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原发性肺黏液腺癌(PPMA)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福建省立医院经术后病理组织学确诊为PPMA共54例，并获取同时期经术后确诊为非黏液性肺腺癌患者108例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临床特征、免疫组织化学及预后情况。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PPMA预测模型公式。结果:PPMA组较对照组确诊的时间更长，更易咳黏液痰、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更高；肿瘤好发于双肺下叶，且其内部更易出现支气管充气征、空泡征；更容易出现被膜侵犯、淋巴结转移，免疫组织化学TTF-1、NapsinA低表达；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率更低。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腺癌患者诊断为PPMA预测模型公式。该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905，当截断界点为0.395时，其敏感度达81.48%、特异度达86.11%。PPMA组与对照组总体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显示单纯型肺浸润性黏液腺癌(PIMA)的5年无病生存率比对照组与肺浸润性黏液/非黏液混合型腺癌更高。结论:PPMA为肺腺癌的少见亚型，恶性程度低。建立有效的预测模型，有助于帮助早期诊断。PIMA预后可能好于腺癌其他病理亚型。

目的: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叶切除术后3 d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胸外科行肺叶切除术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297例的临床资料。采用数字评定量表对患者术后3 d内每天的最严重疼痛进行评分，疼痛评分 ≥ 4分定义为中重度疼痛。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发生术后中重度疼痛的风险因素，以及一般线性模型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混合线性模型分析风险因素影响术后疼痛随术后天数的变化趋势。结果:术后当天、第1天、第2天、第3天中重度疼痛发生率分别为34.2%（102/297）、59.8%（178/297）、66.4%（198/297）、28.2%（84/297）。开胸手术患者较胸腔镜手术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风险在术后第1天（ OR=1.99， P=0.009）、第2天（ OR=3.08， P < 0.001）、第3天（ OR=3.88， P < 0.001）显著升高，而在术后当天有升高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R=1.53， P=0.087）。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风险在术后第2天有升高的趋势（ OR=1.62， P=0.077），而在术后第3天显著升高（ OR=2.39， P=0.002）。术后预防性使用帕瑞昔布在术后当天 （OR=0.32， P=0.004 ）、第1天 （OR=0.20 ，P < 0.001 ）、第2天 （OR=0.36， P < 0.001 ）和第3天 （OR=0.56，P=0.047 ）均可显著降低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风险。 结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第1天和第2天中重度疼痛的发生率较高。开胸手术患者发生术后中重度疼痛的风险较高，而女性患者在术后第2天和第3天发生中重度疼痛的风险较高。术后预防性使用帕瑞昔布可降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发生术后中重度疼痛的风险。

目的:分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者低氧参数，探究其在不同类型呼吸事件中的差异及联系，并构建呼吸事件类型预测模型。方法:选取经多导睡眠监测（PSG）诊断为OSA的50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41例、女9例，年龄18~74（45.72±13.39）岁。对患者的整夜记录数据中所有伴有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下降的呼吸事件，根据事件类型分为低通气（3 316个）、阻塞型呼吸暂停（OA，5 552个）、中枢型呼吸暂停（CA，1 088个）、混合型呼吸暂停（MA，1 369个），所有事件记录分别从PSG软件导出为逗号分隔变量（.csv）文件，使用内部构建的Matlab软件导入和分析。比较四组间 SpO 2最低值（e-minSpO 2）、SpO 2下降幅度（ΔSpO 2）、SpO 2下降回升持续时间（DSpO 2）、SpO 2下降持续时间（d.DSpO 2）、SpO 2回升持续时间（r.DSpO 2）、SpO 2<90%持续时间（T90）、下降时SpO 2<90%持续时间（d.T90）、回升时SpO 2<90%持续时间（r.T90）、SpO 2<90%曲线下面积（ST90）、下降时SpO 2<90%曲线下面积（d.ST90）、回升时SpO 2<90%曲线下面积（r.ST90）、氧降速率（ODR）、复氧速率（ORR）共13个低氧参数差异，并分别构建低通气模型（H）、OA模型（O）、CA模型（C）及MA模型（M）；采用单因素分析及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组间各低氧参数的差异。针对不同呼吸事件类型，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确定进入方程模型的变量，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4个模型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评估预测模型的准确性。 结果:各类型呼吸事件的ΔSpO 2、ODR、ORR、T90、d.T90、r.T90、ST90、d.ST90、r.ST90呈MA>OA>CA>低通气，e-minSpO 2呈MA

目的: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治疗中硼替佐米相关周围神经病变（BIPN）发生的危险因素及患者的临床特征、电生理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至2019年12月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应用BD（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治疗的71例初诊MM患者的临床资料，获得骨髓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MICM）检查、治疗前后常规电生理检查结果。根据是否发生BIPN将71例患者分为周围神经病变（PN）组和非PN组，比较两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生PN的影响因素。总结BIPN患者电生理特点及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的染色体核型情况。结果:71例MM患者中，PN 40例（56.3%），非PN 31例（43.7%）。PN组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Ⅲ期患者比例及IgA、IgG、IgM、血肌酐、β 2-微球蛋白（β 2-MG）水平均高于非PN组，血红蛋白（Hb）水平均低于非PN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gA升高（ OR=1.151，95% CI 1.012~1.309， P=0.033）、IgG升高（ OR=1.055，95% CI 1.000~1.112， P=0.049）、IgM升高（ OR=1.010，95% CI 1.001~1.018， P=0.022）、血肌酐升高（ OR=1.037，95% CI 1.011~1.065， P=0.005）、β 2-MG升高（ OR=1.564，95% CI 1.039~2.354， P=0.032）为BIPN发生的危险因素。40例BIPN患者中，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CV）异常33例（82.5%），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CV）异常23例（57.5%）；31例（77.5%）表现为脱髓鞘损害，9例（22.5%）为轴突损害。40例BIPN患者中24例行FISH检测，其中染色体突变19例（79.2%），包括混合型异常12例（50.0%）。 结论:硼替佐米治疗MM时，β 2-MG、IgA、IgG、IgM、血肌酐水平高的患者更易发生PN。BIPN患者电生理主要呈感觉神经脱髓鞘病变特点。

目的:探讨手术患儿父母医疗创伤应激症状的发展轨迹及影响因素，为后期针对性制订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纵向前瞻性研究设计，于2022年1—8月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小儿外科病房收治的199名手术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第5版在患儿术前1 d、术后恢复期、出院复诊后及出院后3个月追踪调查其父母的医疗创伤应激症状水平，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父母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在患儿术前1 d调查其父母医疗创伤应激症状的影响因素，利用潜变量增长混合模型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结果:手术患儿父母医疗创伤应激症状水平发展轨迹分为2个潜在类别，一是低水平下降型（90.5%，180/199），二是高水平稳定型（9.5%，19/199）。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术后并发症、患儿手术类型和父母消极应对方式均是手术患儿父母医疗创伤应激症状发展轨迹的主要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手术患儿父母医疗创伤应激症状存在群体异质性轨迹，医护人员可根据其轨迹及影响因素制订针对性的个体化干预方案。

目的:探究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colorectal 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s，CLST）并发结直肠息肉的独立预测因子及CLST合并结直肠息肉发生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2021年12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内镜检查发现CLST，并接受内镜下治疗的26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与结直肠息肉共存将CLST患者分为共存组（ n=135）与非共存组（ n=125），比较两组的临床病理特征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共存现象的预测因子。根据共存组CLST的浸润深度，将共存组分为共存恶性组（ n=38）与共存非恶性组（ n=97），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CLST合并结直肠息肉发生恶性变的危险因素。 结果:男性（ P=0.002， OR=2.355，95% CI：1.354~4.099）、绒毛管状腺瘤（ P=0.022， OR=3.873，95% CI：1.214~12.355）、既往有息肉病史（ P=0.001， OR=2.738，95% CI：1.527~4.909）是CLST合并结直肠息肉的独立危险因素。该预测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为0.725（ P<0.001，95% CI：0.664~0.786）。息肉直径≥10 mm（ P=0.007， OR=6.266，95% CI：1.634~24.034）、CLST直径≥20 mm（ P<0.001， OR=11.879，95% CI：4.078~34.601）、结节混合型CLST（ P=0.003， OR=8.584，95% CI：2.126~34.660）、扁平隆起型CLST（ P=0.021， OR=4.399，95% CI：1.250~15.482）、假凹陷型CLST（ P<0.001， OR=31.426，95% CI：4.975~198.509）是CLST合并息肉发生恶性变的危险因素。该预测模型ROC曲线AUC为0.854（ P<0.001，95% CI：0.775~0.933）。 结论:既往有息肉病史、病理类型为绒毛管状腺瘤的男性CLST患者更易发生共存现象。息肉直径和CLST直径越大，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和假凹陷型的CLST合并结直肠息肉患者更容易发生恶变。

目的:探讨Ⅰ~ⅢB期可切除周围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临床及高分辨率CT（HRCT）影像特征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于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行手术切除、术后行EGFR基因检测且临床分期为Ⅰ~ⅢB期的周围型NSCLC患者164例，其中男性86例、女性78例，年龄（60.3±9.3）岁。根据EGFR基因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EGFR基因突变型组和野生型组，分析患者的临床及HRCT影像特征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筛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对构建的回归模型的诊断效能进行评估。 结果:164例NSCLC患者中，EGFR基因突变型组114例（69.51%）、野生型组50例（30.49%）。与EGFR野生型组比较，EGFR基因突变型组多见于女性、年龄<60岁、无吸烟史、病理类型为肺腺癌的患者，且2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1.91、-4.71、34.64，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HRCT影像特征中，EGFR基因突变型组肿瘤最大径小于野生型组[（2.52±1.51） cm对（4.12±6.07） cm]，且肿瘤多位于右肺，密度类型多为磨玻璃影和（或）混合磨玻璃影，多伴有分叶征、支气管充气征和胸膜牵拉征，与EGFR野生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4， χ2=10.13~19.05，均 P<0.05）。2组患者在术后临床分期、癌胚抗原水平、肿瘤伴有毛刺征、坏死、血管集束征、空泡征、空洞征、胸腔淋巴结肿大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40~2.33，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无吸烟史（ OR=0.225，95% CI：0.066~0.764）和肿瘤伴有分叶征（ OR=3.344，95% CI：1.079~10.360）是EGFR基因突变的独立预测因子（均 P<0.05），回归模型的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58。 结论:Ⅰ~ⅢB期可切除周围型NSCLC的临床及HRCT影像特征与EGFR基因突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对指导临床评估患者情况有重要意义。

流域径流过程及其组分来源识别是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前提.为明确植被类型对流域径流组分的影响与定量贡献,本研究以山西吉县蔡家川主沟流域及5个不同植被类型小流域为研究对象,监测2场典型降雨产流过程及其氢氧同位素时空变化特征,探讨小流域径流过程差异及其组分来源.结果表明:在中雨条件下,事件水对各个流域河道流量的贡献率为封禁森林(94.3％)＞蔡家川主沟(83.1％)＞农牧复合(64.3％)＞人工-次生林(52.4％)＞农地(0.3％)＞次生林(0.0％);而在小雨条件下,人工-次生林(52.4％)＞封禁森林(58.5％)＞农地(40.6％)＞次生林(15.8％)＞农牧复合(12.5％)＞蔡家川主沟(9.3％),次生林、封禁森林小流域事件水对径流贡献率大于人工林,次生林具有更强的径流调蓄能力.封禁森林、农牧复合流域在中雨强度条件下事件水的贡献率大于小雨强度条件,而农地、人工-次生林、次生林流域则相反.事件水对林地小流域径流贡献率大于农地小流域,可能与农地小流域沟口建有淤地坝有关.本研究结果可为晋西黄土区水源涵养和径流变化归因分析提供科学依据.

[背景]焦虑和抑郁是孕期女性最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两者通常共病发生,并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母婴结局.[目的]评估上海地区女性孕期生活方式与焦虑合并抑郁(CAD)状况的关联.[方法]本研究基于中国国家出生队列(CNBC)辅助生殖技术子代胚胎源性疾病子队列,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流调量表》(CES-D)分别在孕早、中、晚期评估孕妇的CAD患病率.使用自制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和《食物摄入频率问卷》(FFQ)收集孕妇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及各孕期睡眠状况、营养摄入和运动状况等生活方式信息.分别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分析孕早、中、晚期生活方式(睡眠状况、营养摄入、运动状况)与孕妇CAD状况(是/否)的横向和纵向关联.[结果]本研究共纳入 2876例孕妇,在孕早、中、晚期的CAD患病率分别为 10.6%(305例)、3.6%(103例)、5.5%(159例).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睡眠状况良好为参照,孕早、中、晚期睡眠状况不佳均与CAD患病率增加存在统计学关联,OR(95%CI)分别为 2.817(1.845～4.301)、2.840(1.855～4.347)、9.316(5.835～14.876).以摄入频率=7次·周-1 为参照,孕早期蛋类摄入频率≤3次·周-1(OR=2.025,95%CI:1.197～3.425)及孕晚期摄入频率 4～6次·周-1(OR= 1.896,95%CI:1.117～3.216)、≤3次·周-1(OR=1.906,95%CI:1.082～3.357)均会增加CAD的患病风险(P<0.05);以运动频率>3次·周-1 为参照,孕中期从不或几乎不运动(OR=2.218,95%CI:1.220～4.035)均会增加CAD的患病风险(P<0.05).GLMM分析结果显示,睡眠状况不佳及较低的运动频率和蔬菜、蛋类、奶类摄入频率均与CAD患病率风险增加存在统计学关联(P<0.05).[结论]上海地区女性孕早、中、晚期CAD患病率呈U形分布,孕早期最高,孕中期最低.孕期较差的睡眠状况,蔬菜、蛋类、奶类摄入频率和运动频率不足等不良生活方式均可能增加CAD的患病风险.及时对孕期生活方式进行干预和调整,将有助于降低孕期女性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进一步提升母婴健康水平.

目的 探讨湖北省十堰市6月龄儿童营养性贫血发生状况及其危险因素,为预防婴儿贫血、制定保健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以2015年1月-2016年12月在儿童保健门诊体检的出生满6个月左右正常儿童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对其进行血红蛋白及红细胞检查,并问卷回顾性调查母亲孕期疾病和贫血状况、出生体格指标以及6月龄以来喂养状况等信息.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6月龄儿童营养性贫血的危险因素.结果 913例6月龄儿童营养性贫血检出率为33.41%;不同喂养方式营养性贫血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152,P<0.001),进一步χ2分割检验结果显示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的婴儿贫血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125),但均显著低于母乳喂养婴儿(P<0.0125);家庭收入低(OR=6.05,95%CI:2.70~13.55)、低出生体重(OR=3.59,95%CI:1.90~6.76)、母亲孕期贫血(OR=2.62,95%CI:1.16~5.94)、孕周<37周(OR=2.60,95%CI:1.51~4.47)、未添加辅食(OR=7.64,95%CI:1.83~31.85)、辅食种类少(OR=8.16,95%CI:3.52~18.91)是贫血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2015-2016年湖北省十堰市6月龄儿童营养性贫血率较高,今后儿保部门应加强孕期及门诊儿童营养的宣传,提高家长的儿童保健知识,提示关注婴儿期的喂养方式、多样性辅食添加来有效预防婴幼儿营养性贫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