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根据报表提供的患儿基本信息，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的电子病历，记录抗菌药物应用和过敏反应发生、治疗、转归情况，由3位药师根据相关标准对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分型和严重程度进行统一判定。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统计同期新生儿科就诊和住院患儿总例数并记录其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计算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结果:设定时段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共73份，涉及73例患儿；同期使用抗菌药物的患儿为21 146例，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为0.35%。73例患儿中男性34例，女性39例；就诊或入院时的日龄为（14±7）d；使用注射制剂抗菌药物者69例（94.52%），口服制剂者4例（5.48%）。所用抗菌药物共7类20个品种，占比居前3位者为头孢菌素类（32例，43.84%）、青霉素类（21例，28.77%）和头霉素类（6例，8.22%）；过敏反应发生率居前3位者为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4）、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1.29%（4/311）]和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1.07%（4/374）]。73例患儿中过敏反应呈速发型者4例（5.48%），其中3例为严重病例（过敏性休克、呼吸困难、严重过敏样反应各1例）；非速发型69例（94.52%），主要表现为皮疹、消化系统症状和发热，其中6例为严重病例（肝胆系统损伤3例、粒细胞减少症2例、重症药疹1例）。经停药和/或抗过敏、对症治疗后，73例患儿中71例（97.26%）痊愈，2例（2.74%）好转。结论: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率为0.35%。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分型以非速发型为主，多为一般过敏反应，但速发型多为严重过敏反应。

目的:了解我国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管理现状。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受调者）的基本信息、围手术期镇痛药管理、围手术期镇痛医疗行为和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等4个维度共55个问题（4个维度分别为8、10、22和15个问题）。通过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以微信发送问卷星链接形式发放调查问卷，麻醉医师、外科医师/护士和临床药师自愿参与调研，以无记名形式直接提交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8月1—31日。结果:收到有效问卷204份，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45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43家（95.6%），二级医院2家（4.4%）。204位受调者中外科医师46人（22.5%），麻醉医师80人（39.2%），临床药师32人（15.7%），外科护士46人（22.5%）。受调者所在的45家医院中，35家（77.8%）建立了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定期沟通机制，22家（48.9%）有临床药师辅助临床科室医师的工作。204位受调者中每年接受1~2次镇痛药相关知识培训者占76.5%（156人）。60.3%的受调者（123/204）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过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不合理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药物选择[74.0%（91/123）]、用法用量[69.1%（85/123）]和药物相互作用[46.3%（57/123）]。37.3%的受调者（76/204）发现过镇痛泵不合理使用的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用法用量[69.7%（53/76）]、药物选择[67.1%（51/76）]和禁忌证[36.8%（28/76）]。受调者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的成绩≥120分（满分为150分）者仅占13.7%（28/204），53.9%（110/204）的受调者成绩<90分[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外科护士中<90分者占比分别为50.0%（23/46）、43.8%（35/80）、46.9%（15/32）和80.4%（37/46）]；15个问题中仅有4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50%。结论:接受调查的医院多数已建立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相关机制，但仍存在围手术期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不合理的问题；约半数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和大多数外科护士对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程度较低。

目的:探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细胞毒性药物用药错误（ME）的发生情况。方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调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PIVAS所有含细胞毒性药物的处方，筛选出药师审核处方时发现的ME（定义为处方错误），并翻阅PIVAS"用药错误记录本"筛选出同时段PIVAS内部发生的ME（定义为调配错误），对所有细胞毒性药物相关ME的分级、分类、发生环节、引发人员、错误内容和涉及的药物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将在PIVAS未被发现而传递至下一环节的ME定义为出门错误。结果:设定时段我院PIVAS共收到细胞毒性药物处方347 367例，发现1 080例ME，ME发生率为0.31%。1 080例ME均为未造成患者伤害的B级错误，其中处方错误841例（77.87%），调配错误239例（22.13%）；调配错误中有5例未被拦截而导致出门错误，出门错误发生率为0.01‰（5/347 367）。错误内容排在前5位者分别为溶媒错误（63.15%，682/1 080）、处方不完整（11.67%，126/1 080）、数量错误（8.80%，95/1 080）、用量错误（6.11%，66/1 080）和静脉给药方法错误（4.35%，47/1 080）。1 080例ME共涉及细胞毒性药物32种，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紫杉醇（23.24%，251/1 080）、氟尿嘧啶（12.59%，136/1 080）、多柔比星（6.39%，69/1 080）、顺铂（5.46%，59/1 080）和依托泊苷（5.37%，58/1 080）。结论:我院PIVAS细胞毒性药物ME发生率为0.31%，均为B级错误。ME分类主要为处方错误，内容主要为溶媒错误，涉及的药物主要为紫杉醇、氟尿嘧啶、多柔比星、顺铂和依托泊苷。

针对我国临床药师制建设与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的教学培养现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初步形成了以“两个重点”模式为导向的临床药师制，以“层次化教学—创新型实践—阶段性考核”“三位一体”为教学管理运行机制，以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为技术支撑体系的临床药师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为培养优秀临床药学服务人才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考模式。

目的:观察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偏差发生情况，并分析导致其发生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1年4月至2022年3月于医院接受治疗后出院的164例老年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药师对患者出院带药信息进行审核并统计用药偏差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用药偏差发生组与未发生组，统计并比较两组患者及其主治医生相关资料，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我院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偏差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164例患者中110例出现用药偏差，用药偏差发生率为67.1%，发生组患者所患疾病数量、出院时开具的药物品种较未发生组多( Z＝2.552， t＝3.063，均 P<0.05)；主治医生年龄、工作年限较未发生组短，职称较未发生组低( Z＝3.754、3.713， Z＝2.016，均 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所患疾病数量及出院时开具的药物品种较多是我院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偏差发生的危险因素( OR＝1.260、1.227，均 P<0.05)；主治医生年龄较大、工作年限较长是我院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偏差发生的保护因素( OR＝0.925、0.930，均 P<0.05)。 结论:老年慢性病患者用药偏差发生率较高，患者所患疾病数量及出院时开具的药物品种较多、主治医生年龄较小、工作年限较短均可能导致用药偏差情况的发生。

目的:探讨脑卒中老年患者出院带药处方中的潜在不适当用药（PIM）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从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共2个病区，其中1个有临床药师参与患者出院带药管理）出院的脑卒中老年患者（≥65岁）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住院时间、病区等）、出院诊断和出院带药处方，依据美国老年医学会（AGS）的2019年版Beers标准对患者出院处方中的PIM进行评价，并将纳入分析的患者按性别、年龄（65~74、75~84、≥85岁）、罹患疾病种数（1~5、6~10、≥11种）、查尔森共病指数（1、2、≥3分）、住院时间（≤15、16~20、≥21 d）、处方药品种数（1~4、5~9、≥10种）以及所在病区有无临床药师参与工作等临床特征分组，比较PIM的发生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PIM的影响因素。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35例，男性230例，女性205例；年龄65~92岁；出院带药处方药品数2~16种，中位数为6种；有药师参与病区患者200例，无药师参与病区患者235例。435例患者的435份处方中有179份处方存在PIM，PIM发生率为41.15%。179份处方共存在PIM 280例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处方药品数≥5是PIM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OR）=2.617，95%置信区间（ CI）：1.689~4.054， P<0.001]，药师参与出院带药管理是PIM的防护因素（ OR=0.673，95 %CI：0.457~0.990， P=0.045）。 结论:我院脑卒中老年患者出院带药处方的PIM发生率为41.15%。PIM的发生与处方药品种数有关，药师参与出院带药管理有助于减少PIM的发生。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家庭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安全用药的重要环节，然而往往容易被忽视。解热镇痛药物、止咳祛痰药物、抗菌药物、抗病毒药物、雾化吸入药物等是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常用药物，仍普遍存在用药不当现象。掌握合理用药原则、明确药物使用注意事项、正确阅读或理解药品说明书和药品处方信息、注意药品储存要点等在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提升儿童呼吸道感染家庭用药管理水平，提高家庭成员用药健康素养，特组织呼吸相关领域专家、临床医师以及药师以家长为目标人群制定本共识。

随着医疗产业的飞速发展，患者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用药安全是患者安全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患者用药安全的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不良事件上报与风险管理机制，在用药安全的研究与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经验。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政府网站公布了其提高用药安全的战略和建议，取得一定成效。目前，我国用药安全问题仍然严峻，加强我国用药安全建设刻不容缓。我们应借鉴上述国家的经验，在建立用药安全团队、充分应用信息技术、加强用药风险问题的监测与报告、利用自我评估项目促进用药安全管理以及引导药师深入临床工作等方面做出努力，以改善国内用药安全现状。

抗感染专业临床药师轮转医学影像科学习是规范化培训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其影像学诊断能力基础差、轮转时间短、培训方案不成体系等现状，通过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强入科教育、改革学术讲座模式、设置规培生导师制、细化考核制度等明显提高了规培质量；制定理论教学、运用信息化方式教学及个性化带教等培训方案，对抗感染方向临床药师认识全身系统感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