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系统化家庭干预(由家长实施的早期介入丹佛模式，P-ESDM)对1～2岁孤独症谱系障碍高危儿(IHRASD)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标准化的筛查方法对合肥市1～2岁婴幼儿进行发育筛查，筛出的阳性儿童实行转诊-评估-P-ESDM指导-随访-早期干预效果评估等。共识别出1～2岁IHRASD 110例，对其中符合研究条件并自愿参加的63例分为P-ESDM干预组(31例)和无P-ESDM组(32例)，在干预前及干预3个月、12个月均进行评估。P-ESDM干预组父母接受1 h/周，共12周的P-ESDM家庭干预课程培训；无P-ESDM组的家长不愿接受家庭干预课程培训。结果:与无P-ESDM组相比，P-ESDM干预组父亲大专学历以上较多(71.0%比43.8%， χ2＝7.315， P＝0.026)，母亲高中/中专及以上者有出现统计学意义的趋势(83.9%比65.6%， χ2＝5.264， P＝0.072)。干预3个月，P-ESDM干预组异常行为量表(ABC)得分下降[29.0(20.0，45.0)分比48.0(33.0，50.0)分， Z＝－2.298， P＝0.022]，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SM)得分升高[10.0(9.0，10.0)分比9.0(8.0，10.0)分， Z＝－2.045， P＝0.041]，Gesell评估5个能区发育商均无明显改善[适应性能区(83.86±18.03)分比(75.34±10.49)分， t＝1.734， P＝0.090；大运动能区(90.24±10.79)分比(85.20±8.97)分， t＝1.595， P＝0.118；精细动作能区(85.18±14.99)分比(83.41 ± 9.28)分， t＝0.429， P＝0.670；语言能区(59.28±15.01)分比(51.09±9.37)分， t＝1.981， P＝0.054；个人-社会能区(67.13±14.86)分比(63.50±7.85)分， t＝0.908， P＝0.369]。12个月后，P-ESDM干预组ABC量表得分下降[20.0(12.0，33.0)分比45.0(32.3，52.8)分， Z＝－3.783， P＝0.000]，SM量表得分升高[10.0(9.0，10.0)分比9.0(8.3，10.0)分， Z＝－2.974， P＝0.003]，Gesell评估适应性能区[(80.83±17.20)分比(72.34 ± 13.18)分， t＝2.203， P＝0.031]、语言能区[(68.96±19.93)分比(53.42±14.88)分， t＝3.515， P＝0.001]和个人-社会能区发育商数[(71.87±17.30)分比(62.18±13.91)分， t＝2.454， P＝0.017]均升高。 结论:早期筛查、诊断，及时进行P-ESDM干预可改善1～2岁IHRASD的发育结局，干预12个月效果显著。

目的:分析新森林父母培训方案(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me，NFPP)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及家庭的干预效能，探索该方案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就诊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心理发育行为门诊确诊的22例ADHD儿童及其22例亲密养育人，根据亲密养育人的个人意愿分为试验组( n＝11)和对照组( n＝11)，对试验组进行每周1次、为期8周的NFPP干预。采用中文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SNAP-Ⅳ评定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Swanson Nolan and Pelham，version Ⅳ scale-parent form，SNAP-Ⅳ)、Weiss功能缺陷评定量表父母版(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s-parent report，WFIRS-P)评估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核心症状及社会功能损害的改善情况。试验组采用中文版父母养育胜任感评定量表(China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C-PSOC)、育儿方式和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评估NFPP干预前后ADHD家庭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和育儿方式的改善情况。干预结束后对试验组的11例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进行关于ADHD疾病诊疗相关知识、养育态度及事实养育行为的半开放性访谈。使用SPSS 26. 0分析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干预后，试验组SNAP-Ⅳ量表总分[(4.01±1.05)分，(2.79±0.94)分； t＝2.875， P<0.05]、对立违抗分量表评分[(1.27±0.34)分，(0.70±0.33)分； t＝4.043， P<0.05]、WFIRS-P的家庭[(0.92±0.47)分，(0.56±0.26)分； t＝2.246， P<0.05]和生活技能维度评分[1.1(0.9，1.3)分，(0.6(0.5，0.8)分； Z＝－2.013， P<0.05]均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试验组SNAP-IV量表中注意缺陷、冲动/多动、对立违抗3个维度和SNAP-IV总分的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均 P<0.05)。(2)干预后，试验组C-PSOC量表中育儿效能感维度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 P<0.05)；干预后，试验组PSDQ问卷自评和他评中权威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均 P<0.05)，专制型育儿方式、放任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均显著降低(均 P<0.05)。(3)半开放性访谈结果显示：试验组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NFPP干预持积极态度，且均能全程参与为期8周的干预治疗，并将所学的养育技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提升养育效能；经过NFPP干预后，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ADHD疾病、ADHD儿童行为特征等知识了解加深；在干预内容中，时间管理、沟通技巧和行为预测等模块易于掌握且有效。 结论:NFPP可显著改善ADHD儿童的核心症状，提高其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感并改善其育儿方式。

目的:了解初始抗病毒治疗（ART）儿童HIV感染者死亡和脱失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从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ART信息系统下载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2004-2019年初始ART儿童HIV感染者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和脱失情况。结果:共计943例儿童HIV感染者进入队列，总体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1.00/100人年和0.77/100人年。初始治疗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分别为3.90/100人年和1.67/100人年。初始ART后第1、2、5、10年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6.14%、95.80%、93.68%、91.5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女性（a HR=2.00，95% CI：1.17~3.40）、基线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200个/μl（a HR=2.79，95% CI：1.54~5.06）、基线年龄别体重 Z评分<-2（a HR=2.38，95% CI：1.32~4.26）、基线血红蛋白<80 g/L（a HR=2.47，95% CI：1.24~4.92）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 HR=5.05，95% CI：1.15~22.12）是儿童HIV感染者死亡的关联性因素；女性（a HR=2.23，95% CI：1.22~4.07）和初始ART方案含LPV/r（a HR=2.02，95% CI：1.07~3.79）是儿童HIV感染者脱失的关联性因素。 结论:广西儿童HIV感染者ART效果较好，但初始ART后第1年病死率和脱失率较高。需针对死亡和脱失的影响因素，加强医护人员培训和儿童HIV感染者及其父母的宣传教育以提高ART效果。

目的:了解贵州省黔西南州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母乳喂养情况及医生和护士母乳喂养知识、态度、实践现状，为母乳喂养质量改进提供基础资料。方法:编制NICU母乳喂养知识、态度、实践调查问卷，问卷分为知识、态度和实践3个维度，分别有7（总分7分）、9（总分45分）和7个条目（总分35分），得分越低表示母乳喂养认识越薄弱；并设置最影响母乳喂养因素的5个条目。于2023年11月25日至30日对贵州省黔西南州9家医院新生儿科的有执业资格证书且在本科室工作满1年的医生和护士开展调查。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和 χ 2检验比较不同级别医院、同级别医院医生和护士在NICU母乳喂养知识、态度、实践维度的得分情况。 结果:（1）9家医院中3家为三级甲等（简称三甲）医院，实际纳入调查的医生占医生总数的95.6%（43/45），护士占护士总数的96.5%（110/114）；6家二级甲等（简称二甲）医院，实际纳入调查的医生占医生总数的95.0%（38/40），护士占护士总数的97.6%（83/85）。（2）9家单位均为爱婴医院，院内均有母乳喂养宣传资料，其中6家医院NICU开展母乳喂养，全州2021年至2023年NICU母乳喂养率平均为25.8%。（3）同级别医院内，医生参加过母乳喂养培训的比例均高于护士［三甲医院：69.8%（30/43）与40.0%（44/110）， χ 2=10.97， P=0.001；二甲医院：47.4%（18/38）与24.1%（20/83）， χ 2=6.55 ，P=0.010］，但比例均较低。（4）三甲医院中，医生态度维度总分高于护士［（35.35±4.75）与（33.18±5.60）分， t=－2.03， P=0.044］、实践维度总分也高于护士［（26.98±3.00）与（25.60±3.75）分， t=－2.17， P=0.032］；二甲医院中，医生知识维度总分高于护士［（4.92±1.44）与（4.20±1.45）分， t=－2.52， P=0.013］。三甲医院医生态度及实践维度总分均高于二甲医院医生，三甲医院护士知识、态度及实践维度总分均高于二甲医院护士（ P值均<0.05）。（5）知识维度中，三甲医院医生得分最低的条目为“母亲乙型肝炎新生儿生后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后可母乳喂养”，三甲医院护士以及二甲医院医生和护士得分最低的条目为“母乳喂养持续时间长短对新生儿结局影响更大”；态度维度中，三甲和二甲医院医生和护士得分最低的条目均为“您认为母乳喂养流程比早产儿配方奶喂养麻烦”；实践维度中，三甲医院医生和护士得分最低的条目均为“您院有足够的母乳喂养知识培训”，二甲医院医生和护士得分最低的条目分别为“您有更多机会能参加各种母乳喂养相关培训”，以及“患儿生后积极救治稳定后，应该尽早开始母乳喂养”。（6）最影响母乳喂养因素依次为患儿父母不配合母乳喂养（50.0%，137/274）、医生和护士人力资源相对不足（21.9%，60/274）以及母乳喂养管理制度没有制定或落实（18.3%，50/274）等。 结论:本地区县市级医院NICU母乳喂养率偏低，医护人员对母乳喂养认识相对不足，尤其是护士。应加强医护人员母乳喂养各项培训，提高对NICU母乳喂养的认识。

目的:了解绵阳地区儿童防灾减灾意识及自救互救能力现状，为针对性制定科学的儿童灾害知识培训方案提供参考，提升儿童灾害发生时的生存能力。方法:通过文献查阅、专家咨询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对绵阳地区县(市)级高中、初中、小学2 162人进行调查。结果:有8.3%的儿童灾害意识薄弱；儿童灾害相关知识了解较好，报警电话知晓率最高91.8%，火灾、洪涝、地震逃生及地震预警知识得分次之(86.5%、84.2%、84.2%、83.0%)，心肺复苏、消防栓操作知晓率很低(58.8%、57.4%)，仍有部分儿童选择不当逃生行为；预警知识及急救技能得分与性别、年龄相关，在灾害前兆知识、灭火器消防栓使用及急救技能方面，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P<0.001)，除火灾相关知识、燃气泄漏逃生、避难场所知晓率外，年龄越大得分越高( P<0.05)；预警、逃生知识及急救技能得分与其家庭所在地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而与民族、父母学历、学校所属性质无相关性；有备灾包的家庭占60.1%，80.0%以上儿童选择应准备手电筒、食物和水、急救药包，而65.0%~75.0%的儿童认为没有必要准备收音机、电话号码本、现金。 结论:儿童的减灾意识及自救互救能力总体较好，但仍存在急救技能不足、选择不当逃生行为的情况。应加强儿童基础教育中灾害意识和自救能力教育，减少因灾害导致的儿童伤亡。

目的:探讨参加1型糖尿病（T1DM）夏令营结构性培训的患者血糖控制及自我管理情况。方法: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12年8月至2019年8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确诊的全年龄段经典T1DM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自愿参加该中心每年1次康乐营活动（也称“夏令营”）的T1DM患者纳入参加组，并根据倾向性评分方法选择性别、年龄（1∶2）匹配（卡钳值取0.03）的同时期在该中心诊断为T1DM且未参加过康乐营的患者作为未参加组。收集所有患者的血糖监测方式［血糖仪、瞬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FGM）和（或）持续葡萄糖监测（CGM）］、每天自我血糖监测次数、目前胰岛素治疗方案、糖化血红蛋白（HbA 1c），采用青少年T1DM自我管理量表（SMOD-A）（包括青少年与父母在糖尿病管理上的协作、糖尿病日常照护行为、与糖尿病相关问题的解决、与糖尿病相关的沟通和糖尿病管理目标5个分量表）和成人T1DM自我管理量表（SMOD-CA）（包括日常行为表现、疾病管理协作、疾病相关问题应对和疾病管理目标4个维度）评估患者自我管理水平。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 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最终纳入参加康乐营T1DM患者299例，同时匹配527例未参加康乐营患者。与未参加组相比，参加组T1DM患者HbA 1c达标率［分别为25.9%（131/505）和50.5%（139/275）］更高，使用FGM和（或）CGM［分别为15.4%（22/143）和48.5%（94/194）］、坚持每天自我血糖监测≥4次［分别为20.5%（30/146）和62.8%（125/199）］、采用胰岛素泵治疗［分别为16.2%（77/476）和24.2%（71/293）］的比例均更高（ P<0.001）。此外，参加组的日常照护行为、相关问题的解决、糖尿病管理目标的掌握能力明显强于未参加组（ P<0.05），但两组间在疾病管理协作方面的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参加康乐营的T1DM患者HbA 1c达标率总体较高。尽管自我管理的日常照护行为、相关问题的解决、糖尿病管理目标的能力掌握相较于未参加组较好，但是在疾病管理协作方面的能力仍然存在不足。

目的:探讨哮喘患儿父母对三手烟暴露的知识、信念、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与照顾者积极感受和养育效能感的相关性，旨在为后续相关健康教育培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5月—2022年8月选取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640名哮喘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问卷、照顾者积极感受（PAC）量表和父母养育效能感量表（PSOC）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发放640份问卷，回收问卷634份，其中有效问卷6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8%（626/640）。结果:626名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问卷总分为（68.05±8.75）分，其中知识维度得分为（2.88±0.88）分，信念维度得分为（36.29±5.98）分，行为维度得分为（28.86±2.79）分；PAC量表总分为（26.83±3.22）分；PSOC总分为（64.68±5.96）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月收入、家庭结构、家中是否有他人吸烟、与患儿关系、疾病家族史、受教育程度、其他过敏性疾病数量、症状数量、患儿病程、父母目前吸烟状况、照顾者积极感受和父母养育效能是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哮喘患儿父母三手烟暴露知信行水平偏低，有待进一步提高，仍需相关人员加强三手烟危害的宣传和入院时的宣教，以便能降低哮喘患儿受到三手烟潜在危害的可能性。

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儿及其父母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疼痛的感受和认知情况。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7年6月—2019年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日间病房的179例恶性肿瘤患儿及其179名父母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自行编制的恶性肿瘤患儿疼痛调查问卷及恶性肿瘤患儿父母疼痛调查问卷对患儿及其父母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79份，回收有效问卷179份，有效回收率为100.0%。结果:179名父母及179例患儿认为疾病治疗过程中疼痛发生率分别为100.0%（179/179）和98.3%（176/179），最严重时疼痛评分分别为（5.82±2.30）、（5.41±2.09）分，平均疼痛评分分别为（4.04±1.90）、（3.95±1.66）分；患儿及其父母在腰穿/鞘注、骨穿、PICC置管、留置针穿刺和静脉采血导致的疼痛感知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疼痛时对止痛剂使用有顾虑的父母和患儿分别为77.1%（138/179）和65.4%（117/179）。 结论:父母对于患儿疾病治疗过程中所经历的疼痛严重程度与患儿的感受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父母认为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难以忍受的治疗相关性疼痛高于患儿，在接受止痛剂态度方面较患儿被动。医护人员在进行疼痛评估时可以听取父母的意见，重视治疗相关性操作前对父母的宣教，采取措施降低甚至避免治疗相关性疼痛的发生，并加强止痛措施的培训。

目的:评估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的现状水平，分析影响因素，为提高临床护理人文关怀能力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自行编制的《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调查问卷》于2019年6-7月以随机抽样法选取山东省5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的2 136名护士进行调查。结果: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平均分为（259.54 ± 33.55）分、标准分为（82.39 ± 10.65）分。不同性别、年龄、生育状况、与父母的关系、就业原因、初始学历、科室、工作年限、职称、职务、聘用方式、夜班频次的临床护理人员对人文关怀知信行总分有统计学意义（ t值为-2.604， F值为2.667~23.692，均 P<0.01）。知识、信念/态度、行为维度两两呈正相关（ r值为0.638、0.431、0.560，均 P<0.01）。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总分的影响因素为生育状况、与父母的关系、就业原因、初始学历、科室、职务、聘用方式、夜班频次（ β值为-0.132~0.126，均 P<0.05）。 结论: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现状处于中等水平；与父母的关系、职务、夜班频次、生育状况、就业原因、初始学历、科室、聘用方式是影响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现状的因素。因此医疗机构应从临床护理人员人文关怀知信行的不同影响因素方面，多方位地采取有针对性、有重点的培训方式及干预措施提高护理人员的知信行水平。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临床干预方法主要为药物治疗与行为治疗。父母培训包含了心理教育、行为治疗等内容，通常作为ADHD患儿进入治疗的第一步，并且贯穿全治疗过程。父母培训在不同的治疗阶段起到相应辅助作用，对于药物干预的具体实施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将对父母培训的目的、具体内容及实证性研究进行综述，并总结相关培训计划的实践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