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流行病学趋势及主要风险归因。方法: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收集1990—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中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根据GBD数据库2019年全世界标准化人口结构计算年龄标准化率。观察指标：（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计数资料以绝对数、百分率和比值表示。采用Joinpoint（V.4.7.0.0）软件回归计算不同时段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年变化率、年平均变化率（AAPC）及其95%可信区间（ CI）。采用STATA（V.15.0）软件中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控制两个变量，不同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风险效应值采用相对危险度（95% CI）表示。 结果:（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019年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7/10万上升至85~89岁的64.01/10万，其中男性从0.09/10万上升至94.71/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47.47/10万；死亡率从0.04/10万上升至79.58/10万，其中男性从0.05/10万上升至116.50/10万，女性从0.03/10万上升至59.69/10万。日本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3/10万上升至85~89岁的162.26/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77.67/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53.67/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54.8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70.93/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45.94/10万。韩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4/10万上升至85~89岁136.78/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53.78/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29.73/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35.9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56.21/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27.59/10万。中国胰腺癌人群发病和死亡人数高峰均出现在65~69岁男性群体，不同年龄组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日本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5~79岁男性群体，<80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80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韩国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0~74岁男性群体，<75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75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效应：矫正时期-队列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升高，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明显，日本人群较中国、韩国人群更明显。时期效应：矫正年龄-队列效应，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人群时期效应更显著。队列效应：矫正年龄-时期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降低。（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82倍、1.79倍。日本胰腺癌ASIR、ASMR均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09倍、1.05倍。韩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缓慢上升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2.08%（95% CI为1.91%~2.24%， P<0.05）；ASMR的AAPC为2.02%（95% CI为1.86%~2.19%， P<0.05）。日本胰腺癌ASIR的AAPC为0.28%（95% CI为0.15%~0.42%， P<0.05）；ASMR的AAPC为0.13%（95% CI为0.03%~0.24%， P<0.05）。韩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0.50%（95% CI为0.21%~0.80%， P<0.05）；ASMR的AAPC为0.15%（95% CI为-0.10%~0.40%， P>0.05）。（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依次为吸烟、高空腹血糖和高体质量指数（BMI）。主要风险归因为吸烟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31.4%上升至2000年的34.1%，继下降至2015年的31.1%，后呈缓慢上升趋势至2019年的31.7%；女性由1990年的6.7%上升至2005年的10.4%，继下降至2019年的8.7%。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38.8%下降至2019年的26.9%；女性由1990年的20.9%下降至2019年的14.8%。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37.5%下降至2019年的30.3%；女性由1990年的12.6%下降至2019年的10.0%。主要风险归因为高空腹血糖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7.1%；女性由1990年的6.2%上升至2019年的6.8%。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7.0%上升至2019年的7.7%；女性由1990年的5.0%上升至2019年的5.5%。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6.8%上升至2019年的9.7%；女性由1990年的6.1%上升至2019年的8.2%。主要风险归因为高BMI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3.0%；女性由1990年的2.1%上升至2019年的4.3%。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2.0%上升至2019年的2.4%；女性由1990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3.4%。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1.9%上升至2019年的3.1%；女性由1990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4.3%。 结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仍然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日本和韩国趋于稳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吸烟仍是最需要重视的胰腺癌危险因素；同时应更加关注高空腹血糖和高BMI增加罹患胰腺癌风险。

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是介于正常衰老与痴呆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是延缓认知衰退的最佳干预窗口期。知觉压力作为影响认知功能且可调节的危险因素之一，通过引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失调及心理障碍，显著增加了认知障碍的发病风险，因而知觉压力管理逐渐成为认知障碍非药物干预技术研究和实践的新热点。文章就MCI人群知觉压力的现状，知觉压力与认知功能的关系，以及MCI个体知觉压力评估技术等方面进行梳理，并以压力归因模型为基础，对知觉压力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深入剖析了知觉压力干预方案对认知功能管理的作用机制与实践启示，以期为开拓MCI人群认知功能管理的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

目的:总结1990-2019年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的食管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以及3种常见食管癌危险因素的死亡归因占比，为食管癌防控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版公开数据库和可视化平台，对全球及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南非）1990-2019年食管癌发病、死亡及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绝对数或年龄标准化率进行描述。利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时间趋势分析，计算食管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及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比较2019年3种食管癌常见危险因素（吸烟、饮酒和低水果摄入）的死亡归因占比，分析全球及4个国家危险因素人群归因分数（PAF）的差异。绘制拟合曲线，分析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水平下食管癌发病与死亡情况。结果:1990-2019年，全球及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整体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从1990年的21.0/10万下降至2019年的13.9/10万（AAPC＝-1.4%，95% CI -1.3%~-1.1%），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22.1/10万下降至13.1/10万（AAPC＝-1.8%，95% CI -1.9%~ -1.7%），年龄标准化DALY率从507.0/10万下降至227.5/10万（AAPC＝-2.1%，95% CI -2.2%~ -1.9%），降低速度远超其他3个国家。中国男性和俄罗斯男性因吸烟和饮酒导致的食管癌死亡占比均高于全球男性平均水平（吸烟PAF：59.2%、56.7%比51.2%；饮酒PAF：29.7%、38.3%比28.4%）。俄罗斯女性因饮酒导致的食管癌死亡占比高于全球女性平均水平（PAF：14.9%比7.3%）。而在南非的男性和女性中，低水果摄入的食管癌死亡归因占比均远高于全球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男性PAF：20.8%比9.8%，女性PAF：21.3%比11.7%）。我国和南非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始终高于同等SDI水平的期望水平，伊朗始终低于期望水平，俄罗斯基本与期望水平一致。 结论:虽然全球食管癌高发国家的疾病负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我国食管癌疾病负担仍高于其他高发国家。应根据我国人群食管癌流行病学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目的:探讨中国合并糖尿病的缺血型脑卒中患者的分布特征及对降血糖药物的依从性。方法:选取中国脑卒中筛查项目2013—2015筛查年度的23 044例缺血型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统一研制的调查问卷采集基本人口学信息、脑卒中病史及筛查当年之前的相关危险因素暴露情况，并了解脑卒中类型、诊断时间、发病次数、相关慢性病病史及治疗情况。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缺血型脑卒中患者合并糖尿病的影响因素，并估算各因素的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PARP），同时分析对降血糖药物的依从性。 结果:23 044例缺血型脑卒中患者年龄为（64.99±9.42）岁，男性占50.91%（11 731名），合并糖尿病者占21.52%（4 960名）。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伴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心房颤动和脑卒中家族史的缺血型脑卒中患者中，合并糖尿病的风险更高，其 OR（95% CI）值分别为2.18（1.87~2.55），1.99（1.78~2.23），1.64（1.39~1.92）和1.19（1.06~1.33）；考虑各因素在缺血型脑卒中患者中的暴露率后，心房颤动的 PARP（95% CI）值 为62.65%（61.27%~63.76%）。合并糖尿病的缺血型脑卒中患者中，降血糖药物的服药率为70.73%（3 463/4 896）。 结论:中国合并糖尿病的缺血型脑卒中患者占比仍然较高，其对降血糖药物的依从率较低。

目的:探讨昆山地区受教育程度与静坐时间交互作用对身体活动不足的影响。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6年对江苏省昆山市18~69岁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体格检查并获得身体活动水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诸因素与身体活动不足的关联；采用交互作用指数（S）、交互作用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及归因危险度（AP）评价相加交互作用。结果:工作及家务体力活动率10.23%，交通体力活动率为41.84%，经常锻炼率为28.98%。总人群、男性及女性人群身体活动不足分别为50.66%（95% CI：49.04%~52.28%）、52.29%（95% CI：49.94%~54.64%）和49.29%（95% CI：47.06%~51.5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腰臀比（ OR=1.12，95% CI：1.02~1.23），无高血压家族史（ OR=1.24，95% CI：1.14~1.36）、新诊断糖尿病（ OR=1.35，95% CI：1.09~1.68）、既往诊断糖尿病（ OR=1.34，95% CI：1.07~1.69）、知晓自己腰围（ OR=1.34，95% CI：1.21~1.48）及高密度脂蛋白偏低（ OR=1.14，95% CI：1.03~1.27）与身体活动不足之间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不仅较高教育程度（ OR=1.27，95% CI：1.10~1.46）和较长静坐时间（ OR=1.37，95% CI：1.20~1.57）与身体活动不足存在关联，而且身体活动不足归因于两者的比例占18.3%［基于 OR尺度的RERI=0.367，95% CI：0.105~0.629；AP=0.183，95% CI：0.060~0.306、S=1.572，95% CI：1.079~2.289］。 结论:较高教育程度和较长静坐时间是昆山地区18~69岁人群身体活动不足的重要共同影响因素。

目的:采用调整人群归因危险度（PARa）和多因素综合人群归因危险度（PARc）评估远洋捕捞船员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为制定精准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入住石岛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3组人群，分别为从事远洋捕捞船员职业的脑卒中患者、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当地渔区非脑卒中普通居民和当地渔区普通居民脑卒中患者各120例，均为男性，按照1∶1∶1配比病例的对照研究方法，初步评估脑卒中发病危险因素的PARa和多因素PARc。结果: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在本院神经内科住院的远洋捕捞船员患者诱发脑卒中的 19个变量中，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外，其他18个均为脑卒中危险因素（ P<0.05或 P<0.01）。按Bruzzi公式计算结果显示，远洋捕捞船员脑卒中的主要相关职业危险因素顺序为睡眠时间、海龄、精神压力、吸烟、体育锻炼、喜食咸食、食用鲜奶和水果、饮酒情况，其PARs值分别为0.401、0.310、0.243、0.235、0.224、0.214、0.191、1.611。8个职业因素的PARc为0.486。 结论:利用PARa和多因素PARc评估远洋捕捞船员脑卒中的职业危险因素具有较高的价值，对高危职业人群开展脑卒中健康教育和治疗干预有积极意义。

目的:分析1990—2019年江苏省居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流行情况、疾病负担变化趋势和危险因素，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提供依据。方法:利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数据，分别计算患病率、死亡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率。利用Joinpoint软件计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标化患病率、标化死亡率、标化DALY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运用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PAF）估计不同危险因素导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比例。结果:1990和2019年江苏省居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分别为4.83%、5.45%，死亡率分别为134.91/10万、80.99/10万，DALY率分别为2 678.52/10万、1 534.31/10万。1990—2019年标化患病率、标化死亡率和标化DALY率均呈下降趋势，AAPC分别为-0.90%、-5.28%和-4.70%（ P<0.05）。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危险因素的归因顺位中，烟草使用占首位，其次为空气污染、职业暴露、亚适温和高BMI。与1990年相比，2019年可归因于烟草使用和高BMI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DALY比例有所增加。 结论:江苏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总体疾病负担呈下降趋势。对于有吸烟史以及高BMI人群应做重点防治和健康宣教，同时环境治理、注意亚适温和控制职业暴露因素也应作为防控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手段。

目的:估计我国居室内氡导致的居民肺癌归因份额。方法:利用较为权威且适用的EPA/BEIR-VI风险模型，基于我国2015年肺癌死亡率、全死因死亡率以及有代表性的吸烟率和居室内氡平均浓度，预测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致肺癌死亡风险。结果:非吸烟男性人群居室内氡致肺癌死亡超额相对危险(ERR)高于吸烟人群，且达到年龄为50岁时，不吸烟与吸烟的男性ERR值最高，分别为0.511、0.230；假定开始暴露年龄为0岁，相同氡浓度下，不吸烟的男性与女性人群相对终生危险(LRR)要高于同性别吸烟人群，且浓度越高其肺癌死亡LRR也越高。假定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为30 Bq/m 3，2015年由居室内氡所致肺癌死亡人数约为55 512人，据此估算约有6.62%的肺癌死亡是由居室内氡暴露造成的。如果假设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为40 Bq/m 3和70 Bq/m 3，则分别约有8.82%和15.38%的肺癌死亡可归因于居室内氡暴露。 结论:居室内氡是导致我国居民罹患肺癌的重要环境因素，应采取有力措施防治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升高。为能进一步准确评估我国居室内氡致肺癌死亡风险，还需要更为全面和详细的我国居室内氡浓度水平等数据。

目的:分析1990-2019年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CRD）死亡情况及其变化趋势。方法:利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中国分省研究结果，采用GBD2019世界标准人口对CRD死亡率进行标化，应用Joinpoint 4.8.0.1软件计算各类CRD死亡人数及标化死亡率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基于GBD比较风险评估理论估计吸烟、室内空气污染、职业性气体、微粒和烟雾、环境颗粒物污染、低温、被动吸烟、臭氧污染、职业性接触二氧化硅、职业性哮喘、高体质指数（BMI）、高温和职业性接触石棉12个CRD危险因素的归因死亡数。结果:1990-2019年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死亡人数和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 P<0.001），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124.4万（91.2万~139.5万）例降至2019年的103.7万（88.9万~126.6万）例，AAPC=-0.9%（95% CI：-1.5%~-0.3%）， P<0.001；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217.9/10万（163.3/10万~242.0/10万）降至2019年的65.2/10万（55.5/10万~80.1/10万），AAPC=-4.2%（95% CI：-5.2%~-3.2%）， P<0.001。支气管哮喘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4.0万（3.0万~5.8万）例降至2019年的2.5万（2.0万~3.1万）例，AAPC=-2.0%（95% CI：-2.6%~-1.4%）， P<0.001；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6.4/10万（4.7/10万~9.5/10万）降至2019年的1.5/10万（1.2/10万~1.9/10万），AAPC=-5.1%（95% CI：-5.8%~-4.4%）， P<0.001。尘肺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1.1万（0.8万~1.4万）例降至2019年的1.0万（0.8万~1.4万）例，AAPC=-0.2%（95% CI：-0.4%~0.1%）， P=0.200；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1.4/10万（1.0/10万~1.7/10万）降至2019年的0.5/10万（0.4/10万~0.7/10万），AAPC=-3.1%（95% CI：-3.4%~-2.8%）， P<0.001；肺间质性疾病和肺结节病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0.3万（0.3万~0.6万）例增至2019年的0.8万（0.6万~1.0万）例，AAPC=3.5%（95% CI：2.7%~4.2%）， P<0.001；标化死亡率在1990-2019年变化不大，AAPC无统计学意义。不同种类CRD标化死亡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1990年与2019年，COPD、支气管哮喘、尘肺、肺间质性疾病和肺结节病的死亡率均随年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2019年我国男性CRD死亡可归因于吸烟、环境颗粒物污染、职业性气体、微粒和烟雾、低温和被动吸烟的人群归因分值（PAF）分别为71.1%（68.0%~74.3%）、24.7%（20.1%~30.0%）、19.3%（13.0%~25.4%）、15.7%（13.6%~18.3%）和8.8%（4.5%~13.1%），女性可归因于环境颗粒物污染、吸烟、低温、职业性气体、微粒和烟雾和被动吸烟的PAF分别为24.1%（19.6%~29.3%）、21.9%（18.7%~25.2%）、16.4%（14.0%~19.2%）、15.6%（10.2%~21.1%）和14.7%（7.9%~21.3%）。 结论:1990-2019年中国CRD的总体死亡水平明显降低，但在全球仍处于较高水平，需采取积极防控措施降低CRD的死亡水平。

目的:分析抑郁、焦虑情绪对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影响，为预防老年睡眠障碍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自行设计调查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抑郁症状筛查量表(PHQ-9)、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对955名60岁及以上社区老年人进行调查。了解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现况以及评估抑郁焦虑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结果:被调查者睡眠障碍、抑郁、焦虑检出率分别为234(24.5%)、182(19.1%)、137(14.3%)。抑郁、焦虑评分与老年人睡眠质量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 rs：0.115~0.558，均 P<0.01)。调整性别、年龄、睡前进食、睡前饮茶等混杂因素发现：抑郁、焦虑是老年睡眠障碍的危险因素，抑郁老年人患睡眠障碍的风险是非抑郁老年人的3.555倍(95% CI：2.235~5.653， P<0.05)；焦虑老年人患睡眠障碍的风险是非焦虑老年人的1.812倍(95% CI：1.070~3.070， P<0.05)。抑郁、焦虑对老年睡眠障碍的多因素调整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为32.56%、16.09%，抑郁与焦虑的综合作用为38.87%。 结论:抑郁、焦虑是老年睡眠障碍的重要危险因素，加强老年人群抑郁、焦虑的识别和干预有益于改善社区老年人睡眠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