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比较皮瓣转移联合改良Devine术或改良Brisson术矫正误行包皮环切术的小儿隐匿性阴茎的效果.方法 前瞻性选取2020年9月-2023年1月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92例误行包皮环切术的隐匿性阴茎患儿,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46例.对照组给予皮瓣转移联合改良Devine术,研究组给予皮瓣转移联合改良Brisson术,术后随访6个月.比较两组患儿的手术情况、疼痛情况、围手术期应激反应、术后恢复情况、并发症及患儿家属满意情况.结果 两组患儿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术中出血量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后4、12和24h的儿童疼痛行为量表(FLACC)评分比较,结果:①不同时间点的FLACC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两组FLACC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两组FLACC评分变化趋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前、术后24h的肾上腺素(Adr)、皮质醇(Co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阴茎长度均高于术前(P＜0.05),研究组术后阴茎长度和阴茎延长长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两组术后包皮水肿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家属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皮瓣转移联合改良Devine术或改良Brisson术矫正误行包皮环切术的小儿隐匿性阴茎均为安全、有效术式,但皮瓣转移联合改良Brisson术在延伸患儿阴茎长度、提升患儿家属满意度方面更具优势.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特征及其与核心症状、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门诊就诊的6~13岁ADHD患儿59名作为ADHD组，同时社区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2名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社会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SRS)、SNAP-Ⅳ评定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评估两组被试的社交能力、核心症状及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两组之间社交能力、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ADHD组社交能力与其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等之间的关联，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ADHD组性别、年龄、智商、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对社交能力的影响。结果:ADHD组患儿SRS总分[65(42，83)分]及社交知觉[10(8，13)分]、社交认知[13(9，19)分]、社交沟通[19(11，29)分]、孤独症样行为[9(5，14)分]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TD组[38(27.5，59.5)分，7(4，12.5)分，8(6，15)分，12(6.5，20)分，4(2，11)分]( Z＝－2.97，－2.75，－2.41，－3.01，－2.64，均 P<0.05)。ADHD组患儿SDQ困难总分及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TD组( Z＝－5.80，－6.89，－2.82，－8.59，－2.52，－3.81，均 P<0.05)。ADHD组患儿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SNAP-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3~0.71，均 P<0.05)。SRS总分、社交沟通量表得分与SDQ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65，均 P<0.05)，社交知觉与困难总分、多动、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56，0.32，0.45，均 P<0.05)，社交认知、孤独症样行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7~0.55，均 P<0.05)，社交动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55，均 P<0.05)均呈正相关；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得分( r＝－0.63~－0.49，均 P<0.05)均呈负相关。SRS总分受到性别、年龄、对立违抗、情绪、多动、同伴交往( B＝0.05~0.23，均 P<0.05)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B＝－0.07， P<0.05)负向影响。 结论:ADHD儿童常常存在明显的社交能力缺陷，与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均有明确相关，危险因素为对立违抗、情绪、同伴关系，保护因素为亲社会行为。

目的:探讨分析沟通技巧在支气管哮喘患儿静脉采血中的应用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选择2017年12月至2018年12月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进行静脉采血的支气管哮喘患儿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的研究设计，根据采血方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 n＝50)和观察组( n＝50)。对照组患儿进行常规的采血工作，观察组患儿在其基础上进行沟通技巧的干预。比较两组患儿的采血情况，包括采血所花费的时间，采血后止血压迫的时间，以及一次性穿刺成功率。对两组患儿的家属进行满意度(沟通技巧、服务态度、技术专业性)的评估。对两组患儿在进行静脉采血时的疼痛情况评分进行评估比较。 结果:观察组采血所用时间以及采血后止血压迫的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 t＝8.96，7.12， P＝0.035、0.038)，观察组患儿采血一次性穿刺成功的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χ 2＝5.31， P＝0.034)。观察组沟通技巧，服务态度以及技术专业性方面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t＝5.84、6.77、5.42， P＝0.031、0.041、0.027)；观察组面部表情量表(Wong-Baker)、儿童疼痛行为量表(FLACC)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t＝7.96、5.12， P＝0.025、0.023)，观察组患儿在进行静脉采血后不哭的例数显著多于对照组(χ 2＝6.31， P＝0.024)。 结论:在支气管哮喘患儿进行静脉采血时及时对患儿进行沟通技巧的干预，能够有效缩短患儿的采血时间以及采血后止血压迫时间，有效提高了采血的成功率，值得推广应用。

目的:评估一项由护士实施的目标导向镇静策略(RESTORE)对一家儿童CICU(pediatric CICU，PCICU)内患儿监护和护理实践的影响。场所:一家独立三级儿童医院内有31张床的PCICU。对象:心脏术后患儿。设计:对实施策略前后期进行评估对比的质量改进项目。干预措施:RESTORE策略的实施包括每日小组讨论患儿病程(急性期，滴定期或戒断期)，根据患儿病程开出镇静目标分值处方，进行觉醒评估以及阿片类药物和(或)镇静剂滴定。采用戒断评估分值评估和管理医源性戒断症状。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回顾1243例患儿四个不同时间段内(一个实施前，三个非连续性实施后)与阿片类药物/镇静剂使用，疼痛/镇静评分，以及医源性戒断症状发生/管理有关的数据。数据收集期内患儿年龄和复杂性一致。实施后阿片类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使用减少约50%，且不伴有其他镇静类药物使用增加。干预后患儿带美沙酮离开PCICU或回家比例降低(PCICU：前19%后3%；出院：前12%后1.3%)。疼痛、镇静和戒断评分的记录更为一致，且护士报告其对患儿舒适度管理满意。结论:实施以改善PCICU患儿镇静和镇痛为目标的护士管理目标导向计划(如RESTORE)是可行的和可持续的，并与减少镇静剂和美沙酮使用有关。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方法:于2017年10—11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湖北、安徽、江苏11个城市的109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将3~6岁的儿童纳入研究，共27 987名，回收有效问卷（问卷均由家长或主要监护人填写完成）27 200份。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和"父母行为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并分析不同特征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率的差异；以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为因变量，以父母支持/参与和强制/敌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的关联。结果:27 200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35±0.96）岁，男性13 975名（51.4%），城市儿童24 634名（90.6%），独生子女17 916名（65.9%）。父母双方支持/参与均高占14.9%，均低11.9%；父母双方强制/敌意均高占15.2%，均低11.3%。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亲社会行为异常率分别为9.5%、9.5%、18.2%、24.5%、11.2%和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独生子女、居住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年龄和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父亲/母亲高支持/参与、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亲/母亲低支持/参与和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与父母双方均高支持/参与、均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均低支持/参与和均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 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

目的:调查12～16岁在校青少年抑郁状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2018年3—6月，采用整群、分层、随机相结合的方法，抽取镇江市12所学校12～16岁的学生4 268名，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Achenh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进行抑郁因子测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调查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发放问卷4 268份，回收有效问卷3 544份。12～16岁在校生3 544名，抑郁因子检出214名，总检出率为6.04%（214/3 544），其中男生检出率为5.14％（87/1 691），女生检出率为6.85%（127/1 853），男女生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550， P=0.032）。不同性别、学习情况、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关系、与家人关系、与周围人关系以及父母期望的青少年抑郁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学习情况、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与周围人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是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学习情况、与周围人关系不和以及与家人关系不和是造成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原因。

目的:探索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学龄前男童局限性兴趣的特征，为其行为矫正及康复训练提供参考。方法: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50名ASD男童及52名年龄匹配的正常男童，采用儿童孤独症评估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孤独症诊断观察量表(autism diagnostic observation schedule，ADOS)，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autism diagnostic interview-revised，ADI-R)和格赛尔发育量表(Gesell developmental schedule，GDS)进行调查。利用Tobii Pro X3-120眼动仪记录捕捉眼动轨迹特征，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正常发育组和ASD组在视觉搜索任务中的眼动特征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并把有差异的眼动特征数据和临床症状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ASD组CARS总分为(34.13±4.59)分、ADOS总分为(14.44±2.59)分和ADI-R总分为(39.91±12.11)分。ASD儿童眼动表现显示出局限性兴趣特点，ASD儿童探索物体总数[(9.28±2.72)个]显著低于正常儿童[(12.67±2.45)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610， P<0.01)；ASD儿童探索每个物体时长[(0.67±0.37)ms]显著高于正常儿童[(0.54±0.15)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63， P＝0.021)；ASD儿童探索每个物体次数[(2.80±1.00)次]显著高于正常儿童[(2.48±0.48)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60， P＝0.021)。相关分析发现ASD儿童探索物体的个数与ADOS总分( r＝-0.480， P<0.01)、CARS总分( r＝-0.487， P<0.01)、ADOS评分中沟通交流分项( r＝-0.290， P＝0.041)、ADOS评分中社会交往能力分项( r＝-0.491， P<0.01)、ADOS评分中游戏能力分项( r＝-0.397， P＝0.004)和ADI-R评分中的沟通交流分项( r＝-0.331， P＝0.025)均呈负相关。 结论:ASD儿童眼动表现显示出局限性兴趣特点，表现为探索物体更少，更固着，细节搜索更多，并且ASD儿童的症状越重，其探索物体的数目越少，局限性兴趣越固着。

目的:探究母亲孕期多环芳烃暴露与0岁和2岁儿童神经发育关系。方法:于2009年11月-2010年4月，在太原市的两家医院共招募221对孕晚期的孕妇及新生儿，并在其子女2岁时进行随访。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脐血白细胞中BPDE-DNA水平。应用《新生儿神经行为发育量表》（NBNA）评估新生儿神经发育情况，包括行为能力，主、被动肌张力，原始反射和一般反应，总分为40分。应用《格赛尔发育量表》评估2岁儿童智力发育水平，主要包括行为能、应物能、言语能和应人能4个部分。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用 ± s描述，非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用中位数[ M（ Q1， Q3）]描述；分类变量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母亲孕期多环芳烃暴露与其子女神经行为发育水平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应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母亲孕期多环芳烃暴露对其子女0岁和2岁时神经行为发育的影响。 结果:新生儿NBNA得分为38.0±0.8，2岁儿童行为能、应物能、言语能和应人能的得分分别是111.6±15.0、110.5±14.6、108.8±17.2和111.7±14.5。调整混杂因素后，孕妇脐血BPDE表达水平与新生儿NBNA评分无剂量-反应关系，但与2岁儿童行为能、应物能、言语能和应人能得分之间均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控制相关的混杂因素后，经自然对数转换后的BPDE-DNA每增加一个单位，2岁儿童的行为能、应物能、言语能及应人能评分平均降低4.54、6.29、8.41和7.02分。结论:母亲孕期多环芳烃暴露与其子女2岁时神经行为发育水平降低存在关联性。

目的:分析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免疫学特征。方法: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住院期间诊断为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末次随访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分为预后良好组(mRS评分≤2分)与预后不良组(mRS评分>2分)，分析不同预后患儿的临床和免疫学特征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患儿28例。年龄4月龄至11岁。男16例(57%)，女12例(43%)。前驱感染的病毒中，新型冠状病毒16例、甲型流感病毒8例、乙型流感病毒3例、诺如病毒1例。其中，急性坏死性脑病21例、急性脑病伴双向发作及后期弥散降低4例、伴胼胝体压部可逆性病变的轻度脑病综合征2例、出血性休克伴脑病综合征1例。首发症状中，意识障碍24例(85.7%)、癫痫发作23例(82.1%)、言语障碍17例(60.7%)、不自主运动11例(39.3%)、精神行为异常10例(35.7%)。头颅磁共振成像病变部位提示丘脑17例、脑干10例、基底核9例、小脑半球8例和胼胝体4例。末次随访评估mRS评分>2分17例，mRS评分≤2分11例。单因素分析发现，预后不良组意识障碍、癫痫丛集性发作、脑干病变、血清T细胞绝对数、脑脊液蛋白、脑脊液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IL-8]高于预后良好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脑干病变、脑脊液IL-1β和T细胞绝对数是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脑干病变、脑脊液IL-1β和T细胞绝对数等对急性病毒感染相关性脑病的预后有预测价值。病情越重，T细胞绝对数越低，部分脑脊液细胞因子越高。

目的:研究母亲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对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的影响。方法:上海亲子队列于2016-2018年招募待产孕妇建卡并随访，本研究纳入来自队列的2 524对母子，使用量表于孕早、晚期评估母亲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儿童2~6岁内评估情绪与行为问题。使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及广义估计方程分析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对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发生风险的影响及作用关键期。结果: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低、仅孕早期较高、仅孕晚期较高、持续较高的母亲分别占61.8%、13.2%、13.2%和11.8%。儿童3~6岁的情绪症状、多动问题、同伴交往及困难总分异常检出率在持续较高组中最高。广义估计方程结果显示，与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低组相比，仅孕早期较高组的儿童2~6岁内品行问题（a OR=1.41，95% CI：1.07~1.87）异常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水平持续较高组的儿童情绪症状（a OR=1.41，95% CI：1.09~1.83）、同伴交往（a OR=1.46，95% CI：1.15~1.86）及困难总分（a OR=1.51，95% CI：1.17~1.93）异常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 结论:母亲孕期应激生活事件暴露增加儿童2~6岁内情绪与行为问题异常发生风险，孕早期可能是暴露关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