床医生的基本资料、BZDs处方和培训情况、对BZDs的主观态度及知识掌握情况。结果:396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55名（13.9%）临床医生参加过BZDs相关培训，331名（83.6%）临床医生处方过BZDs；在临床医生所管理患者连续使用BZDs的最长时间方面，全科医生组与非全科医生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8.37， P>0.05）。临床医生对BZDs相关知识的主观态度得分偏低［4（2，6）~5（3，9）分］，认为需接受BZDs相关培训的得分较高［10（8，10）分］。全科医生组对BZDs适应证的了解程度［4（2，6）比5（3，6）分， Z=-2.66］、判断使用BZDs患者是否成瘾的能力 ［5（2，6）比5（3，7）分， Z=-2.52］以及对BZDs使用指南的了解程度［4（1，5）比4（3，6）分， Z=-3.05］ 方面的信心低于非全科医生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处方倾向方面，全科医生组在处方BZDs时较少倾向于根据经验，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5（2，7）比6（4，8）分， Z=-3.50， P<0.05］。在BZDs相关知识掌握方面，全科医生组的总得分低于非全科医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8，12）比11（9，13）分， Z =-2.06， P<0.05］。其中全科医生组在药物成瘾识别［66.4%（87/131）比77.7%（206/265），χ 2=5.84］和药理学知识［59.5%（78/131）比72.1%（191/265），χ 2=6.32］方面掌握情况比非全科医生组差（ P<0.05）。 结论:全科医生在BZDs相关知识掌握方面存在欠缺，缺乏处方BZDs的信心，需开展BZDs相关培训，尤其针对成瘾、药物作用等方面加强培训。

目的:了解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Kp BSI）患者的临床特征、耐药情况及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1日收治的188例Kp BSI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18例（62.8%）；年龄77.0（63.0，85.0）岁，住院时间20.0（9.0，33.8）d，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者78例（41.5%）；碳青霉烯类敏感肺炎克雷伯菌（CSKP）感染者121例（占64.4%，CSKP组），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感染者67例（占35.6%，CRKP组）；入院28 d内死亡56例（死亡组），生存132例（生存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RKP血流感染及预后相关因素。结果:188例Kp BSI患者感染部位较多者依次为呼吸系统39.4%（74/188）、腹腔感染18.1%（34/188）、胆道感染14.4%（27/188）。所患基础疾病依次为冠心病63.8%（120/188）、高血压59.6%（112/188）、慢性肾脏疾病46.3%（87/188）、2型糖尿病43.1%（81/188）；118例（62.8%）患≥3种基础疾病。Kp BSI前有侵入性操作史者146例（77.7%），有抗生素使用史者90例（47.9%）。CRKP对哌拉西林、喹诺酮类、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药物均有较高的耐药性。单因素分析显示，CSKP组与CRKP组的年龄（69.0比83.0岁）、入住ICU［25.6%（31/121）比70.1%（47/67）］、侵入性操作史［67.8%（82/121）比95.5%（64/67）］、抗生素使用史［37.2%（45/121）比67.2%（45/6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73，χ 2=35.22，χ 2=19.15，χ 2=15.53，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入住ICU、侵入性操作史、抗生素使用史是CRKP感染的影响因素（ OR=1.06， P<0.001； OR=3.22， P=0.003； OR=5.93， P=0.009； OR=2.40， P=0.022）。入院28 d内总病死率为29.8%（56/188），单因素分析显示，生存组与死亡组的CRKP感染［19.7%（26/132）比73.2%（41/56）］、白蛋白水平（32.6比27.8 g/L）、序贯性器官衰竭评分（SOFA评分，2比8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9.10， Z=-4.64， Z=-10.36，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CRKP感染、低白蛋白、高SOFA评分是Kp BSI患者死亡相关因素（ OR=5.13， P=0.021； OR=0.86， P=0.044； OR=3.04， P<0.001）。 结论:Kp BSI患者耐药率、病死率均较高，CRKP感染、低白蛋白、高SOFA评分与预后相关。

目的:观察不同疗程高压氧(HBO)治疗对急性脑梗死(ACI)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AS)易损斑块及相关炎性因子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选取2018年1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在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和毓璜顶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ACI患者176例，按照治疗方法分为对照组(86例)和观察组(90例)，采用多普勒超声检查ACI患者是否合并颈AS斑块的发生，并排除在观察期间死亡和失联的病例，最终对照组入选病例69例，观察组入选72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待病情稳定后，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辅以HBO治疗。治疗前和治疗6、12个疗程行颈内动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观察颈内AS程度、狭窄程度、易损斑块减少和稳定斑块增加情况，并检测斑块厚度、内膜中层厚度(IMT)及斑块长径。在治疗前、治疗2个疗程和4个疗程测定血浆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及C反应蛋白(CRP)、血管内皮素(ET)及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结果: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6、12个疗程颈AS程度明显减轻( Z＝-2.12， P<0.05； Z＝-2.89， P<0.05)；与对照组治疗6、12个疗程比较，颈AS程度也明显减轻( Z＝-2.01， P<0.05； Z＝-2.58， 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6、12个疗程颈动脉狭窄程度明显减轻( Z＝-2.17， P<0.05； Z＝-2.34， P<0.05)；与对照组治疗6、12个疗程比较，颈动脉狭窄程度也明显减轻( Z＝-2.00， P<0.05； Z＝-2.17， 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6、12个疗程斑块厚度、斑块长径、IMT明显降低( 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各时间点比较，AS斑块厚度、长径及IMT明显降低( 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治疗2、4个疗程后血浆CRP、MMP-9、ET和Hcy含量均明显降低( P<0.05)，与对照组各时间点比较，血浆CRP、MMP-9、ET和Hcy含量也明显降低( P<0.05)。 结论:不同疗程HBO联合他汀类药物治疗可改善ACI患者颈AS程度和颈动脉狭窄程度，使易损斑块转为稳定斑块；另外血浆CRP、MMP-9可能是易损斑块稳定性的潜在血清标志物，其稳定性与治疗后患者血浆ET和Hcy水平有关。

目的:分析终末期老年（≥70岁）住院患者的药物相关问题（DRPs）的发生情况与特点。方法:采用老年人1年内死亡率预测指数评分，对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的261例次终末期老年患者，行基于DRPs Strand分类系统的DRPs类别、涉及药物、干预措施分析。结果:261例次终末期老年住院患者中，187例次（71.6%）患者存在672个DRPs，最常见的DRPs为安全性问题，包括药物不良反应271个（40.3%）及剂量过高149个（22.2%）。DRPs共涉及207种药物，发生DRPs频率较高的前5类药物依次为全身用抗感染药（20.7%，139/672）、神经系统用药（19.4%，130/672）、消化道及代谢方面用药（16.5%，111/672）、心血管系统用药（16.1%，108/672）及血液和造血器官药（13.7%，92/672）。由药师对672个DRPs进行干预，医师接受率95.7%（643/672）。干预建议中564个为用药调整，108个为用药监护。在用药调整干预中，280个（49.6%，280/564）建议为处方精简（停药或减量），精简频率较高的药物分别为全身用抗菌药（29.6%，83/280）、调节血脂药（7.9%，22/280）及抗血栓形成药（7.9%，22/280）。重度失能与非重度失能的终末期患者相比，平均DRPs数量（2比1个）及平均处方精简数量（1比0个）显著升高（ Z=-4.83，Z=-3.61，均 P<0.001）。 结论:终末期老年患者药物安全性问题突出，重度失能的终末期患者面临更多的DRPs。

目的:评估核酸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技术在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NTM）肺病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收集2022年7月至2023年11月在山东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住院的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疑似NTM肺病123例患者临床资料。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标本进行MALDI-TOF MS技术检测和MGIT 960培养。评估MALDI-TOF MS技术在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NTM肺病中的诊断效能。采用SPSS 2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MedCalc统计软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结果:123例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疑似NTM肺病患者中，最终确诊NTM肺病 66例。MALDI-TOF MS检测NTM菌种和耐药的时间为8~24 h，共分离72株NTM，居首位的是鸟分枝杆菌复合群34株（47.22%），其次是脓肿分枝杆菌复合群13株（18.06%），有6例患者检测到大环内酯类耐药，未检测到氨基糖苷类药物耐药。BALF MGIT 960培养和鉴定时间为9~45 d，NTM分型和药敏检测时间为7~15 d，共分离28株NTM，有1例患者检测到大环内酯类耐药。以确诊诊断为金标准，MALDI-TOF MS技术检测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NTM肺病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和符合率均高于MGIT 960培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4.85%比42.42%，81.13%比56.32%，80.49%比62.60%， χ2=25.667、8.998和9.664， P<0.05或<0.01）。MALDI-TOF MS技术的ROC AUC为0.801，高于MGIT 960培养的AUC（0.642）。MALDI-TOF MS技术的诊断效能高于MGIT 960培养（ Z=3.300， P=0.001）。 结论:相比MGIT 960培养，MALDI-TOF MS技术在诊断痰抗酸染色涂片阴性NTM肺病患者的诊断效能更高，同时能鉴定NTM菌种及耐药情况，且时间更短。

目的:探讨D-CAG方案治疗初次诱导缓解失败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转录组学机制及其临床疗效。方法:以"decitabine"为检索词在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中检索2021年8月28日前使用地西他滨前后AML细胞转录组数据，使用R语言包对数据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及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采用STRING在线分析网站进行蛋白质互作网络（PPI）分析。利用基于逻辑组学理论设计的表观精准治疗预测平台（EpiMed）进行药物-疾病-靶点关联分析。检索并分析2015年10月8日至2018年7月9日在解放军第三○五医院使用标准蒽环类药物和阿糖胞苷方案（"3+7"方案）诱导缓解失败后使用D-CAG方案治疗的18例AML患者临床资料，评价患者疗效，并分析各药物使用剂量和使用时间对疗效的影响。结果:最终选择GPL5188平台GSE40442数据集中地西他滨使用前后AML细胞转录组数据，更新时间为2014年7月10日。共筛选出差异基因366个，其中表达上调的基因201个，表达下调的基因165个。差异基因主要与细胞周期调节，骨髓白细胞迁移、分化，转录调控和骨髓造血等信号通路相关。PPI分析筛选得到ANXA5、IL-10、THBS1、TLR4、JUN和CXCL12等10个核心基因。药物-疾病-靶点分析发现地西他滨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血小板减少症、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AML等多种血液疾病具有潜在治疗作用。18例患者初次诱导缓解后获得部分缓解（PR）7例（38.8%），未缓解（NR）11例（61.2%）；再次诱导缓解方案1个疗程后完全缓解（CR）9例，PR 5例，NR 4例，总有效率（ORR）77.8%（14/18）。初次诱导获得PR者较NR者在二次诱导时CR率高，分别为85.7%（6/7）和27.3%（3/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49）。CR患者阿糖胞苷中位使用时间低于NR患者[10 d（7~14 d）比5 d（2~8 d）， Z＝3.89， P＝0.002]；CR患者骨髓原始细胞数与阿糖胞苷使用时间的比值中位数少于NR患者[2.29（0.89~9.10）比8.10（3.00~38.50）， Z＝-2.19， P＝0.006]；CR患者阿糖胞苷的中位剂量低于NR患者，分别为50 mg·m -2·d -1（30~150 mg·m -2·d -1）和100 mg·m -2·d -1（50~500 mg·m -2·d -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0， P＝0.074）。 结论:初次诱导达PR的初次诱导缓解失败的AML患者使用D-CAG方案治疗可能更易达CR，这种改变可能与地西他滨的表观调控作用相关。

目的:探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记忆性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受体β亚基(IL-2/IL-15Rβ)表达及其与细胞增殖和分泌功能相关性，以及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CAHB)患者治疗前后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相关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和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变化。 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2月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慢性乙型肝炎住院及门诊患者184例，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CAHB组纳入68例，无症状HBV携带组纳入47例。同时选取同时期30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健康对照组。CAHB组患者接受核苷(酸)类药物抗病毒治疗并随访(8例失访)，分别比较剩余30例乙型肝炎e抗原(HBeAg)阳性和30例HBeAg阴性患者治疗前后HBV感染相关指标、ALT和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变化。多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两组间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评估CAHB患者PBMC CD3 + 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平均荧光强度(MFI)与CD3 +T淋巴细胞中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比例相关性。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CAHB组患者PBMC CD3 +T淋巴细胞中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为(8.6±3.7)%，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5.7±2.5)%]和健康对照组[(5.5±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为(6.8±4.7)%，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4.7±2.8)%]和健康对照组[(4.3±2.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 MFI为(243±168)，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160±91)和健康对照组(160±6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CAHB组PBMC CD3 +CD8 + CD45RO +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及MFI与CD3 +T淋巴细胞中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均呈正相关( r＝0.33和0.28， P均<0.05)。经抗-CD3+super-2刺激，CAHB组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增殖比例为(43.7±16.0)%，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29.1±9.4)%]和健康对照组[(26.8±9.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阻断IL-2/IL-15Rβ表达后，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增殖水平下降[(11.2±6.3)%]，低于CAH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AHB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经抗-CD3+super-2刺激后分泌干扰素-γ(IFN-γ)、IL-2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分别为(13.8±5.4)%、(14.0±4.3)%和(12.3±4.6)%，高于无症状HBV携带组[(8.4±2.6)%、(9.4±3.2)%和(6.8±3.3)%]和健康对照组[(6.9±2.7)%、(9.9±3.0)%和(7.7±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阻断IL-2/IL-15Rβ表达后，分泌IFN-γ [(2.4±1.6)%]，IL-2 [(4.1±1.9)%]和TNF-α [(4.1±1.8)%]的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比例均下降，低于CAHB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30例HBeAg阳性CAHB患者治疗前HBeAg、ALT、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MFI分别为521.4(68.9，1 339.0)COI、292(160，528)U/L、(6.4±3.2)%和(239±136)，高于治疗后水平[3.5(1.5，17.5)COI、20(14，31)U/L、(4.1±2.4)%和(134±5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5.337和6.403， t＝3.229和3.892， P均<0.05)。30例HBeAg阴性CAHB患者抗病毒治疗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ALT、PBMC 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IL-2/IL-15Rβ表达比例和MFI分别为(5 310±2 851)COI、(328±207)U/L、(7.1±5.8)%和(252±110)，高于治疗后水平[(3 811±2 495)COI、(33±14)U/L、(4.6±2.9)%和(154±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67、5.595、2.116和2.383， P均<0.05)。 结论:IL-2/IL-15Rβ表达水平与CAHB患者记忆性CD3 +CD8 +CD45RO +T淋巴细胞数目、增殖和分泌功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