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型糖尿病所致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约3 108万例，且糖尿病合并CKD已成为我国CKD患者的首位住院病因。早期预防、诊断以及延缓糖尿病肾脏病的进展，对降低心血管事件、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高血糖对肾脏受损的发生和发展较为复杂，其机制包括：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氧化应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和炎症等是重要原因。多年来，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是糖尿病肾病患者的重要治疗方式。近期，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2 inhibitors，SGLT2i)、新型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GLP-1RA)、胰高糖素样肽(glucagon-like peptide, GLP)/抑胃肽(gastric inhibitory polypeptide, 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内皮素拮抗剂等药物开创了糖尿病肾病管理的新时代。另外，GLP-1RA也正在继续探索2型糖尿病合并CKD治疗领域，其所进行的FLOW研究于近期由于疗效优异而提前终止。GLP-1RA在糖尿病肾脏病中具有潜在的肾脏保护作用。替西帕肽是GLP-1/GIP受体的联合激动剂，已经在美国和欧洲上市。在SURPASS-4研究的2年随访过程中，替西帕肽组患者eGFR平均降低1.4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较基线无明显改变，甘精胰岛素组患者eGFR下降3.6 ml/(min·1.73 m2)，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持续上升。此外，无论患者是否使用SGLT-2i，替西帕肽均能减少eGFR降低幅度。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物多格列艾汀、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细胞凋亡信号调节激酶-1活化剂、晚期糖基化终产物抑制剂、核因子E2相关因子2激活剂等，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积极效应。

目的 分析477例ABO血型鉴定自动审核不通过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初步建立相应的处理流程.方法 依据并参考临床实验室定量检验结果的自动审核(WS/T 616-2018)的行标,制定了我室ABO血型鉴定的自动审核规则.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ABO血型鉴定自动审核不通过的共计477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ABO血型鉴定不通过的原因,结合患者的临床诊断特征,制定相应的处理流程.结果 按原因分类:抗原所致为79例,其中抗原减弱或缺失为50例,亚型为29例;抗体所致为398例,其中血清抗体减弱/缺失为305例,冷凝集素(冷抗体)为23例/自身抗体为27例,红细胞同种抗体为43例.按患者所患疾病类型:肿瘤为94例占19.7％;血液病为59例占12.4％;免疫性疾病为43例占9％;内分泌疾病为25例占5.2％;妇科疾病及妊娠为72例占15.1％;其他疾病为184例占38.6％.结论 在477例ABO血型鉴定自动审核不通过的原因中,以年龄变化导致的生理变化最为常见;此外不规则抗体、ABO亚型、抗原减弱也可造成此结果.在血型鉴定工作中,应综合考虑患者的情况,针对其原因选择相应辅助实验方法进行鉴定,以提高ABO血型的鉴定准确性,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目的:分析2018—2020年湖北省临床用血质量控制指标，探讨临床用血质量管理策略。方法:调查2018—2020年湖北省244家二级及以上用血医院的临床用血质量控制数据，包括每千单位用血输血专业技术人员数、输血相容性检测室内质控率、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参加率、出院患者人均用血量和手术患者自体输血方式开展率等，比较各指标之间的差异。结果:湖北省2018—2020年各指标总体分析呈逐年升高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各指标在湖北省各地间的分布存在不均衡( P<0.05);三级医院出院患者人均用血量、输血相容性检测室内质控率、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参加率和手术患者自体输血方式开展率均显著高于二级医院，而千单位用血输血专业技术人员数低于二级医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综合医院出院患者人均用血量、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参加率和手术患者自体输血方式开展率显著高于专科医院，千单位用血输血专业技术人员数显著低于专科医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公立医院输血相容性检测室内质控率、输血相容性检测室间质评参加率和手术患者自体输血方式开展率显著高于民营医院，但输血专业技术人员数却低于民营医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湖北省临床用血总体质量稳中有升，但各地区间临床用血质量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三级医院显著高于二级医院，综合医院显著高于专科医院，公立医院显著高于民营医院，但三级、综合、公立医院的输血专业技术人员配置有待加强。

目的:前瞻性探讨和分析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后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临床表型特征和相关危险因素，初步建立AKI进展至CKD的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并评估其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纳入2015年4月至2019年12月因AKI在南方医院肾内科住院且既往无CKD[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 -1·(1.73 m 2) -1]的患者。全部患者出院后随访至AKI发生后90 d，检测AKI发生90 d后的血肌酐值（≥2次检测），用血肌酐均值和EPI-CKD 2009公式计算eGFR。以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eGFR<60 ml·min -1·(1.73 m 2) -1]为研究终点，比较AKI进展至CKD和AKI未进展至CKD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人口学特点、慢性并发症比例、基线肾功能、AKI严重程度、AKI时是否接受透析和其他实验室指标。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AKI进展至CKD的独立临床危险因素；最后，初步建立临床危险因素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UC）评价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 结果:共168例AKI患者被纳入本研究，男91例，女77例，年龄（44.0±18.4）岁；其中64例（38.1%）在AKI发生后90 d内新发CKD（AKI进展至CKD）。与AKI未进展至CKD者相比，AKI进展至CKD组患者年龄大、基线eGFR和血红蛋白水平低、合并高血压比例高、AKI时接受透析比例高、出院时的血肌酐水平也较高（均 P<0.05）。两组间其他指标如合并糖尿病比例、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使用比例、尿蛋白水平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KI时接受透析（ OR=2.516，95% CI 1.251~5.060， P=0.010）、合并高血压（ OR=2.446，95% CI 1.124~5.324， P=0.024）、低基线eGFR（ OR=0.975，95% CI 0.950~0.999， P=0.043）是AKI进展至CKD的独立危险因素。初步分析显示，由年龄、AKI时接受透析、合并高血压、低基线eGFR建立的临床模型对AKI进展至CKD的预测效能为中等（ AUC=0.712，95% CI 0.634~0.790）。 结论:AKI住院人群是未来新发CKD的高危人群，由全身疾病状态和AKI严重程度组成的综合临床风险预测模型有助于筛查AKI进展至CKD的高危患者，但仍需进一步寻找能提高AKI慢性化风险预测效能的临床因素和生物标志物。

输血相关急性肺损伤(TRALI)是危及生命的输血急性并发症。TRALI是临床综合征，主要根据临床表现诊断。TRALI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二次打击模式假说被普遍接受。TRALI的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尚无针对性的特效治疗。合理用血是避免TRALI的基本措施。实施以避免输注多产次女性献血者血浆成分为主的预防措施降低了TRALI发病率。

输血一直以来都是临床治疗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发展，如何做好输血科工作人员的自我防护，做好无偿献血志愿者招募工作，保障医院正常开展手术，保证急救患者的临床用血，发挥输血科的相关技术辅助治疗作用，都是目前输血科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各项政策的发布以及笔者所在医院的输血工作经验，本文对以上问题提出个人建议及思考，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更好地发挥输血医学特长，进一步做好预防工作，切实保障血液安全供应。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具有一定的异质性。部分慢阻肺患者表现为以嗜酸性粒细胞(EOS)增加为特征的2型炎症内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创议(2024版)》新增血EOS计数作为慢阻肺初始评估指标之一，提出用血EOS计数来预测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在预防未来急性加重方面的作用，并指导ICS应用。本文就EOS与2型炎症在慢阻肺患者临床治疗和预后方面的进展进行解读，以期为慢阻肺的精准个体化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总前列腺特异抗原(tPSA)、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fPSA)、碱性磷酸酶(ALP)和Gleason评分与前列腺癌骨转移的关系，评价联合检测对前列腺癌骨转移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1日在本院临床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或前列腺癌的患者(tPSA>10 ng/mL)以及健康体检人群的临床资料，其中前列腺癌患者又经核素骨显像分为骨转移组和非骨转移组；共收集304例完整病例进行分析，其中前列腺癌骨转移组48例(15.8%)，前列腺癌未发生骨转移组116例(38.2%)，良性前列腺增生组56例(18.4%)，健康对照组84例(27.6%)。检测分析所有患者的tPSA 、fPSA、ALP值及Gleason评分。结果:任意两组之间的tPSA、fPSA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前列腺癌骨转移组的ALP均高于其他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前列腺癌骨转移组的Gleason评分高于非骨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不同分化程度的前列腺癌患者骨转移率进行比较，发现低风险组的骨转移率明显低于中高风险组( P<0.05)。单指标tPSA、fPSA和ALP预测前列腺癌骨转移时，绘制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64、0.700和0.783，其cut off值分别为57.47 ng/mL、8.44 ng/mL、85.47 U/L；三项指标联合检测时发现tPSA＋fPSA＋ALP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分别达86.20%和64.40%，高于单指标和两项指标联合检测。 结论:对于怀疑有骨转移的前列腺癌患者，不宜单独用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浓度来判断骨转移，应联合tPSA、fPSA、ALP三者及Gleason评分对前列腺癌患者发生骨转移风险的预测。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MERS-CoV)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虽然冠状病毒(Coronavirus, CoV)的主要感染途径为呼吸道感染，既往呼吸道病毒的研究和目前2019-nCoV相关报道表明该类病毒导致输血传播性疾病(transfusion transmitted disease, TTD)的可能性较小，但可在患者血浆中检测到病毒RNA，因此，尚无证据完全排除其通过输血传播的可能性。本文结合CoV特征、经血液传播途径的理论研究及数据分析，对CoV与TTD的相关性进行探讨，总结了采供血机构针对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发展现状应采取的防控措施，为保障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临床用血安全提供了2019-nCoV的输血传播风险分析和应对策略。

目的:确定各型休克临床体征之间的一致性程度，确认临床医生优先选择哪些体征来确定休克类型和选择血管活性药物，并测试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患者器官功能障碍时间延长或死亡(复杂病程)的相关性。设计:回顾性观察性研究。场所:单中心大型学术型PICU。对象:2012-2016年间按重症监护脓毒症路径治疗的18岁以下患儿。测量方法和主要结果:临床体征(四肢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脉搏强度、脉压、舒张压)之间的一致性采用Fleiss和Cohen′s κ进行测量。临床体征与休克类型的关系，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如采用血管加压药而非正性肌力药治疗冷休克)与复杂病程的关系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认。469例患儿中，临床医生确定307例(65%)为暖休克，162名(35%)为冷休克。所有临床体征的一致性较低(κ0.25，95% CI 0.20，0.30)，但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间的一致性好于脉压和舒张压。只有肢体温度(aOR 26.6，95% CI 15.5，45.8)，毛细血管再充盈(aOR 15.7，95% CI 7.9，31.3)和脉搏强度(aOR 21.3，95% CI 8.6，52.7)与临床医生记录的休克类型相关。接受血管活性药物治疗的86例患儿，其休克类型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并不一致(κ0.14，95% CI -0.03，0.31)，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aOR0.3，95% CI 0.1，1.02)。 结论:用于描述休克类型特点的常见临床征象的一致性较低，临床医生优先选择指标为肢体温度、毛细血管再充盈和脉搏强度。虽然临床医生判定的休克类型通常与所用血管活性药物不一致，但休克类型-血管活性药物不匹配与复杂病程无关。根据临床征象对休克进行分类应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