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环孢素A(cyclosporin A,CsA)治疗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repeated/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101例2021年3月至2022年12月在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的不明原因RI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数字排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n=51,常规治疗)、观察组(n=50,常规治疗+CsA).对比两组患者活产率、临床妊娠率、胚胎着床率、流产率、免疫指标、妊娠并发症发生率、药物不良反应及新生儿情况.结果 观察组活产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着床率较对照组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流产率与对照组相比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流产率与对照组相比降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后观察组经CsA治疗后,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降低,而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升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用药后妊娠并发症、胎儿孕期不良情况、产后1年内子代体格生长发育及DDST丹佛发育筛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CsA治疗不明原因RIF患者,能提高患者的活产率、临床妊娠率、胚胎着床率,降低妊娠流产,而不增加患者妊娠并发症、胎儿孕期不良情况及子代异常发育的风险.

目的:探讨地屈孕酮（dydrogesterone，DYD）对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研究分析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并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资料，并对患者的子宫内膜进行扫描与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对因男性因素行IVF-ET的20例患者进行自身对照研究，比较自然周期和DYD 40 mg/d转化周期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的差异。同时采用自身对照研究，筛选原因不明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行IVF-ET患者（ n=43），比较不同剂量DYD（40 mg/d与80 mg/d）转化后内膜超微结构的变化。 结果:男性因素不孕患者自然周期与DYD转化周期的子宫内膜在转化日的超声厚度测量、回声分型和在植入窗期的胞饮突评分、核仁通道系统（nucleolar channel system，NCS）阳性率、分泌状态评分、线粒体数目和形态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RIF患者DYD 80 mg/d组的胞饮突评分（-46.26±19.97）、NCS阳性率［65.12%（28/43）］和线粒体形态评分［0（0，1）］均显著高于DYD 40 mg/d组［-67.62±15.94， P<0.001；39.53%（17/43）， P=0.043；0（0，0）， P=0.023］，而两组间子宫内膜厚度、回声类型、分泌状态评分及线粒体数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口服DYD转化内膜可以构建与自然周期类似的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80 mg/d DYD剂量可以改善RIF患者子宫内膜的胞饮突成熟度评分、NCS阳性率和线粒体形态评分。

目的:探讨环孢素A（cyclosporine A，CsA）对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VF/ICSI）周期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unexplained repeated implantation failure，URIF）患者再次胚胎移植临床结局的影响。 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对2016年4月至2020年3月期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接受胚胎移植的IVF/ICSI周期URIF患者资料进行分析，接受CsA治疗（CsA组）的94个周期，按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基础卵泡刺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移植优质胚胎数和胚胎期别配对选取未接受CsA的对照组188个周期，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移植周期特征、临床结局、产科及新生儿结局，并对CsA与临床结局进行回归分析。结果:①两组的年龄、BMI、基础FSH、不孕年限、不孕原因、既往失败次数、移植优质胚胎数、囊胚移植率等基线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再次移植周期的胚胎数、优质胚胎数、囊胚移植率和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CsA组的胚胎种植率［53.39%（63/118）］、临床妊娠率［58.51%（55/94）］、活产率［45.74%（43/94）］明显高于对照组［38.43%（93/242）、45.74%（86/188）、33.51%（63/1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7、 P=0.043、 P=0.046）；CsA组和对照组的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两组早产率、双胎率、产科并发症率、新生儿并发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均未观察到出生缺陷。④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纠正了年龄、BMI、基础FSH、移植优质胚胎数和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后，CsA仍是URIF患者临床妊娠（校正后 OR=1.694，95% CI：1.019~2.816， P=0.042）和活产（校正后 OR=1.700，95% CI：1.012~2.853， P=0.045）的独立促进因素。 结论:CsA显著提高了URIF患者再次胚胎移植的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并且不增加产科和儿科并发症的风险。CsA可能是URIF患者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目的: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agonist，GnRH-a）降调节人工周期（artificial cycle，AC）方案对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冻融胚胎移植的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患者的1 285个周期临床资料。按照子宫内膜准备方案的不同分成2组，GnRH-a垂体降调节AC组（记为GnRH-a+AC组，411个周期）和AC组（874个周期）。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周期特点和临床结局，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临床妊娠和活产的影响因素。结果:2组中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GnRH-a+AC组患者内膜转化日子宫内膜厚度［（10.26±1.73）mm］比AC组［（9.66±1.54）mm］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GnRH-a+AC组的临床妊娠率［42.58%（175/411）］、胚胎种植率［32.52%（200/615）］均高于AC组［35.59%（311/874）， P=0.016；27.20%（346/1 272）， P=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nRH-a+AC组活产率［33.57%（138/411）］有增高趋势，但与AC组［28.73%（251/874）］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临床妊娠率与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呈负相关（ OR=0.953，95% CI：0.924~0.982； OR=0.959，95% CI：0.926~0.994），与GnRH-a方案呈正相关（ OR=1.329，95% CI：1.039~1.699）；活产率仅与年龄、BMI呈负相关（ OR=0.947，95% CI：0.917~0.977； OR=0.963，95% CI：0.927~0.999），方案选择并未成为其影响因素（ P>0.05）。子宫内膜厚度≥7 mm不是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的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对于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患者，GnRH-a降调节联合AC方案可显著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改善患者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患者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但在活产率方面虽有升高趋势但尚无统计学意义，仍需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子宫内膜容受性异常导致胚胎着床失败是复发性流产（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RSA）和胚胎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的重要原因。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建立是多种细胞因子、化学分子参与的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其机制尚不明确。胚胎着床过程中，子宫内膜处于生理性低氧、低能量供给状态，此时细胞内低氧应答机制启动。低氧诱导因子-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通过对血管生成、糖代谢、自噬等多种机制的调节参与了子宫内膜蜕膜化，从而使着床顺利进行。本文就HIF-1α在子宫内膜的表达及其在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建立过程中可能的分子机制进行阐述。

目的:研究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RIF)患者子宫内膜CD138阳性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3年5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不明原因RIF患者332例(352个周期),行子宫内膜活检,免疫组化法查CD138阳性细胞.根据检测结果分成CD138阳性组和CD138阴性组,并按照每20个高倍镜视野(20 HPFs)下CD138阳性的数量分成1～5个/20 HPFs组,6～20个/20 HPFs组和＞20个/20 HPFs组.对部分CD138阳性患者进行抗生素治疗,并随访妊娠结局.结果:在352个周期中,181个周期CD138检测阳性,阳性率为51.42％.其中1～5个/20 HPFs组有72个周期(39.78％),6～20个/20 HPFs组有63个周期(34.81％),＞20个/20 HPFs组有46个周期(25.4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D138阳性是影响临床妊娠的因素之一(OR=-0.474,95％CI=0.395～0.98,P=0.041).CD138阳性组的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显著低于CD138阴性组(P＜0.05).当CD138阳性细胞数＞20个/20 HPFs时,临床妊娠率和胚胎种植率显著低于CD138阴性组(P＜0.05).当C138个数少于5个/20 HPFs时,抗生素治疗和未治疗组妊娠结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138阳性患者抗生素治疗后持续阳性时,其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和活产率显著低于初检阴性和治疗后转阴患者(P＜0.05);治疗后转阴患者和初检阴性患者的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和活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子宫内膜的CD138阳性细胞数＞20个/20 HPFs降低了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抗生素治疗后转阴可以改善妊娠结局,但持续阳性将影响妊娠结局.少量的CD138阳性(＜5个/20 HPFs)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

目的 分析不孕症患者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后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RIF)的预测因素.方法 前瞻性纳入2020 年6 月至2022 年6 月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接诊的 82 例IVF-ET的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RIF发生原因将患者分为RIF组与不明原因RIF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实验室指标,分析IVF-ET后不明原因RIF的影响因素;分析各项影响因素对不孕症患者IVF-ET后不明原因RIF的预测价值.结果 82 例患者中不明原因RIF 22 例,占比为 26.83%.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水平CD4+/CD8+、纤维蛋白原(FIB)是不孕症患者IVF-ET后不明原因RIF的独立危险因素(OR＞1,P＜0.05),高水平抗米勒管激素(AMH)、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是其保护因素(OR＜1,P＜0.05).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结果显示,AMH、CD4+/CD8+、FIB、VEGF、G-CSF预测不孕症患者IVF-ET后不明原因RIF的曲线下面积(AUC)＞0.70,均具有一定预测价值.结论 AMH、CD4+/CD8+、FIB、VEGF、G-CSF对不孕症患者IVF-ET后不明原因RIF有一定预测价值.

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指的是具有极性的上皮细胞在形态学上转化为具有迁移侵袭能力的间充质细胞这一变化过程.研究表明在胚胎植入过程中母体子宫内膜上皮细胞(EEC)、胚胎滋养层细胞均会为胚胎的顺利植入发生EMT.因此,本文将对胚胎植入过程中EEC及滋养细胞EMT过程研究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目的是通过总结植入过程中的EMT过程,来探求由于种植失败引起的不明原因反复自然流产患者的可能发病机制和发掘潜在的临床防治手段.

目的:分析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与不明原因反复种植失败(URIF)的关系,探讨其对URIF诊断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9 年10 月1 日至2021 年12 月1 日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就诊的156 例 URIF 患者为URIF组,同时匹配年龄,纳入近一年有健康分娩史的 41 例女性作为对照组,通过流式细胞技术完成两组受试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的检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采用 ROC 曲线评估淋巴细胞亚群对URIF的预测效果.结果:与对照组相比,URIF 组 CD3 + CD4 +[(34.03±7.26)%vs.(36.79±6.35)%,P = 0.017]、CD3 + HLA-DR +[(2.60±2.28)%vs.(3.60±2.39)%,P =0.017]、CD3 +CD16 +CD56 +[(1.24±1.04)%vs.(2.62±2.57)%,P<0.000]及CD4 +/CD8 +(1.37±0.48 vs.1.57±0.51,P =0.023)显著升高,且在一定范围内随胚胎种植失败次数增加而增高.ROC分析示,CD3 + CD4 +>35.35%(AUC 0.624)、CD3 + HLA-DR +>2.35%(AUC 0.669)、CD3 + CD16 + CD56 +>1.86%(AUC 0.660)和 CD4 +/CD8 +>1.26(AUC 0.628)可单独作为预判URIF免疫异常的预测指标,两两联合指标中,CD3 +HLA-DR +与CD3 +CD16 +CD56 +联合预测准确度最高(AUC 0.739,敏感度73.3%,特异度68.3%),四者联合后预测价值进一步增高(AUC 0.767,敏感度68.6%,特异度73.2%).结论:URIF患者体内存在免疫功能紊乱,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失衡可能是导致胚胎种植失败的重要因素.CD4 +/CD8 +、CD3 +CD4 +、CD3 +HLA-DR +和CD3 +CD16 +CD56 +可作为判断URIF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异常的指标,各指标联合后能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对辅助生殖助孕过程中URIF人群的动态监测和早期干预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给不孕症夫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及心理负担,在排除已知母胎因素后,不明原因RIF的发生率仍较高,目前认为免疫因素是其潜在原因之一,胚胎种植成功与否取决于母体局部的免疫耐受.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PBMC)含有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等,宫腔灌注自体PBMC可以恢复免疫平衡,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和着床率.目前,自体PBMC宫腔灌注疗法作为一种潜在治疗不明原因RIF的新型方案,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作用机制尚未明确,且治疗效果存在争议.此外,PBMC的培养方式、宫腔灌注细胞数量、灌注时机和适用人群仍需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