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梳理广西乡村医生"乡聘村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困境,为进一步完善"乡聘村用"政策提供参考.方法:于2023 年7-8 月运用目的抽样对广西3 个镇的37 名乡村医生和9 名乡镇卫生院院长进行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结果:经过编码提取了13 个副范畴、7 个主范畴以及职业适应、治理失效、制度缺陷3 个核心范畴,总结出"乡聘村用"政策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运行机制,宏观层面的制度缺陷、中观层面的治理失效影响微观层面乡村医生的职业适应,并最终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结论:"乡聘村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制度缺陷、治理失效、职业适应 3 个方面的困境,建议持续提升乡村医生的薪酬水平,建立适度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机制.增派县域医共体中的县级医疗单位人员协同卫生院对村卫生室进行绩效考核,出台文件明确界定乡村医生发生医疗纠纷和工伤事故后乡镇卫生院的权责.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助推乡村医生更好地提供连续性卫生服务.细化乡村医生职称评定倾斜政策,缓解乡村医生角色超载问题.

目的:评估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PHC)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方法:2016年9月至12月，通过对京津冀地区43个区县327个基层卫生机构提取客观文件、对机构医务人员开展问卷调查，对心血管疾病诊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人力资源、信息化系统、药物可及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结果:⑴基础设施和服务：3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和100.0%的乡镇卫生院(THC)可提供住院服务，20.5%的村卫生室(VC)不能检测血糖，98.1%的VC不能检测血脂；⑵人力资源：19.6%的CHC、THC、社区卫生服务站(CHS)医生学历在大专以下，32.4%的VC村医学历在中专以下，56.3%的CHC、THC和CHS，以及99.5%的VC没有为非在编职工提供法定的"四险一金"，30.0%的乡村医生已经超过60岁；⑶信息化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的普及率在CHC、THC、VC中分别为40.0%、41.7%、0；⑷药物可及性：71.9%的基层机构备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s/ARBs)、β-受体阻滞剂、钙通道阻滞剂(CCBs)、利尿剂全部四类常用抗高血压药物，2.1%的基层机构没有其中任何一种。结论:京津冀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诊疗服务能力整体较好，但仍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基层医生薪酬待遇，提升基层医生队伍整体素质，优化城乡卫生资源布局，加强信息化建设，在提高三省市基层医药供应系统的协同性等方面需继续努力。

目的:探讨乡村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特征。方法:该研究为质性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提取乡村全科医生岗位胜任力特征，并对全国范围内的18名乡村全科医生进行行为事件访谈，访谈于2019年1—4月进行。根据访谈结果对胜任力特征条目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提取乡村全科医生鉴别胜任力和基准胜任力。结果:共获得约4.6万秒的访谈录音和约17.5万字的访谈文本，提取得到“敬业精神”“利他主义和奉献精神”“具有爱心和同情心”“出诊服务”“良好关系的建立”“成就导向”“有自己的专长”“主动了解社区人口动态及健康状况”8项鉴别胜任力，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处理”“基本医疗操作技能”“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中医诊疗能力”“社区合理用药”“转诊服务”“常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管理和评价”“社区重点人群保健”“了解医疗卫生体制及相关政策”“急诊急救处理能力”10项基准胜任力。结论:该研究初步得到了乡村全科医生岗位的8项鉴别胜任力和10项基准胜任力。

目的:评价湖北省脱贫县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为提升脱贫地区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提供参考。方法: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乡镇卫生院绩效考核调查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结合秩和比法对湖北省脱贫县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构建了以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卫生资源、服务效率为一级指标，包含11个二级指标的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最终纳入32个脱贫县的299所乡镇卫生院进行分析，熵权－TOPSIS法的评价结果显示，权重系数最高的一级指标为卫生资源(0.43)，二级指标为每乡镇卫生院年均出院患者手术人数(0.17)。32个脱贫县的乡镇卫生院的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卫生资源、服务效率和综合服务能力的 Ci值均值分别为0.304、0.420、0.329、0.576和0.352。秩和比法分档结果显示，脱贫县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被评为好、中、差者分别有6个、21个和5个。 结论:脱贫县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薄弱，不同脱贫县的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差距明显。脱贫县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提升的着力点在卫生资源与手术操作能力。

目的:了解山东省西南地区乡村全科医生离职倾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维持我国基层医疗队伍的稳定性提供合理建议。方法:2020年5月，利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西南地区2 805名乡村全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 χ2检验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乡村全科医生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2 805份问卷，回收问卷2 693份，有效问卷2 272份，有效率为84.4%。有1 076名（47.4%）乡村全科医生存在中高离职倾向。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兼职（ OR=1.443，95% CI：1.105~1.884， P<0.01）、平均每月夜班次数≥20次（ OR=1.340，95% CI：1.106~1.623， P<0.01）、接诊时长≥13 h（ OR=1.358，95% CI：1.107~1.666， P<0.01）、存在失眠症状（ OR=2.075，95% CI：1.755~2.454， P<0.01）、工作中感到沮丧（ OR=2.987，95% CI：2.516~3.546， P<0.01）、有情感衰竭（ OR=3.801，95% CI：3.188~4.533， P<0.01）、有去人格化倾向（ OR=2.493，95% CI：2.086~2.981， P<0.01）的乡村全科医生更易产生离职倾向。 结论:山东省西南地区乡村全科医生具有较高的离职倾向，兼职、平均每月夜班次数多、接诊时间长、失眠、感到沮丧、职业倦怠是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基层医疗服务的资金投入，提高乡村全科医生的工资待遇，降低工作负荷，增强乡村全科医生队伍的稳定性。

目的:了解基层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对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及影响因素。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调查。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10个省/直辖市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对各级指标的认可度评分及认可度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1 123份，回收有效问卷1 0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91.18%。1 024名助理医师中男性占51.7%（529人），年龄40~49岁者占比最高为42.5%（435人）。指标体系的认可度总得分为4.41分，一级指标的认可度得分为4.32~4.45分，认可度得分排名前3位的一级指标依次为职业素养、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人际沟通与团队合作。二级指标的认可度得分为4.18~4.61分，且认可度得分≥4分的占比均高于80%。不同工作年限、学历、职称、工作单位的助理医师对指标体系的认可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6.41、14.83、12.45、7.53，均 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学历（大专： B=0.091， P=0.015；本科及以上： B=0.196， P<0.001）和职称（中级及以上： B=-0.234， P<0.001）是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对指标体系认可度的影响因素。 结论: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岗位胜任力指标体系得到了基层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的普遍认可，学历、职称情况可影响其认可度。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落后的急救体系建设与急救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严峻。为了进一步提升急救质量和效率，国家大力推进农村地区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五大中心"建设，以构建高效的农村急救服务网络。作者通过收集国家有关"五大中心"急救建设的政策文件以及相关地区"五大中心"建设的实践做法，借鉴国外急救体系和医疗救治中心发展的经验，从内外部环境、功能定位、资源整合、运行机制4个方面重点分析了"五大中心"建设创新急救体系发展的作用机制。针对农村地区"五大中心"建设与院前急救及院内急救的统筹整合、信息化建设、人员急救能力建设、利益分配等，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目的:了解新医改形势下村卫生室医疗功能出现相对弱化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方法:于2015年10—11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了山东省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管理人员以及卫生行政部门管理人员共38人进行访谈。在此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对新医改形势下村卫生室医疗功能出现弱化的原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梳理与描述性分析。结果:编码形成了29个一级范畴和21个二级范畴。随着新医改政策的实施，村卫生室获得的经济支持、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明显增加，然而在新医改政策非预期负面效应、外部扰动力叠加累积效应和支持力低效供给效应的综合作用下，乡村医生队伍出现情感耗竭、工作满意度下降、积极性下降等现象；加之村卫生室药品使用受限、设备不足，乡村医生业务能力不高，农村居民信任不足，导致村卫生室医疗服务功能相对弱化。结论:村卫生室医疗功能的弱化是三类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状态的长期存在将进一步增加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脆弱性，不利于分级诊疗制度的贯彻落实。建议优化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对村卫生室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综合考核机制，强化医保资金战略购买能力，优化财政补偿机制，完善乡村医生培训机制，促进村卫生室的可持续发展。

村卫生室作为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的"网底"，是最贴近村民的医疗卫生机构。作者通过对北京市H区的实地研究，发现政府通过出台卫生政策开展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加强乡村医生从业管理、稳定乡村医生收入来源，落实对村卫生室的管理责任，使乡村医生更好承担村级公共卫生和常见病防治职能。然而，村卫生室所有制关系及乡村医生劳动关系不清晰、不同管理体制下的硬件配置差异与岗位职责趋同等问题，影响了政府对村卫生室管理责任的落实。政府需关注政策环境变化，适时进行村卫生室体制变革和机制并轨，建立县乡村贯通的职业发展机制，打破村卫生室建设瓶颈，实现农村居民"就近享有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的医改目标。

近年来，我国急诊医疗服务体系（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system, EMSS）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急救医疗服务能力和发展水平还明显滞后 [2]，农民对优质高效医疗急救的可及性仍然较低，与此同时，城市医院急诊科的医疗需求激增现象日益明显。EMSS应朝着城乡融合、平衡协同和高效可及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信息化建设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正在稳步发展 [3,4,5]。随着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 [6,7]，推动乡村EMSS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已逐步具备，应紧抓发展机遇，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探索乡村EMSS的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