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伴品行行为问题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儿童父母养育方式特点。方法: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为2017年9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深圳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门诊，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84例，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75例，及健康对照儿童(深圳市普通中小学的健康儿童)54例。采用父母养育方式评定量表(EMBU)分别评估父亲和母亲教育方式特点。使用协方差分析首先对EMBU各因子得分在3组间进行比较，对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子进一步采用Tukey法进行两两比较，相关检验均对年龄、性别进行校正。结果:EMBU量表各因子得分中，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患儿在父亲及母亲养育方式中的"惩罚、严厉"[父亲(22.10±4.92)分比(19.40±4.01)分比(17.40±2.51)分，母亲(15.10±3.54)分比(13.70±2.78)分比(12.40±1.97)分]和"拒绝、否认"[父亲(10.60±2.49)分比(9.40±2.06)分比(8.90±1.61)分，母亲(13.90±3.28)分比(12.40±2.64)分比(11.60±2.19)分]因子两个分量表的得分明显高于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及健康对照组(均 P<0.001)。在父亲养育方式的"过度保护"因子上，2组ADHD患儿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10.30±2.03)分比(9.80±2.13)分比(8.70±1.92)分， P<0.001]；在母亲养育方式的"过分干涉"因子上，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得分明显高于不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组和健康对照组[(36.00±4.64)分比(34.60±4.38)分比(33.30±4.92)分， P＝0.009]。 结论:伴品行行为问题的ADHD患儿中，父母普遍对患儿采用过度严厉的教养方式，更多使用惩罚以及持否认和拒绝的态度。父母的养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ADHD患儿品行行为问题的发生。

随着联合国全球战略从千年发展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了健康指标策略从生存到发展的理念，儿童早期发展也逐渐成为儿童健康发展领域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本述评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含义及其重要战略意义进行相关论述，同时基于对养育照护框架及其在中国妇幼健康领域实施的路径，对我国儿童早期发展提出实施建议。

目的:考察儿童母亲焦虑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婚姻质量与母亲焦虑的关系，以及共同养育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婚姻调适问卷以及共同养育关系量表对522名孩子年龄0～12岁的母亲进行问卷调查，通过SPSS 20.0软件进行χ 2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结果:(1)本研究中有48.7%的母亲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其中轻度焦虑占37.4%，中度焦虑占8.4%，重度焦虑占2.9%；(2)χ 2检验结果显示，母亲焦虑状况在母亲年龄、母亲工作压力、经济压力、父亲工作压力、子女年龄，子女健康状况、祖辈与父辈冲突、祖辈参与养育意愿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292～23.170，均 P<0.05)；(3)母亲焦虑与婚姻质量呈显著负相关( r＝－0.419， P<0.01)；(4)父亲积极共同养育和消极共同养育均对婚姻质量与母亲焦虑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B积极共同养育＝0.013， P<0.01； B消极共同养育＝－0.010， P<0.05)，J-N法简单斜率检验显示，简单斜率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 结论:婚姻质量是影响母亲焦虑的重要因素，父亲在共同养育中的表现在其中起一定的调节作用。

目的:分析新森林父母培训方案(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me，NFPP)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及家庭的干预效能，探索该方案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就诊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心理发育行为门诊确诊的22例ADHD儿童及其22例亲密养育人，根据亲密养育人的个人意愿分为试验组( n＝11)和对照组( n＝11)，对试验组进行每周1次、为期8周的NFPP干预。采用中文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SNAP-Ⅳ评定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Swanson Nolan and Pelham，version Ⅳ scale-parent form，SNAP-Ⅳ)、Weiss功能缺陷评定量表父母版(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s-parent report，WFIRS-P)评估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核心症状及社会功能损害的改善情况。试验组采用中文版父母养育胜任感评定量表(China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C-PSOC)、育儿方式和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评估NFPP干预前后ADHD家庭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和育儿方式的改善情况。干预结束后对试验组的11例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进行关于ADHD疾病诊疗相关知识、养育态度及事实养育行为的半开放性访谈。使用SPSS 26. 0分析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干预后，试验组SNAP-Ⅳ量表总分[(4.01±1.05)分，(2.79±0.94)分； t＝2.875， P<0.05]、对立违抗分量表评分[(1.27±0.34)分，(0.70±0.33)分； t＝4.043， P<0.05]、WFIRS-P的家庭[(0.92±0.47)分，(0.56±0.26)分； t＝2.246， P<0.05]和生活技能维度评分[1.1(0.9，1.3)分，(0.6(0.5，0.8)分； Z＝－2.013， P<0.05]均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试验组SNAP-IV量表中注意缺陷、冲动/多动、对立违抗3个维度和SNAP-IV总分的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均 P<0.05)。(2)干预后，试验组C-PSOC量表中育儿效能感维度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 P<0.05)；干预后，试验组PSDQ问卷自评和他评中权威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均 P<0.05)，专制型育儿方式、放任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均显著降低(均 P<0.05)。(3)半开放性访谈结果显示：试验组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NFPP干预持积极态度，且均能全程参与为期8周的干预治疗，并将所学的养育技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提升养育效能；经过NFPP干预后，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ADHD疾病、ADHD儿童行为特征等知识了解加深；在干预内容中，时间管理、沟通技巧和行为预测等模块易于掌握且有效。 结论:NFPP可显著改善ADHD儿童的核心症状，提高其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感并改善其育儿方式。

2023年5月11至13日，“第六届儿童健康与成人疾病预防专题峰会”在贵州省贵阳市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主办，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贵阳市妇幼保健院 贵阳市儿童医院协办。本次会议邀请了儿童保健、发育行为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围绕“发育·养育·教育”主题，就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了专题报告及讨论。

目的:了解晚期早产儿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现状，并分析影响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7—10月收治于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及NICU各病区的210例晚期早产儿父亲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爱荷华婴儿喂养态度量表、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量表进行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晚期早产儿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晚期早产儿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总分为（46.22 ± 10.03）分，婴儿喂养态度为（59.31 ± 5.65）分，二者呈正相关（ r = 0.224， 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接受过母乳喂养教育、喂养方式、家人（奶奶或姥姥）的建议、婴儿喂养态度是影响晚期早产儿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主要因素（ t值为- 3.07 ~ 2.35，均 P<0.05）。 结论:父亲支持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处于较低水平，有待提高，建议医护人员不仅关注产妇及婴儿，也应关注父亲及家庭，基于共同养育理论构建个性化的健康教育。

目的:翻译并汉化适用于我国0~12月龄婴儿家长的卡瑞坦尼育儿信心量表（KPCS），并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方法:通过翻译、回译及专家审查，形成中文版育儿信心量表。于2019年4月，在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和安徽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招募0~12月龄婴儿的母亲进行调查，共回收165份有效问卷。使用自制调查问卷、KPCS（中文版）收集母亲及婴儿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育儿信心等信息。采用相关系数法、临界比值法等进行量表的条目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的结构效度评价，以育儿胜任感量表（PSOC）和育儿效能感量表（SICS）为校标进行校标效度评价。以Cronbach′s α系数、折半信度以及重测信度为指标进行信度分析。 结果:KPCS（中文版）的15个条目与总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283~0.643（ P<0.001），且高、低分组间各条目的决断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养育”、“支持”和“胜任感”3个公因子，累计贡献率为49.52%，所有条目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4；验证性因子分析三因子模型拟合度较好。KPCS（中文版）量表总分与PSOC、SICS相关（ r=0.381、0.345， P值均<0.001）。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69，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332~0.800，重测信度为0.817，折半信度为0.789。 结论:KPCS（中文版）在0~12月龄婴儿母亲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中国婴儿家长养育信心的评价工具。

目的:调查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现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以为降低患儿父母感知脆弱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1月—2020年5月选取在河南省4家医院治疗的500名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父母感知脆弱程度量表、领悟社会支持评价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父母养育压力量表进行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影响因素。本次共发放5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回收率为97.8%。结果:489名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程度量表得分为（6.40±2.17）分，领悟社会支持评价量表得分为（60.47±2.17）分，父母养育压力量表得分为（87.16±7.87）分，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得分为（24.85±1.42）分。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及父母养育压力对患儿父母感知脆弱程度有直接效应，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可通过自我效能和养育压力对患儿父母感知脆弱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病程和父母年龄可通过社会支持和养育压力对患儿父母脆弱感知产生间接效应（ P<0.05）。 结论:1型糖尿病患儿父母感知脆弱水平较高，且受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养育压力、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等因素影响，建议医护人员应对患儿父母进行疾病认知宣教，同时关注其心理变化，提升自我效能水平，鼓励其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减轻照护负担，及时采取多方面干预措施降低其感知脆弱程度。

目的:调查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的时间和特征，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儿童屏幕暴露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保健科门诊正常体检的317名0~36月龄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信息、家庭养育环境及屏幕暴露相关情况等信息。分别将0~<18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18~36月龄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定义为屏幕暴露，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比较不同年龄组儿童屏幕暴露时间差异，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屏幕暴露的影响因素。结果:317名儿童中男209名、女108名，年龄（28±10）月龄；0~<18月龄117名、18~36月龄200名。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每日屏幕时间分别为0.3（0，1.0）h、1.2（0.6，2.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6.770， P<0.01）；存在屏幕暴露的占比分别为25.6%（30/117）和49.0%（98/200）。0~<18月龄儿童中第二胎及以上（ OR=3.81，95% CI：1.13~12.77， P=0.030）、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7.39，95% CI：2.24~24.46， P=0.001）、带养人认为屏幕暴露可促进儿童早期发展（ OR=4.14，95% CI：1.26~13.52， P=0.019）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18~36月龄儿童中带养人在儿童面前使用电子产品时间≥1 h/d（ OR=3.29，95% CI：1.78~6.08， P<0.01）为儿童屏幕暴露的危险因素；0~<18月龄、18~36月龄儿童中母亲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 OR=0.19，95% CI：0.05~0.66， P=0.009； OR=0.35，95% CI：0.19~0.66， P=0.001）和卧室无电视（ OR=0.11，95% CI：0.03~0.42， P=0.001； OR=0.45，95% CI：0.21~0.98， P=0.045）均为儿童屏幕暴露的保护因素。 结论:3岁及以下儿童屏幕暴露问题普遍，随年龄增大暴露时间增加，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目的:探讨哮喘患儿父母对三手烟暴露的知识、信念、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与照顾者积极感受和养育效能感的相关性，旨在为后续相关健康教育培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5月—2022年8月选取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640名哮喘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问卷、照顾者积极感受（PAC）量表和父母养育效能感量表（PSOC）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发放640份问卷，回收问卷634份，其中有效问卷6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626/640）。结果:626名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问卷总分为（68.05±8.75）分，其中知识维度得分为（2.88±0.88）分，信念维度得分为（36.29±5.98）分，行为维度得分为（28.86±2.79）分；PAC量表总分为（26.83±3.22）分；PSOC总分为（64.68±5.96）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月收入、家庭结构、家中是否有他人吸烟、与患儿关系、疾病家族史、受教育程度、其他过敏性疾病数量、症状数量、患儿病程、父母目前吸烟状况、照顾者积极感受和父母养育效能是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水平偏低，有待进一步提高，仍需相关人员加强三手烟危害的宣传和入院时的宣教，以便能降低哮喘患儿受到三手烟潜在危害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