薏苡仁是临床应用极为广泛的中药,具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渗湿除痹、清热排脓、解毒散结等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脂肪酸及其酯类、内酰胺类、三萜类、酚类、甾醇类、多糖类为薏苡仁中主要的抗肿瘤成分,可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细胞迁移和侵袭、抗肿瘤血管生成、逆转多药耐药、放化疗增敏、免疫调节、抑制癌前病变等多个途径达到抗肿瘤的作用,其中薏苡仁油是最主要的抗肿瘤成分,由薏苡仁油制成的中成药康莱特注射液在临床上应用广泛,效果显著.薏苡仁可用于多种肿瘤的辅助治疗,对于临床常见肿瘤如肺癌、口腔癌、鼻咽癌等头颈部肿瘤,肝癌、胃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消化道肿瘤,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子宫颈癌等生殖及泌尿系肿瘤均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具有防止术后肿瘤复发转移、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增强患者免疫力等方面的优势.论述薏苡仁及其提取物主要抗肿瘤成分及对多种恶性肿瘤及其并发症的作用效果及机制,为薏苡仁临床应用及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在新辅助化疗(NAC)前后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和增殖相关抗原(Ki-67)的变化与新辅助疗效相关性.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于蚌埠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新辅助化疗的100例乳腺癌患者的资料,最终有80例患者纳入研究.NAC方案采用蒽环类联合紫杉类方案,Her-2阳性型患者NAC方案为多西他赛+卡铂+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TCbHP).NAC结束后所有患者均行乳腺癌手术治疗,对术后肿瘤残留样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并记录相关指标的表达变化.根据Miller-Payne系统分级及术后病理结果,将患者分为病理完全缓解组(pCR)和非病理完全缓解组(non-pCR).采用x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non-pCR组ER、PR、Her-2以及Ki-67在化疗前后的表达差异,并分析分子的表达变化是否与患者疗效相关.结果 在NAC前后ER、PR、Her-2和Ki-67变化率分别为2.50％、7.50％、10.00％和40.00％.NAC前后Ki-67(P=0.011)表达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ER(P=0.737)、PR(P=0.581)、Her-2(P=0.108)表达变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此外,多因素分析表明,Ki-67高表达是新辅助化疗临床疗效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结论 NAC治疗可能会影响Ki-67表达水平,而ER、PR和Her-2未发生明显变化.NAC后Ki-67表达水平降低的患者可能有更好的疗效.

放疗作为乳腺癌保乳术后及部分根治术后患者的常规治疗,能提高局控率,降低远期死亡风险,达到提高总生存率的目的.放射性肺损伤是胸部肿瘤放疗的并发症之一.在乳腺癌放射治疗中,最大限度降低肺受照剂量,能够有效减少放射性肺损伤发生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有利于患者得到最大的生存获益.本文主要从预防的角度,总结了乳腺癌放疗肺保护的技术方法及其研究进展,以及药物防治,包括化疗、内分泌治疗对肺损伤的影响,以期为减轻乳腺癌抗肿瘤治疗过程中所造成的肺损伤提供依据及研究方向.

目的:分析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及Ki67 抗原(Ki-67)表达与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2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在江西省肿瘤医院行新辅助化疗的 200 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化疗后手术病理标本,分为pCR组 68 例和非pCR组 132 例,比较两组临床资料和ER、PR、HER-2 及Ki-67 表达,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ER、PR、HER-2 及Ki-67 表达与pCR的相关性.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pCR组临床分期Ⅱ期比例高于非pCR组,ER、PR阴性比例均高于非pCR组,HER-2 阳性比例高于非pCR组,Ki-67≥20%比例高于非pCR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临床分期Ⅲ期、ER阳性、PR阳性、HER-2 阴性、Ki-67<20%是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pCR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ER、PR、HER-2 及Ki-67 表达是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pCR的影响因素,可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TNBC)含铂方案辅助化疗与DNA损伤修复(DDR)缺陷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二代测序(NGS)方法对2009年6月至2015月10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早期TNBC术后标本进行基因检测，分析DDR基因突变与含铂方案辅助化疗疗效的相关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 rank检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149例患者成功获得NGS检测结果(其中TCb组74例，EC-T组75例)，全组患者中DDR基因突变率达97.3%(145/149)，中位基因突变数为4个。DDR基因突变与DDR基因野生型患者的5年无病生存(DFS)率分别为85.4%和75.0%( P＝0.825)。同源重组修复(HRR)通路突变人群中，TCb组与EC-T组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84.6%和84.9%( P＝0.554)；TCb组中HRR通路存在基因突变与无突变患者的5年DFS率分别为84.9%和85.0%( P＝0.751)。存在突变的DDR通路数量以及DDR基因突变数与预后无关(均 P>0.05)。TCb组PIK3CA突变患者较野生型患者预后更差(5年DFS率分别为71.4%和88.1%， P＝0.037)，EC-T组中KMT2D突变较野生型患者的预后更差(5年DFS率分别为76.9%和86.8%， P＝0.039)。 结论:DDR基因突变在TNBC中普遍存在，DDR突变是否能成为指导铂类药物治疗的有效生物标志物尚需更多临床研究加以论证。

目的:应用左心室压力-应变环(PSL)评估蒽环类药物对乳腺癌患者心肌做功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4月至2020年6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术后行AC-T方案(多柔比星/表柔比星+环磷酰胺+多西他赛)的乳腺癌患者30例为病例组，另选取性别、年龄相匹配的3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病例组分别于化疗前(T0期)、化疗后第3周期(T1期)及化疗后第6周期(T2期)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采集常规超声参数，同时应用PSL技术采集心肌做功参数，包括整体做功指数(GWI)、整体有用功(GCW)、整体无用功(GWW)及整体做功效率(GWE)。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病例组T0期、T1期及T2期左室心肌做功参数的变化。结果:①病例组T0期与对照组临床资料、常规超声参数、左室应变及心肌做功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病例组T1期与T0期LVEF、GLS、GWI、GCW、GWE及GWW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③病例组T2期与T0期LV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2期GLS、GWI、GCW、GWE绝对值降低，GWW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④病例组T2期与T1期LVE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2期GLS、GWI、GCW、GWE绝对值降低，GWW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左室PSL可以有效评估乳腺癌患者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心肌做功，为早期发现化疗后左心功能异常提供了新的敏感方法。

目的:探讨影响年轻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和预后的临床病理因素。方法:选取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收治的年龄≤40岁的行新辅助化疗的女性乳腺癌患者87例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pCR组30例，非pCR组57例。对比pCR、复发/转移及死亡人数构成比与临床病理学特点的相关性，并分析pCR与无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的关系。结果:87例患者新辅助化疗后30例达到pCR(34.5%)。年轻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的pCR构成比与雌激素受体(estrogen－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术前淋巴结状态、Ki67水平及分子分型相关( χ 2值分别为3.592、4.614、8.373、4.251、14.569， P值分别为0.047、0.032、0.039、0.039、0.006)；复发转移患者构成比例与ER、P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肿瘤大小和淋巴结状态相关(χ 2值分别为8.778、6.243、9.413、14.910、23.074， P值分别为0.003、0.013、0.009、0.002、<0.001)；死亡患者构成比与ER、PR、HER－2、分级、肿瘤大小和淋巴结状态相关(χ 2值分别为6.686、4.340、11.874、15.707、12.428、26.564， P值分别为0.010、0.037、0.003、<0.001、0.006、<0.001)；ER、PR、HER－2、肿瘤大小、术前淋巴结状况及分子分型与DFS相关[ HR(95% CI)分别为0.53(0.31～0.93)、2.12(1.21～3.64)、0.46(0.27～0.77)、1.91(1.40～2.62)、2.22(1.55～3.20)、1.21(0.95～1.55)， P均<0.05]；而ER、PR、HER－2、分级、肿瘤大小及术前淋巴结状况与OS密切相关[ HR(95% CI)分别为0.47(0.23～0.98)、2.14(1.03～4.44)、0.37(0.19～0.76)、2.90(1.45～5.79)、1.86(1.24～2.79)、2.22(1.39～3.56)， P均<0.05]。33例复发转移的患者中pCR患者5例，占16.7%(5/30)；余28例未达到pCR，占所有非pCR患者的49.1%(28/57)，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21例死亡的患者中pCR患者2例，占所有pCR患者的6.7%(2/30)；余19例均未达到pCR，占所有非pCR患者的33.3%(19/57)，两组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年轻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后的pCR构成比及DFS、OS受多种临床病理因素的影响。

三阴性乳腺癌是一种预后最差的乳腺癌分子分型，具有发病年龄早、侵袭性强及5年内复发风险高的特点。缺乏特异性治疗靶点及明显的肿瘤异质性也给临床治疗带来了明显的困难，化疗为其主要的辅助治疗方法，针对复发病例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近年来，三阴性乳腺癌的基因靶点及分子分型研究成为临床研究热点问题，以寻找特异性治疗靶点。其影像学的早期及精准诊断对改善三阴性乳腺癌的预后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就影像学技术对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诊断及预后分析方面的价值进行综述。

目的:评价干预映射法在乳腺癌术后癌因性疲乏(CRF)患者上肢康复训练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07例首次进行化疗的乳腺癌术后CRF患者，按照抽签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试验组进行基于干预映射法的康复训练，对照组接受常规上肢康复训练，记录两组患者干预前后CRF程度、患侧上肢肩关节活动度和上肢功能障碍评定得分(DASH)、双侧上肢臂围差和生活质量。结果:实施上肢康复训练后，试验组患者患侧肩关节活动度和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CRF程度、患侧DASH得分、双侧上肢臂围差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应用干预映射方法设计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CRF患者上肢康复训练方案，能够改善患肢功能，预防淋巴水肿，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Caspase-1/焦孔素D（gasdermin D，GSDMD）介导的细胞焦亡在三阴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顺铂（DDP）抗肿瘤效应中的作用。方法:采用HE染色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以DDP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ACT）前后TNBC组织的形态学改变及焦亡/凋亡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在TNBC细胞系MDA-MB-231细胞中给予DDP处理，观察细胞形态学改变。采用Annexin V-FITC/PI双染法流式细胞术分析DDP诱导的细胞死亡类型。采用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释放实验和ELISA实验检测DDP给药后细胞培养上清液中释放的LDH及分泌的炎性因子IL-18、IL-1β的变化。采用蛋白质印记检测DDP给药后细胞中焦亡/凋亡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变化。在DDP给药的MDA-MB-231细胞中同时给与Caspase-1特异性抑制剂抑制焦亡效应，或给与Caspase-3特异性抑制剂抑制凋亡效应，通过MTT、克隆形成实验、transwell、细胞划痕实验检测对DDP抗肿瘤效应的影响。结果:以DDP为基础的NACT引起的TNBC患者肿瘤组织病理学改变包括癌细胞肿胀和瘤床周围炎性细胞聚集，更类似于焦亡样改变。焦亡途径关键分子Caspase-1和GSDMD在NACT后上调幅度均显著高于主导细胞凋亡的Caspase-3上调水平。进一步的细胞实验显示，DDP可诱导MDA-MB-231细胞呈现以细胞膜吹泡为特征的焦亡样改变。基于Annexin V-PI的流式细胞学显示DDP引起的MDA-MB-231细胞死亡类型主要为Annexin V +PI +细胞（裂解型细胞为主，如焦亡）。此外，DDP能诱导MDA-MB-231中Caspase-1和GSDMD的显著切割活化，同时上调上清液中LDH、IL-18和IL-1β的释放，而主导凋亡的Caspase-3活化水平明显低于Caspase-1、GSDMD。且Caspase-1抑制剂（阻断经典的焦亡途径）对顺铂抗肿瘤效应的抑制作用明显大于Caspase-3抑制剂（阻断凋亡途径）。 结论:Caspase-1/GSDMD介导的细胞焦亡在三阴性乳腺癌DDP抗肿瘤效应中可能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