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观察超声引导下胸部神经阻滞联合无背景剂量患者自控静脉镇痛(PCIA)用于乳腺部分切除患者术后镇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中国药科大学附属浦口中医院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择期行乳腺部分切除的60例患者,随机分为M组和N组,各30例.患者术后均行无背景剂量PCIA,M组于术毕在超声引导下用0.2％罗哌卡因30 mL行胸壁神经阻滞术,N组不做其他处理.结局指标为离开复苏室时(T0)、术后4 h(T1)、术后12h(T2)、术后24h(T3)、术后48h(T4)静态及咳嗽时VAS评分,静脉镇痛用药总量及补救镇痛次数等.结果 T0、T1、T2及T3时点M组患者静态VAS评分显著低于N组(P＜0.05),T0、T1和T2时点M组患者咳嗽时VAS评分显著低于N组(P＜0.05).M组患者术后48 h PCIA按压次数、累计药物使用量显著低于N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组未发生与神经阻滞相关的并发症.结论 超声引导下胸部神经阻滞联合无背景剂量PCIA能够有效减低乳腺部分切除患者术后疼痛,减少静脉镇痛药物用量.

目的:探讨乳腺微腺体腺病及系列病变的临床病理特征、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乳腺微腺体腺病伴相关性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治及预后，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者，女性，47岁，表现为右乳外侧10点钟方向肿物，病理诊断为乳腺微腺体腺病伴相关性癌。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显示三阴性乳腺癌表型及肌上皮指标大部分阴性，S-100强表达。患者接受乳腺改良根治切除术，至末次随访未复发及转移。结论:乳腺微腺体腺病是良性上皮细胞同时缺乏肌上皮层的病变，良性病变时极易与分化良好的浸润性癌混淆，可根据多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指标及显微镜下观察到形态不规则腺体浸润纤维脂肪组织、腺腔内粉色分泌物等特点进行诊断；需特别注意此类良性病变可能会发生不典型增生或癌变，从而衍变为浸润性癌，此时形态学特点为腺腔内粉色分泌物及浸润脂肪组织的生长方式，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S-100阳性表达对诊断极为重要，也是区别于其他类型浸润性癌的关键点。

多灶性/多中心性乳腺癌（MMBC）患者的检出率不断增高，其局部治疗也引起了更多关注。相关研究着眼于手术方法的选择、放射治疗的应用，以及局部消融治疗是否可行。鉴于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保留乳房手术有较高的局部复发率，目前国内大多学者推荐对MMBC实施全乳房切除术。随着影像技术的进步、手术技术的提高、切缘的准确判断、新型治疗药物的不断涌现和放疗精准度的提高，近期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符合条件的MMBC患者，保留乳房手术在保证切缘阴性和美容效果的同时，并未增加局部复发率。MMBC患者在乳房切除术后是否必须接受辅助放疗存在争议，部分证据表明MMBC可能增加局部复发的风险，应成为放疗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有证据显示，无论手术类型如何，MMBC的局部复发率都较高。总体而言，MMBC的局部治疗方式与单灶性乳腺癌的治疗方式基本相同，但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优化。

目的:探讨腹壁下动脉伴行静脉分型及吻合策略在乳房再造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0月至2021年1月湖南省肿瘤医院采用单侧游离下腹部皮瓣移植完成乳腺癌术后乳房再造的患者资料。术中采用游离腹壁下动脉穿支(DIEP)皮瓣或携带部分腹直肌的游离腹直肌肌皮瓣进行乳房再造，受区血管均选择胸廓内血管。腹壁下动脉伴行静脉的解剖结构分为3类：独立型，包括1支型和2支型；Y形结构；H形结构。独立型静脉采用直接吻合。Y形结构和H形结构伴行静脉吻合方式共分5种：(1)直接吻合；(2)去除Y形结构的共干节段后，将2条伴行静脉分别吻合；(3)结扎交通支后，将2条伴行静脉分别吻合；(4)保留交通支，将2条伴行静脉分别吻合；(5)结扎较细伴行静脉，吻合较粗的伴行静脉。方式1、2适用于Y形结构的伴行静脉，方式3~5适用于H形结构的伴行静脉。术中需将过长的腹壁下动脉节段去除。统计术中血管吻合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随访皮瓣成活、再造乳房外形、肿瘤复发情况。结果:共纳入173例女性患者，年龄26~60岁，平均41.2岁。其中，即刻乳房再造92例，延期乳房再造81例。109例采用游离DIEP皮瓣，64例采用携带部分腹直肌的游离腹直肌肌皮瓣。皮瓣长(26.9±1.9) cm，皮岛宽(11.3±0.7) cm，血管蒂长度(10.5±0.4) cm。腹壁下动脉只有1条伴行静脉的解剖类型16例，伴行静脉直接吻合；伴行静脉呈Y形结构者14例，5例采用方式1直接吻合，3例先槽形切除部分第3肋软骨后再用方式1直接吻合，6例采用方式2完成吻合；伴行静脉呈H形结构者143例，96例采用方式3完成吻合，19例采用方式4完成吻合，28例采用方式5完成吻合。97例患者在血管吻合前对腹壁下动脉过长节段进行了修剪，去除长度为(2.7±0.7) mm。术中发生血管吻合相关并发症6例，其中2例患者采用的静脉吻合方式是Y形静脉直接吻合方法(方式1)，术中出现静脉卡压，调整为方式2进行吻合后，卡压情况解除；其余4例所采用的静脉吻合方式包括方式2有1例，方式3有1例，方式4有2例，均通过及时调整血管蒂摆放位置解除了血管卡压情况。术后发生皮瓣坏死1例，采用的静脉吻合方式是Y形静脉直接吻合方法；其余172例皮瓣完全成活。随访10~36个月，平均18.7个月，再造乳房外形可，质地柔软，无皮瓣挛缩变形；皮瓣供区仅遗留线性瘢痕，对腹壁功能无明显影响，未见肿瘤复发病例。结论:根据腹壁下动脉伴行静脉分型制定较为完善的血管吻合策略，灵活调整血管吻合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确保游离下腹部皮瓣用于乳房再造血运的安全性。

患者女，58岁。发现左侧乳房拇指大包块1个月余入院。行单侧乳房根治性切除术。肿瘤切面灰白灰红，见多个微囊。镜下肿瘤大部分由大小不一的囊腔构成，囊壁被覆富含细胞内黏液的柱状细胞，部分囊壁肌上皮丢失；另见浸润性癌（非特殊类型）成分。两种浸润性成分免疫表型不一致。病理诊断乳腺黏液性囊腺癌（MCA）合并乳腺浸润性癌（非特殊类型）。原发乳腺MCA为少见恶性肿瘤，可同时伴有其他类型浸润性癌成分，各成分需明确诊断。

目的:探讨起源于微腺体腺病的三阴性乳腺癌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发生机制和预后。方法:收集2012年11月及2021年10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病理科2例起源于微腺体腺病的三阴性乳腺癌，观察组织学形态、临床病理特征，并结合国内外文献进行复习。结果:患者女性，年龄分别为55岁和34岁，因发现乳腺肿块就诊。镜下均可见典型微腺体腺病向非典型微腺体腺病和浸润性癌进展的连续形态变化，1例浸润性癌为产生基质的化生性癌，另1例为腺泡细胞癌和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癌免疫表型与微腺体腺病一致，S-100蛋白弥漫强阳性，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和HER2呈三阴性表达。例1行左乳全乳切除术，例2行保乳切除术，前哨淋巴结活检均无转移，随访4个月和9年无复发。结论:起源于微腺体腺病的癌多为三阴性乳腺癌，具有与微腺体腺病相同的免疫表型和基因突变谱，微腺体腺病可能是部分三阴性乳腺癌的前驱病变，存在向低/高级别三阴性乳腺癌进展的亚克隆。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探讨辅助放疗对乳腺癌切除术后即刻腹壁下动脉穿支（DIEP）皮瓣乳房重建手术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1月至2020年3月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科接受乳腺癌切除术后即刻DIEP皮瓣乳房重建的185例患者的资料。患者均为女性，年龄（43.0±7.8）岁（范围：29~61岁）。71例接受辅助放疗（放疗组），114例未接受术后放疗（对照组，其中2例为双侧重建），共187个皮瓣。记录两组脂肪坏死、脂肪硬结等皮瓣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Kroll评分评价患者术后6个月的重建乳房美观度。采用χ2检验比较两组重建乳房患者的皮瓣并发症发生率，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分析脂肪坏死的影响因素。结果:放疗组皮瓣部分坏死、脂肪硬结的比例为19.7%（15/71），高于对照组的4.2%（4/116）（χ2=15.079， P<0.01）。同时，放疗组的美观度低于对照组（2.21±0.55比2.47±0.82， t=-2.593， P=0.010）。年龄、体重指数、辅助化疗、皮瓣穿支数量、新辅助治疗均不是发生皮瓣并发症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辅助放疗会增加即刻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后的脂肪坏死发生率，影响皮瓣的美观度，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年龄、体重指数、皮瓣穿支数量、新辅助化疗、辅助化疗等均不会影响即刻DIEP皮瓣乳房重建术后皮瓣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探讨组织扩张术在乳腺癌术后乳房再造中的应用价值和临床效果。方法:2013年1月至2019年5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收治173例乳腺癌术后需行乳房再造的女性患者，年龄(38.2±8.0)岁，体质量指数为(21.5±2.1) kg/m 2。均为单侧发病，其中右侧76例，左侧97例；行保留乳头乳晕的乳腺癌切除术8例，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165例；接受化疗150例，放疗9例。一期行即刻或延期胸壁软组织扩张；二期行单纯假体置换、置换假体联合自体组织移植或单纯自体组织移植完成乳房再造。术后进行随访，并采用Harris方法评价临床效果。 结果:173例中，即刻乳房再造95例，延期再造78例。组织扩张周期为(7.7±3.2)个月，二期手术中采用单纯置换假体105例，置换假体联合自体脂肪注射移植48例，置换假体联合内镜下背阔肌肌瓣移植17例，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移植3例。术后随访3.5～41.0个月，平均12.6个月，1例出现肿瘤局部复发，最终取出假体；其余大部分患者乳房再造效果良好，Harris评价结果为外形完美23例，优129例，良13例，差7例，优以上者为88.4%(152/172)。结论:组织扩张术在乳腺癌术后乳房再造中可起到重要的中转站作用，二期手术时可灵活选择乳房再造方式，其适应证广泛，尤其适用于乳腺癌术后乳房即刻再造，可获得较好的效果。

腔镜技术的安全性已得到验证，可被用于乳腺外科领域的大部分手术。乳腺腔镜技术的广泛开展培育了一批积极向上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同时反哺了高层次乳腺学科带头人，为乳腺专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思路和有益借鉴。然而，由于乳腺专科建设仍相对薄弱、治疗理念不均衡、腔镜技术推广不够、学习曲线较特殊，加上技术层面的同质性不佳，乳腺腔镜技术的发展参差不齐、同质化水平不高。未来需从战略定力、治疗理念、腔镜技术培训和乳腺腔镜操作四方面入手，多措并举，全面提高乳腺腔镜手术的同质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