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基于《2011版ISMP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标准（中文版）》（中文版ISMP标准）的用药安全自我评估在提升医院用药安全水平中的作用。方法:比较分析北京医院2018和2020年采用中文版ISMP标准进行用药安全自我评估的主要结果。该评估由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药品风险管理学组组织，纳入比较分析的项目为中文版ISMP标准中的10个关键元素、20个核心指标、161个测评项目。每个测评项目依据Likert五级评分法评分，A~E级对应分值分别为0、0、2、3、4分。比较2次评估中的测评项目实际得分和各关键元素百分得分情况，确定2020年评估中获得最大改善（2018年得分为0分、2020年得分为4分）和未得到改善（2020年得分不高于2018年得分）的项目。结果:2020年161个测评项目实际得分明显高于2018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3, 4）比3（2, 4）分， P<0.001]。2020年关键元素Ⅰ（患者信息）、Ⅱ（药品信息）、Ⅴ（药品标准化、储存和分发）项下测评项目的中位百分得分均明显高于2018年[75.5%(50.0%,100%)比100%(100%,100%)， P=0.002；25.0%(0,75.0%)比100%(75.0%,100%)， P<0.001；50.0%(50.0%,100%)比100%(100%,100%)， P=0.003]。2020年评估中，关键元素Ⅳ（药品标签、包装和命名）百分得分与2018年相同，均为100%；其他9个关键元素百分得分均高于2018年，其中关键元素Ⅶ（环境因素、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模式）百分得分提高至100%（2018年为94.2%），其他8个关键元素的百分得分为74.3%~97.2%。获得最大改善的测评项目有14个，关键元素Ⅰ、Ⅱ、Ⅴ、Ⅵ（药物治疗设备的采购、使用和监控维护）和Ⅷ（员工能力与教育）项下分别有1、7、3、2、1个；未得到改善的测评项目24个，关键元素Ⅰ、Ⅱ、Ⅴ、Ⅷ、Ⅸ（患者教育）和Ⅹ（质量流程和风险管理）项下分别有2、4、2、4、1、11个。 结论:采用中文版ISMP标准进行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有助于提升医院用药安全水平。

目的:评估脑小血管病(cerebral small vessel disease，CSVD)患者是否存在认知控制容量(capacity of cognitive control，CCC)的改变，以及CSVD患者认知控制容量与其他认知功能损害的关系，评估CCC预测CSVD发生的价值。方法:共纳入21例符合条件的CSVD患者和22例正常对照，采用多数刺激掩蔽任务(the majority function task-masked，MFT-M)测量认知控制容量，同时进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 scale，MoCA)、言语流畅性测试(verbal fluency test，VFT )、中文听觉词汇学习测试(Chinese 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CAVLT)、符号数字模式测验(symbol digit modalities test，SDMT)、数字广度(digital span，DS)、Stroop色词测验(Stroop color word test，SCWT)、彩色数字连线测验(color trail test，CTT)和修订版波士顿命名测验(modified Boston naming test，Modified BNT)。比较CSVD组和对照组各项认知功能，在CSVD患者中分析CCC与其他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CCC对CSVD发生的预测作用。结果:CSVD组CCC低于正常对照组[(2.97±0.72)bps，(3.53±0.62)bps， t＝－2.704， P＝0.01]。CSVD组和正常对照组在MoCA[(22.24±4.58)分，(24.86±2.42)分， t＝－2.334， P＝0.026]、VFT-动物[12(6)分，15(6)分， Z＝－2.965， P＝0.003]、VFT-蔬菜水果[(13.79±3.81)分，(18.27±4.13)分， t＝－3.592， P＝0.001]、CAVLT-瞬时回忆[(7.45±2.18)分，(9.11±2.08)分， t＝－2.502， P＝0.017]、CAVLT-短时延迟[(7.20±3.32)分，(10.76±3.08)分， t＝－3.564， P＝0.001]、CAVLT-长时延迟[(7.30±3.16)分，(10.29±3.18)分， t＝－3.012， P＝0.005]、SDMT[(15.95±5.49)分，(23.41±12.73)分， t＝－2.513， P＝0.018]、CTT-A [85.17(42.60)分，55.50(52.65)分， Z＝－2.965， P＝0.003]、CTT-B[(200.69±71.35)分，(132.44±53.66)分， t＝3.556， P＝0.001]、CTT干扰指数[(104.13±53.31)分，(65.20±35.98)分， t＝2.819， P＝0.007]评分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VFT-水开头词语[(3.68±2.63)分，(5.44±2.71)分， t＝－1.940， P＝0.061]、CAVLT-再认[14(3)分，14(4)分， Z＝－0.524， P＝0.601]、DS-正序[7.0(3.0)分，5.5(2.0)分， Z＝－0.152， P＝0.880]、DS-倒序[4(1)分，4(2)分， Z＝－1.044， P＝0.297]、SCWT干扰指数[(9.50±9.28)分，(5.94±10.47)分， t＝1.123， P＝0.268]、Modified BNT[14(3)分，13.5(3)分， Z＝－0.727， P＝0.4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SVD患者CCC与MoCA评分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0.551， P＝0.010)。CSVD患者CCC与DS-正序( r＝0.532， P＝0.013)、SCWT干扰指数( r＝－0.487， P＝0.040)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认知控制容量可以预测CSVD的发生[ B＝－1.318， P＝0.019， OR＝0.268，95% CI (0.089～0.808)]。 结论:CSVD患者的认知控制容量较正常人显著下降，CSVD患者的认知控制容量与整体认知显著相关。CCC与CSVD的发生有密切关系，CCC可以预测CSVD的发生。

Budd-Chiari综合征是指肝静脉和/或肝静脉开口上方之下腔静脉血液回流障碍导致肝脏淤血引起的门脉高压和/或下腔静脉高压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和体征。在我国大量病例以肝静脉开口处和肝静脉开口上方之下腔静脉隔膜形成为主要病理变化，与西方国家以肝静脉血栓形成为主病理变化存在较大差异，同时隔膜形成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不清楚。国内对Budd-Chiari 综合征的翻译是基于字母发音被译成6个不同的中文名称，在综合征大全中有11个异名，一个疾病存在多个译名不利于学术交流、病历管理和医疗保险支付，为了统一和规范本病的中文名称，经多学科专家讨论建议使用肝静脉下腔静脉阻塞综合征为Budd-Chiari综合征的中文名称。

目的:探讨脑灌注与脑白质高信号（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 WMHs）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方法:纳入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期间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因"记忆下降"就诊且头颅MRI检出WMHs的患者，根据Fazekas量表分为轻度WMHs组（1~2分）和中重度WMHs组（3~6分）。利用三维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three-dimensional pseudo-continuous arterial spin labeling, 3D-pCASL）灌注成像技术测定全脑及局部脑血流量（cerebral blood flow, CBF）。采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ntreal Congnitive Assessment, MoCA）评估整体认知功能，中文听觉词汇学习测验（Chinese Auditory Verbal Learning Test, CAVLT）评估记忆功能，符号数字转换测验（Symbol Digit Modalities Test, SDMT）评估注意功能，数字颜色连线测试（Color Trail Test, CTT）评估执行功能，动物流畅性测验（Animals Fluency Test, AFT）和波士顿命名测验中文版15项（Boston Naming Test-15, BNT-15）评估语言功能，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评估情绪状态，神经精神科问卷知情者版（Neuropsychiatric Inventory Questionnaire, NPI-Q）评估精神行为，功能活动问卷（Function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 FAQ）评估日常生活能力。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确定脑灌注与WMHs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总共纳入44例WMHs患者，男性21例（47.7%），年龄（65.84±7.56）岁；轻度WMHs组16例（36.4%），中重度WMHs组28例（63.6%）；MoCA评分（20.68±4.71）分，38例（86.4%）存在认知损害。与轻度WMHs组比较，中重度WMHs组高血压和饮酒的患者构成比显著更高，左侧全脑灌注CBF显著较低，CTT-1和CTT-2完成时间显著延长（ P均<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WMHs患者MoCA得分与左侧杏仁核CBF呈正相关（ r=0.296； P=0.039），SDMT得分与左侧枕叶CBF呈正相关（ r=0.356； P=0.018），CTT-1完成时间与左侧杏仁核CBF呈负相关（ r=-0.404； P=0.003），CTT-2完成时间与左侧颞中回CBF呈负相关（ r=-0.473； P=0.001），HAMD得分与右侧顶叶CBF呈正相关（ r=0.413； P=0.005），FAQ得分与右侧海马旁回CBF呈正相关（ r=0.391； P=0.009）。 结论:WMHs患者脑灌注变化与认知功能之间关系密切，整体认知功能与左侧杏仁核灌注量呈正相关，注意功能与左侧枕叶灌注量呈正相关，执行功能与左侧杏仁核及左侧颞中回灌注量呈正相关，抑郁情绪与右侧顶叶灌注量呈负相关，日常生活能力与右侧海马旁回灌注量呈负相关。

目的:观察朗读治疗法(ORLA)同步远程言语康复对卒中后失语症(PSA)患者疗效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脑卒中后恢复期失语症患者42例，采用计算机中心数表法随机分成住院组、线上1组和线上2组，每组患者14例。3组患者均在接受常规康复治疗的基础上开展失语症常规多模态语言治疗和ORLA。住院组于康复治疗室完成常规多模态语言治疗和ORLA，线上1组和线上2组则在家中通过腾讯会议视频软件完成常规多模态语言治疗和ORLA。常规多模态语言治疗3组患者均每日1次，每周治疗5 d，连续治疗4周，但住院组和线上2组每日治疗30 min，线上1组每日治疗1 h。ORLA 3组患者均每日1次，每周治疗5 d，连续治疗4周，但住院组和线上2组每日治疗1 h，线上1组每日治疗30 min。于干预前和干预4周后(干预后)采用西方失语症成套测验(WAB)、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汉语标准失语症检查量表(CRRCAE)和中文版脑卒中失语症生活质量量表(SAQOL-39)分别评估3组患者的言语功能、朗读能力和生活质量。结果:3组患者干预后WAB量表的AQ、阅读、复述、口语流畅度、信息量、听理解、命名评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线上1组干预后的信息量评分除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线上2组和住院组干预后WAB量表的AQ、阅读、流畅度、命名评分均显著优于线上1组干预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患者干预后的朗读和生活质量评分与组内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住院组和线上2组干预后的朗读评分均显著优于线上1组干预后的(76.43±27.3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线上1组和线上2组干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优于住院组干预后的(111.64±14.91)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中、高强度的ORLA同步远程言语康复可显著改善脑卒中后失语症患者的言语能力、朗读能力和生活质量。

目前关于胆管癌的分类、命名和定义在国内外均存在较多争议，给临床工作的使用带来了混乱。此工作需要根据肿瘤命名原则、解剖部位、肿瘤起源、病理分类、生物学特征、临床表现、治疗方式等；还需要遵循：WHO肿瘤分类、UICC分期、ICD疾病分类、中国相关规范；并参考欧洲肝病学会指南、AJCC分期、NCCN指南。作者针对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临床实际，对胆管癌的定义、分类和中文命名进行思考，并提出更新建议，希望能够规范和统一临床实际工作中胆管癌的分类和中文命名。

目的:探讨高压氧（HBO）治疗对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12月在闸北中心医院肾内科进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尿毒症患者143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进行认知功能评估，根据患者受教育时间和MoCA总分筛选出有认知功能障碍的82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HBO组和对照组，每组41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纠正水电解质紊乱、营养支持和血液透析等治疗，HBO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HBO治疗。比较2组患者的体内毒素清除情况、炎症因子水平、认知功能和生存质量。结果:治疗后，HBO组患者的MoCA总分及各因子得分、肾病与透析相关生存质量量表（KDTA）总均分及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HBO组患者执行能力、抽象、定向力、语言、命名、注意力评分和MoCA总分均显著升高；而对照组患者仅定向力、注意力评分和MoCA总分显著升高（ P<0.05）；除对照组患者肾病影响评分升高不明显外，2组患者其他KDTA各因子及总均分均显著升高（ P<0.05）。血肌酐（Cr）、尿素氮（BUN）、甲状旁腺素（PTH）、β2-微球蛋白（β2-MG）和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C（CysC）清除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2组患者的血清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且HBO组患者炎症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BO治疗有助于清除维持性血液透析尿毒症患者体内的毒素，减轻炎症反应，对认知功能和生存质量均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目前ICC（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的定义、分类和中文命名存在争议。ICC属于肝癌还是胆管癌，归属不清晰，而且“肝内胆管癌”与“胆管细胞癌”两个名称在临床中无区别地同时应用，给实际工作带来混乱。笔者依据国内外权威文献，对ICC的归属、分类和中文命名、以及胆管癌分类提出新建议，指出cholangiocarcinoma的中文翻译应为“胆管上皮癌（胆管细胞癌）”而不是“胆管癌”；将肿块型ICC归属于“原发性肝癌”，命名为“肝胆管细胞癌”；而管周浸润型ICC和管内生长型ICC仍归属为“胆管癌”，命名为“肝门周胆管癌”，从而将“胆管癌”分类为肝门周胆管癌、肝门部胆管癌和远端胆管癌。

老视，指因年龄增长，眼的调节能力不足以胜任日常视近需求的一种屈光状态，不仅影响人类视觉，影响整体生活质量，还可能引发安全问题，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眼健康课题。随着老视研究不断推进，临床上已经形成行之有效的矫正方法系统，提升了老视者的视觉质量及生活质感。研究发现，老视症状的初发期在45~50岁之间，随着社会高度现代化发展所伴随的近距离阅读强度的增加，不少人在40岁左右就出现老视现象。而与此同时，人们对自身社会期望逐渐转向年轻和活力，对与年龄相关功能性问题易表现出敏感和逃避的态度。由于"老"字在中文中常用于表示"年纪大""晚年"等字义，并与"无用""负担"等负面词语相关联，给老视者带来了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并影响其临床诊疗。因此，我们考虑，拟找出适宜的临床术语，既符合当前"老视"的科学内涵，又能避开老视早期者对"老"的避讳感受。现探讨和思考与"老视"重新命名相关的内容，并诚邀大家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