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以及人们对生命高质量的追求，需要护士提供医疗服务的范围也在逐步拓展。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尚未授予护士处方权，也并无专门的法律就相关问题进行规范，这势必会限制护士在延伸领域护理工作的开展。因此，作者基于法律视角对护士处方权的概念界定及法律属性等进行了探讨，并建议从立法层面、执法层面和相关配套制度层面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以法律保障护士处方权的规范行使。

美国Washington v.Glucksberg案和Vacco v.Quill案确立了以自杀权为核心的医生协助自杀不受宪法保护.法院在梳理成文法历史和国际共识的基础上,运用吸纳检验、仔细描述、利益衡量和对比否认的实体性正当程序标准以解释宪法,并借助刑法理论区别了拒绝治疗和医生协助自杀.认定标准的选择表明保守派法官更关注未列举权利的风险.两案对中国立法的启示在于:贯彻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于具体制度,以公权力保障生命至上转为生命质量论,协同各部门法在明确概念和共识的基础上提供法律解释,当前先在司法上对医生协助自杀行为予以出罪,后由基层通过案例反复衡量最终以立法确认.

遗体捐献决定权是公民自主权的一种,其在遗体捐献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公民成为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是历史演变之结果.梳理相关医学史发现,这一进程历经了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从无到有、从国家到公民的演变,其体现了法律父权对医疗父权的胜利、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以及权利对权力的胜利.目前,我国遗体捐献决定权由公民掌控,公权力无权干涉.而当公众遗体捐献过少严重影响医学教学与研究时,对遗体捐献自主权、公权力可否介入遗体捐献决定权以及立法可否赋予遗体捐献与火化(或土葬)同等法律地位再作理论探讨,便成为必要.

目的 从行政法学理分析,预防接种鉴定费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医学会)基于公权力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疫苗受种者或监护人、接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提供鉴定服务所收取的相应费用,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收费.其收费的合理性在于负担公平理论以及避免准公共服务的过度使用,因其收费的本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所以必须有法律依据.收费的基本原则是使用者付费原则和量能支付原则,收费标准的确定是基于成本补偿原则.

本文运用利益相关者分析法,对医疗损害无过错补偿制度构建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的诉求、立场、权力和角色进行分析,认为政府包括卫生行政部门是政策的具体构建者和重要主导者,需利用其公权力主导该制度的构建和试运行;医方、患者及其家属是政策的直接受益者,但需要通过建立多元化筹资渠道、设定合理补偿范围等方式来保障制度良好运转;司法鉴定机构和专家团体是政策实施的重要保障方,但需统一鉴定制度,并引入专家团体评价机制;保险行业是政策实施的重要推进者,但需通过扩大筹资途径等方式提高其参与程度;新闻媒体对政策构建与推行具有重要影响,需进行适当引导以发挥其正面促进作用.

从患者、家属、医生三方参与医疗决策的理论依据出发,对医患共同决策过程中决策权利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对三方决策权的主要争议进行了辨析,然后设计出权责对等和社会关照等可操作的医疗服务决策权配置原则,进而提出明确权利行使顺序、规范权利制衡机制、提高医疗决策能力等优化医疗服务决策权配置的对策.认为患者最佳利益的第一守护者是患者本人,家属和医生是居于补充地位的第二守护者,而公权力的执掌者是居于最后一道防线的第三守护者.

"医生拍照不救人"事件之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出台了"随手拍"政策,其直接目的是利用新媒体工具将舆论监督管理的公权力分担给普通公众,一方面遏制不良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提升公众的积极参与性.但在此过程中,涉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涉及利益主体的合理合法权利义务的维护和履行,涉及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更涉及对偶发事件之后政策出台的合理性、客观性、科学性、有效性及践行性的讨论和评价.因此,针对因医德医风而发生的医疗事件,政府职能部门在积极应对的同时,还应把握其背后的职责及服务公众的根本宗旨,从而维护各方主体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明确其立法目的是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然而,理论界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监察对象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从监察对象的界定争议入手,通过对公权力、公职人员等核心概念内涵加以分析,提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监察对象的界定标准;结合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性质和人员组成等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监察对象的范围,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监察对象的准确认定提供参考.

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社会风险治理有着技术、伦理、政策以及法律等不同的路径选择,其中法律是国家动用公共资源进行公权力干预的一项尝试,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调整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实践,并达到最低限度内的思想共识.人类基因编辑立法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立法上须遵循预防为主、不损害、尊重等基本原则;在价值考量上,须寻求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公权与私权利益保护的均衡;在立法程序上,须满足公众参与、技术后果评估、共识会议等程序要求,以实现法律对社会利益、风险的公平分配.

以三代内旁系血亲完全且利他代孕为论证对象,对代孕均应当绝对禁止学说理由的缺陷进行批判性分析.三代内旁系血亲完全且利他代孕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践操作上的可行性,我国应当通过制度设计规避其道德滑坡的风险,保障代孕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在《母婴保健法》修订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制定中,融入严厉打击非法代孕原则公立医疗机构特许技术垄断原则、公权力全流程介入监管原则和代孕子女亲权司法最终裁决权原则四项基本的管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