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G 1P 0，既往体健，否认遗传病史。本次妊娠早孕期口服地屈孕酮保胎治疗，孕12周超声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 NT)检查无明显异常。孕16周行无创产前检测为低风险。孕26周彩超检查示胎儿双顶径65 mm，头围249 mm，腹围210 mm，股骨长47 mm；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2.4 mm，见过隔血流信号。经亲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行羊膜腔穿刺术，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CMA)。孕29 +3周复查彩超：双顶径75 mm，头围276 mm，腹围250 mm，股骨长55 mm；胎心率144次/分，律齐，主动脉骑跨于室间隔之上，室间隔连续性中断，宽约3.5 mm，见过隔血流信号，主动脉内径5.4 mm，肺动脉内径5.5 mm，三尖瓣可见反流信号，反流面积1.40 cm 2，反流速度75.18 cm/s(图1)。考虑为胎儿室间隔缺损，主动脉骑跨，三尖瓣返流。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核型为46，XN。CMA结果为arr[GRCh38] 12p13.32p13.31(3 281 263-5 704 236)×1。提示12号染色体12p13.32p13.31区域缺失2.423 Mb(图2)。夫妻双方染色体核型及CMA检查未发现异常，提示胎儿为新发变异。经遗传咨询后，孕妇及亲属选择终止妊娠，拒绝对引产胎儿行病理学检查。本研究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临审2021-371号)。

目的:探讨120例复发性流产(RSA)病因组成，并观察环孢素A(CsA)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RSA)中的临床疗效。方法:收集2017年12月至2019年10月在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妇科就诊的120例复发性流产患者病历资料，分析其病因，并将6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URSA)按患者意愿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30例)采用环孢素A＋地屈孕酮治疗，对照组(30例)采用地屈孕酮治疗，并随访截止2019年10月1日。比较两组患者妊娠成功率及两组在孕6、8周外周血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孕酮(P)和雌二醇(E 2)水平。 结果:120例RSA患者，父母染色体异常7例(5.83%)，解剖异常10例(8.33%)，内分泌异常6例(5.00%)，凝血异常6例(5.00%)，感染因素2例(1.67%)，男方因素5例(4.17%)，复合因素异常22例(18.33%)，不明原因62例(51.67%)。观察组保胎成功率90.00%(27/30)，足月分娩健康儿12例，15例在孕中期，3例再次自然流产；对照组保胎成功率66.67%(20/30)，足月分娩健康儿8例，1例早产，11例在孕中期，10例再次自然流产。观察组孕6周和8周的HCG、E 2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两组血清P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RSA病因以不明原因为主，其次为复合因素。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加用环孢素A治疗提高了保胎成功率，为URSA患者提供新的保胎药物选择。

目的:探讨坤泰胶囊联合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商品名：芬吗通）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效果观察及对性激素、抗缪勒管激素（AMH）和骨密度的影响。方法:选择宁波开发区中心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收治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118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59例。对照组给予芬吗通治疗，观察组给予坤泰胶囊联合芬吗通治疗。两组均以28 d为1个周期，连续服用6个周期。比较两组治疗前后Kupperman绝经指数（KMI）评分、性激素、AMH和骨密度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治疗后KMI评分低于对照组[（6.27 ± 1.42）分比（9.89 ± 1.74）分]（ t=12.381， 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雌二醇（E 2）水平高于对照组[（195.48 ± 12.43）pmol/L比（165.65 ± 10.76）pmol/L]，而血清黄体生成素（LH）和卵泡刺激素（FSH）低于对照组[（35.46 ± 1.76）U/L比（39.92 ± 2.13）U/L、（36.57 ± 2.34）U/L比（40.38 ± 1.89）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AMH水平高于对照组[（3.24 ± 0.68）μg/L比（1.97 ± 0.57）μg/L]（ t=10.994， P<0.05）。观察组治疗后骨密度高于对照组[（0.87 ± 0.13）g/cm 2比（0.71 ± 0.07）g/cm 2]（ t=8.324， P<0.05）。 结论:坤泰胶囊联合芬吗通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效果良好，可改善性激素水平，提高AMH水平，增加骨密度。

目的:探讨孕康口服液联合地屈孕酮及低分子肝素治疗复发性流产(RSA)合并血栓前状态(PTS)的临床疗效以及其对患者血栓弹力图和血清孕酮、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辅助性T细胞(Th)1/Th2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选取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收治的94例RSA合并PTS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47例。对照组给予地屈孕酮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孕康口服液治疗。连续治疗至孕12周评价两组疗效以及观察两组不良反应情况。比较治疗前后两组血栓弹力图参数[血凝块形成时间(K值)、凝血反应时间(R值)、血凝块形成速率(α角)、血凝块最大强度(MA值)和凝血综合指数(CI)]，以及血清孕酮、β-hCG、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并随访两组妊娠结局。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5.7%(45/47)]显著高于对照组[83.0%(39/47)， P<0.05]。治疗后，两组K、R值较治疗前均显著延长(均 P<0.05)，α角、MA值、CI值较治疗前均显著减小(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K、R值均显著长于对照组(均 P<0.05)，α角、MA值、CI值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均 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孕酮、β-hCG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血清孕酮、β-hCG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Th1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F-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均 P<0.05)，血清Th2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4、IL-10]水平较治疗前均显著升高(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血清IFN-γ、TNF-α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血清IL-4、IL-10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活产率为87.2%(41/47)，高于对照组[70.2%(33/47)]( 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6.4%(3/47)]与对照组[4.3%(2/47)]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孕康口服液联合地屈孕酮及低分子肝素治疗RSA合并PTS能显著缓解患者血液高凝状态、提高生殖内分泌激素水平及调节Th1/Th2细胞因子平衡，提高活产率及临床疗效，且安全可靠。

目的:探究不同黄体支持方案对激素替代周期冻融胚胎移植（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frozen-thawed embryo transfer，HRT-FET）妊娠结局的影响及成本差异，寻找具有高成本-效果比的黄体支持方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选取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期间在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行HRT-FET患者，共1009个周期，按照移植后不同黄体支持方案分为口服黄体酮胶囊组（A组，504个周期）和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地屈孕酮组（B组，505个周期），比较两种黄体支持方案患者的妊娠结局、成本-效果比。结果:两组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多胎妊娠率、异位妊娠率、早期流产率、晚期流产率、早产率、活产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率、新生儿缺陷率、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组的早期出血率明显低于B组［6.0%（30/504）比10.3%（52/505）， P=0.015］；A组成本-效果比明显优于B组（17.76比77.30）。 结论:在HRT-FET周期中，口服黄体酮胶囊在取得和黄体酮阴道凝胶联合地屈孕酮相同的妊娠结局的同时，可以减少患者阴道出血，降低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因此临床上可以作为一种黄体支持方案。

目的:比较地屈孕酮与黄体酮治疗先兆流产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宁海县妇幼保健院2015年3月至2017年5月收治的先兆流产患者50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25例、观察组25例，对照组采用黄体酮治疗，观察组采用地屈孕酮治疗。比较两组激素水平变化、症状消失时间、保胎结果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治疗后1周孕酮、雌二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分别为(112.65±6.35)nmol/L、(2 137.99±371.22)pmol/L、(4 261.54±245.55)IU/L，对照组分别为(101.56±5.32)nmol/L、(1 782.12±350.71)pmol/L、(3 642.26±210.20)IU/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694、3.484、9.581，均 P<0.05)；观察组治疗后3周孕酮、雌二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分别为(120.52±10.59)nmol/L、(2 240.68±409.06)pmol/L、(6 641.52±364.59)IU/L，对照组分别为(102.64±9.64)nmol/L、(1 921.76±371.07)pmol/L、(4 123.63±258.62)IU/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243、2.887、28.164，均 P<0.05)；观察组治疗后5周孕酮、雌二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分别为(134.15±17.16)nmol/L、(2 317.58±434.97)pmol/L、(8 456.51±459.52)IU/L，对照组分别为(109.56±8.54)nmol/L、(2 051.38±413.39)pmol/L、(6 416.36±261.31)IU/L，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414、2.218、19.297，均 P<0.05)。观察组腰部酸痛、腹部疼痛、阴道流血消失时间分别为(4.15±0.25)d、(3.10±0.52)d、(4.24±0.62)d，均短于对照组的(7.54±2.26)d、(4.31±1.10)d、(6.32±2.01)d( t＝7.455、4.972、4.944，均 P<0.01)。观察组保胎成功率为96.00%(24/25)，高于对照组的72.00%(18/25)(χ 2＝5.357，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地屈孕酮治疗先兆流产的效果优于黄体酮。

目的:比较地屈孕酮（DG）与醋酸甲羟孕酮（MPA）治疗子宫内膜增生不伴非典型性（EH）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开放标签、非劣效、前瞻性随机对照Ⅲ期临床试验。招募自2019年2月至2021年11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门诊的EH患者，入组EH患者根据病理类型即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SH）和子宫内膜复杂性增生（CH）分层后再按1∶1随机（随机序列由SPSS软件的随机数字生成器产生）分配至MPA组或DG组。随访截至2022年5月14日，完全缓解（CR）后中位随访时间为9.3个月（1.1~17.2个月）。主要研究终点为治疗6个月的CR率（6m-CR率），次要终点为治疗3个月的CR率（3m-CR率）、副反应发生率、CR后1年累积复发率和CR后1年妊娠率。结果:（1）本研究共入组292例EH患者，中位初诊年龄为39岁（31~45岁）。其中，SH患者135例，随机分配至MPA组67例、DG组68例；CH患者157例，随机分配至MPA组79例、DG组78例。（2）292例EH患者中，205例患者纳入主要终点分析，包括92例SH和113例CH，MPA组、DG组分别为100、105例。MPA组和DG组的总体6m-CR率分别为90.0%（90/100）和88.6%（93/10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1， P=0.741；率差（ RD）=-1.4%，95% CI为-9.9%~7.0%］。按照病理类型分层，SH患者的总体6m-CR率为93.5%（86/92），其中MPA组和DG组的6m-CR率分别为91.1%（41/45）和95.7%（45/47）；CH患者的总体6m-CR率为85.8%（97/113），其中MPA组和DG组的6m-CR率分别为89.1%（49/55）和82.8%（48/58），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194例患者纳入次要终点分析，包括88例SH和106例CH，MPA组、DG组分别为96、98例。SH患者的总体3m-CR率为87.5%（77/88），其中MPA组和DG组的3m-CR率分别为90.7%（39/43）和84.4%（38/45）；CH患者的总体3m-CR率为66.0%（70/106），其中MPA组和DG组的3m-CR率均为66.0%（35/53），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3）EH患者的常见副反应包括月经过多（27.1%，79/292）、乳房胀痛（26.4%，77/292）、月经周期或经期改变（20.5%，60/292），MPA与DG组各副反应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4）93例SH患者达到CR，CR后1年累积复发率MPA组和DG组分别为5.9%和0；112例CH患者达到CR，CR后1年累积复发率MPA组和DG组分别为8.8%和6.5%，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93例达到CR的SH患者中10例有生育计划，暂无妊娠者；112例达到CR的CH患者中有生育计划者21例，MPA组CR后1年妊娠率及活产率分别为7/9和2/7，DG组分别为4/12和2/4，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与MPA比较，DG治疗EH同样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替代方案。

目的:探讨地屈孕酮（dydrogesterone，DYD）对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的影响。方法:前瞻性研究分析2020年7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并符合纳排标准的患者资料，并对患者的子宫内膜进行扫描与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对因男性因素行IVF-ET的20例患者进行自身对照研究，比较自然周期和DYD 40 mg/d转化周期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的差异。同时采用自身对照研究，筛选原因不明反复种植失败（recurrent implantation failure，RIF）行IVF-ET患者（ n=43），比较不同剂量DYD（40 mg/d与80 mg/d）转化后内膜超微结构的变化。 结果:男性因素不孕患者自然周期与DYD转化周期的子宫内膜在转化日的超声厚度测量、回声分型和在植入窗期的胞饮突评分、核仁通道系统（nucleolar channel system，NCS）阳性率、分泌状态评分、线粒体数目和形态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RIF患者DYD 80 mg/d组的胞饮突评分（-46.26±19.97）、NCS阳性率［65.12%（28/43）］和线粒体形态评分［0（0，1）］均显著高于DYD 40 mg/d组［-67.62±15.94， P<0.001；39.53%（17/43）， P=0.043；0（0，0）， P=0.023］，而两组间子宫内膜厚度、回声类型、分泌状态评分及线粒体数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口服DYD转化内膜可以构建与自然周期类似的植入窗期子宫内膜超微结构。80 mg/d DYD剂量可以改善RIF患者子宫内膜的胞饮突成熟度评分、NCS阳性率和线粒体形态评分。

孕妇，29岁，孕25周，孕1产0，试管婴儿，孕6 ＋2周，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偏低(具体不详)，予肌注黄体酮保胎治疗2周，口服地屈孕酮等保胎治疗至孕12周停药，因溶栓二聚体升高，予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至14孕周停药，未行早期唐氏筛查，中期唐氏筛查提示低风险，行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提示21、18、13-三体为低风险。孕5周发现甲状腺功能低下，予"左甲状腺素钠片"治疗。孕早期无阴道流血、下腹痛、感冒发热、放射线接触史、接触化学毒物等病史，夫妇亦无遗传性疾病。21孕周在我院行超声检查，未发现异常，因胎儿位置关系，三维成像仅显示左半侧脸，孕妇对面部三维成像不满意，遂26孕周再来我院行超声检查，超声所见：动态观察胎儿右侧口角可见裂隙，长约10 mm(图1，2)；左侧口角可视条件下未见明显异常；右侧耳廓形态失常，上下径15 mm，位置稍低、前移，对比左侧观察未见明显外耳道结构；左侧耳廓形态位置未见明显异常，上下径约21 mm，外耳道可见(图3~5)；右侧耳门处可见几个大小约4 mm×3 mm赘生物；左侧耳门处及腮部均可见一个大小约5 mm×2 mm的赘生物(图6，7)；仔细观察未发现羊膜束带，羊水量正常。超声诊断：胎儿口角处异常声像，考虑面横裂畸形；胎儿右耳形态、位置异常，考虑小耳畸形，耳低位(外耳道结构不清)；胎儿双侧耳前赘生物，考虑为副耳。孕妇及家人在产前多学科咨询后，决定放弃继续妊娠，在我院引产，引产后均得以证实(图8~10)，征得孕妇及家属知情同意及伦理委员会批准，留其资料。

目的:探讨滋肾育胎丸干预早期先兆流产人类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kocyte antigen-G，HLA-G）介导的母-胎免疫耐受效应。方法:采用单盲、随机、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苏州市中医医院妇二科门诊及住院治疗的150例早期先兆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患者通过计算机产生随机数进行随机化分组，分为滋肾育胎丸组、补肾健脾方组和地屈孕酮片组，每组50例，分别给予滋肾育胎丸、补肾健脾方及地屈孕酮片治疗至孕12周，主要结局指标为血清HLA-G和妊娠结局；次要结局指标为①CD4、CD8、CD4/CD8、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水平；②血清雌二醇、孕酮、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hormone，hCG）水平；③盆腔超声情况；④中医证候评分。结果:①HLA-G水平：治疗后三组均较治疗前升高（ P均<0.05），治疗后滋肾育胎丸组［（352.54±102.40）IU/mL］、补肾健脾方组［（353.76±98.92）IU/mL］较地屈孕酮片组［（306.90±60.74）IU/mL］明显升高（ P=0.024， P=0.016），滋肾育胎丸组与补肾健脾方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②CD4水平：治疗后滋肾育胎丸组（34.82%±6.99%）、补肾健脾方组（36.10%±6.44%）较治疗前下降（37.66%±7.43%， P=0.004；39.72%±7.07%， P<0.001）；CD8水平：治疗后三组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P均<0.05），治疗后滋肾育胎丸组（20.40%±4.12%）、补肾健脾方组（19.92±4.68%）较地屈孕酮片组（24.06%±5.29%）下降明显（ P<0.001， P<0.001）；CD4/CD8：治疗后三组较治疗前上升明显（ P<0.001， P<0.001， P=0.001），治疗后补肾健脾方组（1.94±0.65）较地屈孕酮片组（1.64±0.50）显著上升（ P=0.044）；NK细胞水平：治疗后滋肾育胎丸组（10.78%±2.79%）、补肾健脾方组（10.70%±3.22%）均较治疗前（14.36%±3.73%，15.12%±6.06%）下降（ P均<0.001），且分别明显低于地屈孕酮片组（14.03%±5.48%）（ P=0.001 ，P=0.001）。③雌二醇、孕酮、hCG水平：治疗后三组均较治疗前升高（ P均<0.001），其中治疗后孕酮水平滋肾育胎丸组［（33.20±6.19）ng/L］、补肾健脾方组［（33.92±7.83）ng/L］较地屈孕酮片组［（25.56±6.06）ng/L］均显著升高（ P均<0.001）。④中医证候评分：治疗后三组均明显下降（ P均<0.001），其中滋肾育胎丸组［2.00（1.25）分］较补肾健脾方组［3.00（2.00）分］、地屈孕酮片组［9.00（2.00）分］评分下降更为明显（ P=0.002， P<0.001）。⑤妊娠结局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滋肾育胎丸通过上调HLA-G水平介导母-胎免疫耐受，改善妊娠结局；其临床效应与补肾健脾方相当，并优于地屈孕酮片；在安胎方面具有临床疗效确切，携带、服用方便等优势，值得在早期先兆流产治疗中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