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慢性鼻炎对大一新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以及回避型人格的中介效应。方法:2018年4—10月，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应用贝克抑郁量表、DSM-Ⅳ回避型人格诊断调查问卷对8 079名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和Spearman相关分析，应用PROCESS Version 3.3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大一新生慢性鼻炎、回避型人格、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2.90%(1 850/8 079)、19.22%(1 553/8 079)、6.28%(507/8 079)，回避型人格、抑郁症状评分分别为1.00(0，3.00)分、1.00(0，4.00)分。(2)慢性鼻炎、回避型人格、抑郁症状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慢性鼻炎-回避型人格＝0.094， r慢性鼻炎-抑郁症状＝0.095， r回避型人格-抑郁症状＝0.416，均 P<0.001)。(3)慢性鼻炎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症状( β＝1.113， P<0.001)。(4)回避型人格在慢性鼻炎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β＝1.094， P<0.001)，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4.92%(0.500/1.113)。 结论:慢性鼻炎可以直接影响大一新生抑郁症状，也可以通过回避型人格的中介间接作用于抑郁症状。

目的:探讨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于2018年7—1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保定市10家养老机构的508名失能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Barthel指数、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问卷、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影响因素问卷对其长期照护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1.0进行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AMOS 24.0进行模型拟合、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养老机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总分为（105.04 ± 21.68）分；个体内、人际、个体外因素得分分别为（16.93 ± 5.20）、（10.51 ± 3.39）、（19.80 ± 6.24）分。个体内因素、人际因素、个体外因素及照护需求两两均呈正相关（ r值为0.222~0.645，均 P<0.05）。个体内、人际和个体外因素均能直接影响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 β=0.455、0.527、0.403）；个体内、人际因素在个体外因素与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间的单独中介及个体内因素-人际因素链式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分别为0.078、0.095及0.023，分别占总效应的15.15%、18.45%及4.47%。 结论:各影响因素对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具有较强的预测和解释能力，护理人员可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来满足失能老年人的照护需求。

目的:调查宫颈癌术后患者自我表露对创伤后成长的作用路径，为提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水平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以便利抽样法，2022年6—11月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家庭弹性评定量表中文简化版及创伤后成长量表对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的300例宫颈癌术后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7%。纳入的患者年龄23~70（48.13 ± 10.39）岁。宫颈癌术后患者的自我表露得分为（46.41 ± 9.82）分，心理韧性得分为（67.06 ± 14.63）分，家庭弹性得分为（108.18 ± 11.06）分，创伤后成长得分为（58.24 ± 17.86）分；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宫颈癌术后患者的自我表露不仅可以直接预测创伤后成长，亦可以分别通过心理韧性、家庭弹性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和家庭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创伤后成长。其中自我表露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效应为0.236（95% CI 0.138~0.335），家庭弹性和心理韧性在自我表露与创伤后成长间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36（95% CI 0.018~0.060）。 结论:医护人员既要考虑到自我表露对宫颈癌术后患者创伤后成长的直接影响，也应注重提升宫颈癌术后患者的心理韧性与家庭弹性，从而促进其创伤后成长。

目的:探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并关注社会网络及子女支持在其中的作用。方法: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资料中年龄≥60岁者作为研究对象。估计样本量10 215人。ADL、社会网络、抑郁状况均使用量表测量，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社会网络及子女支持的作用进行分析。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PROCESS 3.3宏程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共纳入年龄≥60岁老年人10 760人作为研究对象，ADL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存在直接影响（ β=-0.090， P<0.01）；社会网络在ADL与抑郁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β=0.035， P<0.01； β=-0.064， P<0.05），子女支持发挥调节作用（ β=-0.029， P<0.05）。 结论:社会网络是缓冲老年人ADL下降对抑郁状况影响的重要资源，子女支持是增强社会网络积极作用、减轻老年人抑郁风险的有力补充，应充分发挥社会网络和子女支持的协同作用，减缓老年人ADL下降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目的 探讨健康素养对广东农村老年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的影响,并关注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1 495名广东农村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应用糖尿病健康素养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用药依从性量表开展调查,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健康素养对用药依从性的影响,以Bootstrap法进行中介分析.结果 农村老年糖尿病健康素养得分为(80.79±9.87)分,社会支持得分为(26.69±3.72)分,用药依从性得分为(4.98±0.99)分,用药依从性中等及以上占比仅32.1％(467/1 495)分;用药依从性与社会支持(r=0.704,P＜0.001)、健康素养(r=0.811,P＜0.001)显著相关.社会支持在健康素养与用药依从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值为0.031(95％Boot CI:0.140～0.292).对年龄分层后,仅在65～＜75岁的群体发现社会支持在健康素养和用药依从性之间存在中介效应(0.059,95％CI:0.035～0.073).结论 健康素养可以直接对用药依从性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通过社会支持产生间接作用.农村老年糖尿病群体应增强健康素养水平,充分利用社会支持以提高用药依从性.

目的:探讨电子健康素养在2型糖尿病患者疾病控制水平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6月—2023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就诊的337例2型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基本资料调查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糖尿病控制状况评价量表（CSSD）、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PLP-Ⅱ）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电子健康素养、疾病控制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相关性，采用AMOS 21.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验证。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37份，回收有效问卷3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47%（315/337）。结果:315例2型糖尿病患者eHEALS得分为（20.13±5.28）分，其中应用能力、评判能力、决策能力得分分别为（14.33±4.16）、（4.06±1.34）、（1.74±0.50）分；CSSD得分为（77.38±9.24）分；HPLP-Ⅱ得分为（159.37±21.03）分。eHEALS得分、应用能力得分、评判能力得分、决策能力得分均与CSSD得分、HPLP-Ⅱ得分呈正相关（ P<0.05）；CSSD得分与HPLP-Ⅱ得分呈正相关（ P<0.05）。生活方式对疾病控制水平有直接效应（β=0.363， P<0.01），电子健康素养对疾病控制水平有直接效应（β=0.440， P<0.01），电子健康素养在生活方式与疾病控制水平间起部分中介效应（β=0.322， 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01%。 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电子健康素养整体偏低，尤其是评判能力与决策能力不足，电子健康素养在疾病控制水平和生活方式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父亲产后抑郁在父亲育儿胜任感和父亲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3—10月选取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337名4～8周婴儿的父亲为研究对象，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中文版父母育儿胜任感量表（C-PSOC）和产妇配偶版配偶母乳喂养支持量表（PBIS）对其进行调查。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探讨父亲产后抑郁与其育儿胜任感、母乳喂养支持间的相关性，并采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37份，回收问卷337份，其中有效问卷31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18%（314/337）。314名婴儿父亲EPDS得分为3.00（2.00，6.00）分、C-PSOC得分为66.00（62.00，71.00）分、产妇配偶版PBIS得分为83.00（74.00，90.00）分。父亲育儿胜任感与父亲产后抑郁呈负相关（ r=-0.435， P<0.01），与父亲母乳喂养支持呈正相关（ r=0.480， P<0.01），父亲产后抑郁与父亲母乳喂养支持呈负相关（ r=-0.423， P<0.01）。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父亲产后抑郁在育儿胜任感和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效应为0.341，占总效应的39.51%。 结论:父亲产后抑郁是父亲育儿胜任感和父亲母乳喂养支持间的中介变量，医务工作者应制订针对父亲的围产期教育方案，提升父亲育儿胜任感，缓解其负面情绪，从而促进父亲母乳喂养支持行为。

目的:探讨恐动症在冠心病患者疾病感知与心脏康复意愿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6—9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255例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心脏病恐动症量表（TSK-Heart-C）、心脏康复量表、中文简化版疾病感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255例冠心病患者TSK-Heart-C总分为（38.53±9.27）分，心脏康复量表总分为（49.90±12.53）分，中文版简化版疾病感知问卷总分为（53.04±15.90）。疾病感知对心脏康复意愿存在直接效应（β=-0.378， P<0.01），恐动症在疾病感知与心脏康复意愿间起中介效应（β=-0.254， P<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0.19%。 结论:恐动症是心脏康复意愿与疾病感知之间的中介变量。医护人员应关注冠心病患者的恐动症水平，提供正确的健康宣教，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知和依从性，采取正确的心脏康复措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在护士逆境商与工作投入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以期为护理管理者促进工作投入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2月选取陕西省4所三级甲等医院的512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逆境商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和工作投入量表简化版对其进行横断面调研。结果:护士逆境商、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和工作投入的总分分别为132.00（120.00，139.00）、27.00（23.00，29.00）、24.00（20.00，25.00）、27.00（25.00，35.00）分。护士逆境商、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与工作投入均呈显著正相关（ r值为0.523~0.614，均 P<0.01）。自我效能感或积极应对方式的独立中介效应和两者的链式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23.6%、40.9%、15.9%。 结论:护士逆境商不仅直接影响工作投入，还通过自我效能感、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工作投入，研究提示管理者应关注护士自我效能感和积极应对方式的提升，促进护士的工作投入。

目的:比较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癌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表达情况，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调节CA19-9和CEA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12河北省秦皇岛军工医院T2DM患者146例（T2DM组），根据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和臀围进行倾向评分匹配，按照1∶1不取代的最近邻匹配法完成健康对照组匹配共146例。将T2DM患者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水平分为四组：HbA 1c<7% 16例（A亚组），7% ≤ HbA 1c<9% 38例（B亚组），9%≤HbA 1c<11% 44例（C亚组），HbA 1c ≥ 11% 48例（D亚组）。采用逐步线性回归确定T2DM患者CA19-9、CEA水平升高机制中IL-6、TNF-α、hs-CRP的中介效应。 结果:T2DM组空腹血糖（FBG）、HbA 1c、IL-6、TNF-α、hs-CRP、CA19-9、CEA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95 ± 2.98）mmol/L比（4.89 ± 0.77）mmol/L、（9.85 ± 2.18）%比（5.71 ± 1.91）%、（46.51 ± 13.17）ng/L比（32.41 ± 13.74）ng/L、（45.41 ± 17.25）ng/L比（21.54 ± 15.01）ng/L、（4.99 ± 3.51）mg/L比（3.19 ± 3.15）mg/L、（13.35 ± 5.34）U/L比（8.58 ± 1.08）U/L和（2.51 ± 1.04）μg/L比（2.14 ± 1.0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亚组、B亚组、C亚组和D亚组性别构成、腰围、臀围、病程和FB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亚组年龄、BMI、IL-6、TNF-α、hs-CRP、CA19-9和CE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T2DM患者HbA 1c与IL-6、TNF-α、hs-CRP、CA19-9和CEA呈正相关性（ r=0.863、0.802、0.495、0.883和0.766， P<0.01）。IL-6、TNF-α、hs-CRP在HbA 1c调节CA19-9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分别为20.5%（0.181/0.883）、17.8%（0.157/0.883）、8.2%（0.072/0.883）]，TNF-α在HbA 1c调节CEA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24.0%（0.184/0.766）]。 结论:T2DM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与血糖有相关性，其中炎性反应是二者之间潜在调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