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颞叶癫痫疾病进展相关的脑功能网络变化及执行功能障碍的潜在神经机制。方法:收集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从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癫痫门诊招募的19例病程≤5年的颞叶癫痫患者（TLE-SD组）、24例病程>5年的颞叶癫痫患者（TLE-LD组）以及社会招募的21名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对所有受试者评估人口统计学及临床资料，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和注意网络测试，采用图论方法分别计算3组受试者的功能性脑网络拓扑属性，并确定中枢节点，进行中枢节点属性的组间比较，并与执行控制功能进行相关分析。结果:TLE-SD组患者中枢节点的分布模式发生改变。与TLE-LD和健康对照组相比，TLE-SD组在左额中回腹外侧区、左中央前回（上肢区）、左顶上小叶头侧、尾侧及顶叶内区、右顶上小叶尾侧、右枕外侧皮质等脑区的节点度值显著升高；TLE-SD患者在右额上回中部、左顶上小叶头侧的节点效率显著低于TLE-LD患者，在右额上回中部的节点效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左顶上小叶的节点网络属性与执行控制效率呈正相关；TLE-LD患者与健康对照组间比较未见显著差异。结论:颞叶癫痫患者右额上回中部中枢节点首先出现破坏，背侧注意网络、左中央前回及右枕叶等脑区范围内出现新的中枢节点且过载，随着病程进展，中枢节点出现趋向于正常化的重新分配；左顶上小叶可能在颞叶癫痫患者执行控制功能损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PD患者轻度认知障碍（MCI）导致的脑功能连接密度（FCD）的改变及其与不同认知域评分的相关性。方法:选择南通大学第六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自2022年1月至2024年4月收治的43例PD患者，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量表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将其分为PD-MCI组（MoCA评分<26分）和PD伴认知正常（PD-NC）组（MoCA评分≥26分）。另外同时期招募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与PD患者相匹配的中老年健康对照（HC）者23例作为HC组。采集3组受试者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数据并计算全脑FCD。比较3组受试者间临床资料、全脑FCD、有差异脑区FCD值的差异。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PD-MCI组、PD-NC组之间有差异脑区FCD值对PD-MCI、PD-NC的鉴别诊断效能，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各差异脑区FCD值与MoCA及各认知域评分的相关性。结果:PD-MCI组患者23例、PD-NC组患者20例。PD-MCI组患者的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和延迟回忆评分低于PD-NC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受试者FCD存在差异的脑区位于右侧海马旁回、左侧直回、右侧中央沟盖、左侧枕中回、右侧中央前回、左侧额中回、左侧内侧额上回。与HC组比较，PD-NC组与PD-MCI组患者右侧海马旁回、左侧直回、右侧中央沟盖FCD值均较高，右侧中央前回、左侧额中回、左侧内侧额上回FCD值均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HC组比较，PD-MCI组左侧枕中回FCD值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PD-NC组比较，PD-MCI组患者右侧海马旁回FCD值较低，左侧枕中回、左侧额中回FCD值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应用有差异脑区FCD值鉴别PD-MCI、PD-NC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78，敏感度为90.0%，特异度为91.3%。PD患者右侧海马旁回、左侧枕中回及左侧额中回FCD值与MoCA评分均呈负相关关系（ P<0.05）。PD患者右侧海马旁回FCD值与视空间与执行功能、延迟回忆评分呈正相关关系（ P<0.05），左侧枕中回FCD值与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P<0.05），左侧额中回FCD值与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及延迟回忆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P<0.05）。 结论:PD患者部分脑区FCD存在异常，且PD-MCI和PD-NC患者间FCD存在差异。联合应用各差异脑区FCD值对PD-MCI和PD-NC具有较高的鉴别诊断价值，且各差异脑区FCD值与认知功能改变有关。

抗抑郁药物治疗对抑郁症患者有效，但其机制不明，也难以客观预测疗效。目前抗抑郁治疗前后抑郁症患者局部自发脑活动的变化多集中在背外侧前额叶、腹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楔前叶区域；脑功能交互涉及情绪环路、默认网络、中央执行网络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未来研究应优化试验设计、增加样本量、减少样本异质性，比较不同类别抗抑郁药物的影响。文章从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影像角度系统综述抗抑郁药物治疗对抑郁症患者脑功能活动的影响，以期促进对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的理解，促进可预测抑郁症药物治疗反应客观标记的发现。

目的:探究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患者的认知障碍、脑血流灌注改变及其相互关系。方法:纳入2015年6月至2019年2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恢复期抗NMDAR脑炎患者15例和健康对照（HC）15名，接受神经心理学评估其临床症状及认知功能，磁共振动脉自旋标记（ASL）灌注成像扫描评估其脑血流灌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两者相关性。结果:（1）抗NMDAR脑炎患者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得分低于健康对照组[（26.5±2.5）分比（28.6±1.9）分， P=0.015]，在记忆、注意、语言、执行功能得分方面也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5），在临床症状、生活能力及精神情绪方面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抗NMDAR脑炎患者全脑总脑血流量（CBF）明显低于HC组（0.949±0.028比0.953±0.025， P=0.001），双侧额下回三角部/岛盖部及左侧中央前回CBF明显低于HC组，左侧颞下回及左侧梭状回CBF明显高于HC组（ P<0.05）。（3）抗NMDAR脑炎患者左侧中央前回CBF与Stroop色词测验-字呈负相关（ r=-0.68， P=0.005）；左侧梭状回CBF与Stroop色词测验-字（ r=0.62， P=0.015）及彩色数字连线实验-A（ r=0.81， P<0.001）呈正相关，与中文听觉词语学习测试-即刻（ r=-0.59， P=0.020）及言语流畅性测验-动物（ r=-0.58， P=0.024）呈负相关。 结论:抗NMDAR脑炎患者存在记忆、语言、注意和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障碍并与脑血流灌注改变相关，脑血流灌注可以作为抗NMDAR脑炎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的指标，改善恢复期患者脑血流有可能对认知恢复有促进作用。

目的:采用度中心度（DC）及格兰杰因果分析（GCA）综合研究噪声聋（NID）患者听觉中枢及非听觉中枢定向连接的改变，探索噪声聋后的脑功能重塑模式。方法:于2023年10月，选择2014至2022年经烟台市烟台山医院职业病科确诊为NID的患者58例为病例组（NID组），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42例为对照组（HC组），行静息态脑功能磁共振成像（Rs-fMRI）并进行DC分析，根据结果选取组间DC值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双侧Heschl区为感兴趣区（ROI），进行基于体素的全脑GCA及相关分析。结果:与HC组比较，NID组左侧枕上回（SOG.L）DC值减低，左背侧额上回（SFGdor.L）到SOG.L的连接增高，左中央旁小叶（PCL.L）到SOG.L的连接减低；左眶部额中回（ORBmid.L）、右后扣带回（PCG.R）、双侧楔叶（CUN. L/R）到左侧颞横回（HES.L）连接增高，SFGdor.L到HES.L连接减低，HES.L到左楔前叶（PCUN.L）连接减低；左眶部额上回（ORBsup.L）、PCG.R到右侧颞横回（HES.R）连接增高，HES.R到CUN.L连接减低（ P voxel level<0.01， P cluster level<0.05）。NID组PCL.L到SOG.L连接值与较好耳语频听阈加权值呈负相关（ P<0.05）。 结论:NID患者听视觉、执行控制及体感运动、默认网络等多个脑区定向连接活动异常，提示听觉损失可造成听觉中枢及非听觉中枢之间发生复杂的脑功能网络神经重塑改变。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一种与创伤经历有关的精神障碍，核心症状包括闯入或重复体验、回避、负性认知和情绪的改变以及过度警觉。认知加工疗法（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CPT）通过阻止回避、释放真实情感、识别和挑战“阻滞点”等核心治疗步骤，可能通过改变小脑、中央执行网络和默认网络等相关脑区的功能连接改善PTSD症状。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实证研究验证了CPT的疗效，但国内却尚未见推广该疗法。因此，本文拟总结CPT在不同人群的临床应用及其可能的治疗机制，以期为CPT的本土化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脑网络异常被认为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的潜在神经生物学机制。目前，借助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等无创脑功能神经影像技术，ADHD儿童脑功能特点和脑功能网络机制的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本研究综述了ADHD儿童脑功能网络多模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脑网络的结构特征上，ADHD儿童在默认网络、突显网络、中央控制网络的核心节点以及皮质下核团上存在脑灰质特征异常(例如额叶、扣带回皮层更薄，杏仁核、尾状核灰质体积更小)，也存在白质纤维束连接发育异常。在静息态下的脑功能网络特征上，ADHD儿童表现出各网络间功能整合的非典型发展，并且与不良的ADHD症状表现有关联。在突显网络和默认网络相关区域，与正常发育儿童相比，ADHD儿童脑结构与静息态下脑功能耦合更强。在执行控制任务中，无论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还是近红外技术，均发现ADHD儿童右侧额叶激活不足的情况稳定存在。ADHD儿童在需要执行功能参与的任务中出现默认网络与中央控制网络相关脑区活动异常，并且不同临床行为表现分型的ADHD儿童在脑网络组织模式上表现出稳定可辨识的特征。

目的:探讨遗忘型轻度认知障碍（aMCI）患者脑灰质体积变化与认知和步态障碍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8年7月至2020年8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aMCI患者36例，同期纳入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匹配的正常对照33名。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剑桥认知检查量表中文版（CAMCOG-C）、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老年抑郁量表（GDS）等对受试者进行神经心理学评估。评估受试者起立行走测试（TUG）、起立行走双重任务测试（D-TUG）和Berg平衡量表（BBS）测评结果；使用智能能量消耗和日常活动记录仪采集受试者步长、步速、步频。对受试者均进行3.0 T 磁共振成像扫描，获取高分辨T 1结构像。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法（VBM）比较aMCI患者与正常对照之间灰质体积的差异。将差异脑区灰质体积分别与认知评分、步态参数进行偏相关分析；认知评分与步态进行偏相关分析；全脑灰质体积与步态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aMCI组MMSE、MoCA、CAMCOG-C总分及分项目评分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5）。aMCI组TUG、D-TUG时长增加，步速减慢，步长缩短，BBS评分降低，步频减少（均 P<0.05）。VBM分析结果显示aMCI组全脑灰质体积较正常对照组减小，aMCI组在感兴趣区1（包括右侧海马、右侧海马旁回、右侧杏仁核等）、感兴趣区2（右侧颞中回）、感兴趣区3（右侧顶下缘角回）、感兴趣区4（右侧枕叶）、感兴趣区5（双侧眶部额叶）、感兴趣区6（左侧额中回、直回）、感兴趣区7（左侧梭形回、左侧海马旁回等区域）等部位灰质体积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小［高斯随机场（GRF）校正，双侧检验，体素水平 P<0.001，团块水平 P<0.05］。aMCI组中感兴趣区1灰质体积与定向（ r=0.437， P=0.012）、记忆（ r=0.360， P=0.043）、执行（ r=0.414， P=0.019）等评分呈正相关，与ADL评分呈负相关（ r=-0.529， P=0.002）；感兴趣区2灰质体积与ADL评分呈负相关（ r=-0.400， P=0.023）；感兴趣区4灰质体积与计算评分呈正相关（ r=0.370， P=0.037）；感兴趣区5灰质体积与执行评分呈正相关（ r=0.360， P=0.043）；感兴趣区6灰质体积与MMSE评分（ r=0.357， P=0.045）、CAMCOG-C总分（ r=0.503， P=0.003）、计算评分（ r=0.395， P=0.025）呈正相关，与ADL评分（ r=-0.387， P=0.028）呈负相关。aMCI组感兴趣区5灰质体积与步速呈正相关（ r=0.391， P=0.027）。aMCI组CAMCOG-C评分与D-TUG时长呈负相关（ r=-0.387， P=0.035）；执行功能评分与TUG（ r=-0.450， P=0.013）、D-TUG时长（ r=-0.553， P=0.002）呈负相关，与步速（ r=0.379， P=0.039）呈正相关；注意评分与步速（ r=0.590， P=0.001）呈正相关；计算评分与步速（ r=0.371， P=0.044）呈正相关。aMCI组中左侧枕上回灰质体积与TUG时长呈负相关；双侧额叶直回、右眶部额中回、右侧距状裂、右侧枕上回、左侧中央前回等灰质体积与步速呈正相关（GRF校正，双侧检验，体素水平 P<0.001，团块水平 P<0.05）。 结论:aMCI患者出现灰质萎缩、认知功能下降及步态障碍；认知功能下降与内侧颞叶的萎缩密切相关；步态障碍不仅与认知功能相关还与前额叶、枕叶及其周围皮质、中央前回等部位灰质体积相关。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患儿执行功能缺陷与静息态脑功能影像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2018年3月至2020年1月选取40名ADHD患儿(ADHD组)及37名正常发育儿童(TD组)。所有被试进行执行功能评估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rs-fMRI)扫描，以百分率振幅(percent amplitude of fluctuation，PerAF)及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DC)作为rs-fMRI测量指标。ADHD患儿家长填写症状评估量表。比较两组儿童执行功能及脑自发活动的差异，并分析ADHD脑功能异常与症状及执行功能的相关性。结果:(1)ADHD组双侧颞下回(x，y，z＝-57，-30，-33， t＝6.22；x，y，z＝48，-24，-36， t＝8.27)、左侧直回(x，y，z＝-3，30，-24， t＝7.56)PerAF值较TD组增高(FDR校正， P<0.01，团块大小≥10体素)，而双侧额上回( t＝-5.07， t＝-6.96)、左内侧额上回( t＝-5.34)、中央前回( t＝-6.31)、缘上回( t＝-5.52)、苍白球( t＝-6.40)及右侧三角部额下回( t＝-5.13)、角回( t＝-6.43)和楔前叶( t＝-5.26)降低(FDR校正， P<0.01，团块大小≥10体素)。(2)ADHD组左侧额上回(x，y，z＝0，-9，78， t＝5.21)及右侧岛叶(x，y，z＝33，18，12， t＝4.58)DC值较TD组增高(FDR校正， P<0.01，团块大小≥10体素)，而双侧颞下回( t＝-4.65， t＝-6.38)、颞中回( t＝-5.85， t＝-4.92)，右侧颞上回( t＝-5.27)，左侧眶部额上回( t＝-5.19)、岛盖部额下回( t＝-4.68)、岛叶( t＝-5.49)和缘上回( t＝-5.11)降低(FDR校正， P<0.01，团块大小≥10体素)。(3)ADHD组左侧缘上回PerAF值与倒背数字广度( r＝0.68， P<0.01)、Stroop甲表正确读数( r＝0.46， P＝0.04)呈正相关；右侧三角部额下回PerAF值与持续错误数呈负相关( r＝-0.45， P＝0.04)；左侧颞下回PerAF值与Stroop甲表正确读数( r＝0.46， P＝0.04)、乙表正确读数( r＝0.54， P＝0.02)呈正相关。 结论:ADHD患儿多个脑区自发活动异常，且脑区功能异常与其执行功能缺陷存在相关性。

目的利用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diffusion kurtosis imaging,DKI)技术的平均扩散峰度(mean kurtosis,MK)值探讨成人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患者脑组织微结构完整性的变化及其与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进而探究OSA患者认知改变的潜在神经病理机制.材料与方法收集中、重度OSA患者40例(OSA患者组)及健康对照者40例(对照组),两组之间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相匹配,并进行认知功能评估及MRI检查.通过后处理程序对MK参数图上的全脑各灰、白质脑区进行定量值提取.将两组研究对象之间各脑区的MK值进行比较,并采用偏相关分析方法对OSA患者组有差异脑区的MK值与呼吸睡眠参数及认知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OSA患者组20个脑区的MK值减低,包括双侧中央前、后回皮质、左侧扣带回、海马等脑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DR校正).OSA患者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总分、视空间与执行功能、抽象、延迟回忆评分均明显减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OSA患者组的最低血氧饱和度(lowest oxygen saturation,LSaO2)与右侧中央前回、后回皮质、双侧顶叶皮质的MK值呈正相关(r=0.446、0.350、0.456、0.442,P<0.05),延迟回忆评分与左侧海马的MK值呈正相关(r=0.353,P<0.05).结论DKI可敏感地发现中、重度OSA患者的脑组织微结构损伤,且部分脑区微结构的异常改变与认知功能障碍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探索OSA患者认知障碍的神经病理机制提供了影像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