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未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成为抚养孙辈的主力军，隔代抚养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对隔代抚养现象的成因、隔代抚养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综述，并对隔代抚养老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以期为我国老、幼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自我健康监测信息化平台在居家孕妇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为居家孕妇的自我健康管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2021年1月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的1 683名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 n=815）和对照组（ n=868）。对照组采取常规产检，干预组予以自我健康监测信息化平台联合常规产检。比较两组的孕妇学校上课率、孕期睡眠质量、胎儿窘迫检出率、孕期体重增长情况及早产率等。 结果:干预组孕妇学校上课率、孕期睡眠质量、胎儿窘迫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孕期体重增重正常人数多于对照组，早产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自我健康监测信息化平台可以改善孕妇的睡眠质量，促进孕期体重正常增重，降低早产发生率，在国家"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发生变化,2016年"全面两孩"、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相继实施.保护女性生育力越来越受到关注,科学避孕是保护生育力最有效的措施.在计划生育的人群中,部分育龄期女性使用了长效可逆避孕方法(LARC).LARC的使用对于降低非意愿妊娠和保护女性生育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国将LARC的使用纳入免费基本避孕手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加以推广.该文就LARC的分类、避孕机制及其对生育力的影响进行综述,为LARC的使用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 了解安徽省合肥市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探讨制约其再生育意愿的因素及期望的生育支持政策,为相关部门制定生育三孩的配套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解释性序列设计混合方法,首先以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6月—2021年8月选取安徽省合肥市社区已育女性进行三孩生育意愿调查,再以目的抽样法从中选择无再生育意愿的育龄女性进行深度访谈,以了解制约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因素及其期望的生育支持政策.结果 256名育龄女性中,7名(2.7％)明确表态愿意生育三孩,20名(7.8％)不确定是否生育三孩,229名(89.5％)无三孩生育意愿.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制约育龄女性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大、无人照看孩子、工作太忙精力不足及心理压力大等;育龄女性期待的政策支持包括改革教育制度、优化统筹托育服务、改革住房制度及适度延长产假等.结论 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较低,且受到社会、经济及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政府除放宽生育政策外,需要在教育、休假、托育、住房及医疗等方面建立全方位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帮助全面三孩政策落地.

目的 调查新生育政策背景下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2年9-10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对重庆市万州区已生育一孩或二孩的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行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两步聚类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到问卷632份,剔除无效问卷3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9％.调查对象三孩生育意愿得分为(12.81± 2.8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育龄女性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配偶文化程度、家庭抚养孩子模式、家庭能否提供支持及既往阴道分娩史是该地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两步聚类分析显示,"产科医生/助产士给予的帮助"是育龄女性选择生育三孩最重要的预测因素.结论 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现状不容乐观,需创造促使育龄女性决策生育三孩的积极因素.

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的最终目标是获得健康单胎活产儿.然而,在临床确认的妊娠中依然有10％ ～15％的患者以流产告终,染色体异常约占早期妊娠丢失的 50％ [1-2].研究表明, ART中基于形态学评分的高质量胚胎很大一部分是非整倍体[3]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全面实施,出生人口数、高龄、高危人群数随之增加,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缺陷防控水平迫在眉睫.近年来,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reimplantation genetic testing,PGT)技术通过对植入前胚胎进行染色体及遗传致病基因的筛查,选择染色体无异常胚胎植入到宫腔内,从而在提高妊娠率、降低流产率和减少出生缺陷等方面有一定的临床价值.目前PGT 主要分为非整倍体 PGT( PGT for aneuploidy, PGT-A)、单基因病 PGT ( PGT for monogenic/single gene defects,PGT-M)和染色体结构重排 PGT(PGT for chromosomal structural rearrangements, PGT-SR).通过PGT后的胚胎通常比较珍贵,如何合理利用胚胎,改善PGT人群临床妊娠率、减少出生缺陷,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重点从胚胎选择策略、胚胎移植方案、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对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的生育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为完善我国生育政策提供建议.方法:检索2016 年以来发布的国家层面的生育政策文本,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包容性、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并对政策文本进行多维度及交叉对比分析.结果:本文共纳入45 份政策文本,命令及规制性工具、能力建设性工具、激励性工具和信息及劝诫性工具占比依次为50.90%、39.16%、9.34%和9.94%;政策文本在尊重生育理念、促进生育公平、提升社会福祉三个政策包容性类型上分别占比12.14%、20.39%、67.48%;我国生育政策力度平均得分为2.67.结论:生育政策的政策工具内部均衡性不足,激励性与信息及劝诫性工具的使用有待加强;政策包容性类型丰富但使用不均衡,需要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和生育公平;政策力度整体偏弱,且与政策主体协调性不足,应进一步深化多部门参与协作,从财政、教育、文化等多个层面落实好生育配套措施,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HDP)包括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子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以及慢性高血压伴子痫前期,属于产科常见的合并症,严重危害母胎健康,位居 2014 年全球孕产妇死亡原因的第 2 名(14％)[1]、2020 年中国孕产妇死亡原因的第 2 名(10.8％)[2].随着生育延迟以及"单独两孩" "全面两孩"和2021 年"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高龄妊娠比例已经由 2001 年的 4％增加到 2017 年的 15.38％.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为例,"两孩"政策实施后,高龄产妇从 2013 年的 11.45％增加到了2021年的23.73％.

目的 了解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特征及妊娠结局相关指标变化情况,评价两次生育政策调整效应. 方法 调查现场为湖北和甘肃两省6所助产机构(三级医院各1所,二级医院各2所),调查对象为2013-2016年在这6所助产机构分娩的部分产妇及新生儿.调查内容为产妇特征及妊娠结局相关指标,所有资料均来源于医疗记录,即通过查阅产科分娩登记簿收集相关资料.综合考虑两次生育政策调整时间及妊娠周期等因素,研究将整个时段划分为独生子女政策期(2013年1月至2014年9月)、单独二孩政策期(2014年10月至2016年7月)、全面两孩政策期(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描述在这三个阶段中产妇特征及妊娠结局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结果 纳入分析的产妇共计29 895名(分娩活产新生儿30 532名),其中高龄产妇占比为9.6％,经产妇占比39.0％,早产发生率9.0％,低出生体重发生率7.7％.三个阶段(独生子女政策期,单独二孩政策期,全面两孩政策期)高龄产妇占比从8.6％升至9.6％再升至12.3％(x2趋势=-6.5,P＜0.000 1)、经产妇占比从34.9％升至39.7％再升至46.9％(x2趋势=-13.5,P ＜0.000 1);三个阶段早产发生率(依次为9.5％,8.4％和9.7％)、低出生体重发生率(依次为7.5％,7.9％和7.6％)未见上升趋势,1分钟Apgar评分[依次为(8.7±0.9)分,(8.8±1.0)分,(8.9±1.5)分]未见下降趋势.按助产机构分层分析发现,2所三级和2所二级助产机构高龄产妇及经产妇占比在三个政策阶段呈上升趋势(全面两孩政策期较独生子女政策期升幅范围分别是24.3％ ～ 97.4％和28.1％ ～75.2％);其余2所二级助产机构(1所年均分娩量100余例,另1所紧邻三级助产机构)未见相应升势;全部6所助产机构早产及低出生体重发生率均未见上升趋势,新生儿1分钟Apgar评分均未见下降趋势. 结论 生育政策调整后,尤其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经产妇、高龄产妇占比明显上升;早产及低出生体重发生率未见上升、Apgar评分未见下降,提示生育意愿集中释放初期,母婴安全得到保障;仍需继续监测生育政策调整的后续效应,以优化资源配置、持续保障母婴安全与健康.

对生育两个以内孩子的家庭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是贯彻落实“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举措.实践中各地在登记对象、登记机构、登记时间、办理方式和引导措施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区域性.基于生育登记的法律属性和制度初衷,它具有行政性、开放性和中立性三个特征.与之相应,生育登记机构须是行政主体,登记机构应主动服务且不宜排除非婚生育,同时,生育登记不是生育行为真实合法性的判定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