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儿童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6年10月至2022年12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治疗的3 004例（其中二次移植40例）终末期肝病患儿的临床背景、手术信息、围手术期管理和长期随访资料，通过Kaplan-Meier法分析肝移植术后受者和移植物的存活率；分别比较接受活体肝移植和遗体捐献肝移植、移植时体重≤5 kg和>5 kg、年龄≤5个月和>5个月、移植物受者体重比率（graft recipient weight ratio，GRWR）≤5%和>5%、供受者血型相容和不相容受者的存活率及2006年至2011年、2012年至2017年和2018年至2022年的受者存活率。分析并发症的发生情况。采用Cox回归分析法分析受者长期存活的影响因素，并将 P<0.05者纳入LASSO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受者长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截至2022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儿童肝移植受者的1、5、10年总存活率分别为95.1 % （2 819/2 964）、93.1 % （2 759/2 964）、91.8% （2 721 /2 964 ），移植物的1、5、10年存活率分别为94.5 % （2 839/3 004）、92.0 % （2 764/3 004）、86.2 % （2 589/3 004 ）。受者5年存活率：2006年至2011年为71.6%（63/88），2012年至2017年为91.6%（1 009/1 101），2018年至2022年的95.5 % （1 695/1 775 ）。体重≤5 kg和GRWR> 5%受者存活率分别为83.7%（41/49）和90.0%（378/420），较体重>5 kg和GRWR≤5%的94.4 % （2 746/2 915）和94.6% （2 406/2 544）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7和0.001）。受者手术年龄和供受体血型相容性与移植术后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6和0.40 ）。感染[35.3%（70/198）]和外科并发症[24.2%（48/198）]是移植术后受者的主要死亡原因，感染[35.7%（25/70）]、门静脉并发症[18.6%（13/70）]和肺部损伤[15.7%（11/70）]是移植术后1个月内受者的主要死亡原因。术后感染和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分别从2006年至2011年的86.5%（76/88）和38.2% （34/88）下降到2018年至2022年的75.5% （1 340/1 775）和22.2 %（394/1 775）。移植术后手术相关主要并发症包括门静脉并发症（3.1 %，92/3 004）、出血（2.3 %，68/3 004）、肝动脉并发症（1.7%，50/3 004）和肝静脉并发症（1.1 %，33/3 004 ）。单因素分析结果示：术前血红蛋白（ P=0.012）、术前白细胞（ P=0.026 ）、术前肌酐水平（ P=0.008）、白蛋白（ P=0.001）、凝血酶原时间（ P=0.005 ）、体重≤5 kg（ P=0.007），GRWR> 5 % （ P=0.001）、术中失血（ P<0.001 ）、红细胞输注（ P<0.001 ）、术后ICU时间（ P<0.001）、术后住院时间（ P=0.045 ）、术后痰培养阳性（ P<0.001 ）、术后腹水培养阳性（ P＝0.029 ）、术后出血性并发症（ P<0.001）、术后肠穿孔（ P<0.001 ）、发生急性排斥反应（ P<0.001）、随访最大EB病毒载量（ P<0.001）和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 P=0.018）为影响儿童肝移植术后长期存活的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示：术前肌酐（ HR=1.015, 95% CI：1.002~ 1.028， P=0.024）、GRWR（ HR=2.082, 95% CI：0.473~ 9.157， P=0.031 ）、痰培养阳性（ HR=4.389 ，95% CI：2.248~ 8.569 ， P<0.001 ）、术后出血性并发症（ HR=6.922，95% CI：1.871~ 25.610 ， P=0.004 ）、术后肠穿孔（ HR=9.154，95% CI：2.307~ 36.323， P=0.002 ）和发生排斥反应（ HR=0.452，95% CI：0.210~ 0.971， P=0.042）是儿童肝移植受者长期存活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儿童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情况较好。改善术前脏器功能、提高手术精度、降低术中出血和减少术后并发症能够有效改善儿童肝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

在濒临死亡情境下,对 26 名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进行深度访谈并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的开放编码、关联编码及选择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分解、检测、比较、概念化及类属化,并围绕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动力进行理论编码.结果显示,构建了扎根于原始资料的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新利他主义动机心理模型,形成了正确生死观构筑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认识基础、追寻意义存在构建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心理特征及利他主义新理念成为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的动力三条新理论,对诠释志愿者遗体(器官)捐献行为具有一定参与价值.

遗体捐献决定权是公民自主权的一种,其在遗体捐献制度中具有核心地位.公民成为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是历史演变之结果.梳理相关医学史发现,这一进程历经了遗体捐献决定权主体从无到有、从国家到公民的演变,其体现了法律父权对医疗父权的胜利、人权对神权的胜利以及权利对权力的胜利.目前,我国遗体捐献决定权由公民掌控,公权力无权干涉.而当公众遗体捐献过少严重影响医学教学与研究时,对遗体捐献自主权、公权力可否介入遗体捐献决定权以及立法可否赋予遗体捐献与火化(或土葬)同等法律地位再作理论探讨,便成为必要.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颁布已有十余载,虽解决了器官捐献无法可依的问题,但因其内容不完备及严格的条件限制,已成为我国器官捐献发展的障碍.从人体器官捐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立法现状入手,借鉴国外器官捐献立法现状,论述该条例中器官捐献内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器官捐献的三条建议:(1)出台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2)从扩大活体器官捐献供体范围、适当放宽遗体器官捐献条件、建立器官捐献的有效激励机制、规范器官分配原则6个方面完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3)明确脑死亡标准,确立脑死亡立法.

医学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是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浙江大学医学院在积极开展遗体捐献宣传的同时,将这项工作纳入医学人文教育平台,先后在校园里建立了无语良师碑,组织师生进行清明节祭扫活动;介绍遗体捐献工作,讲述捐献者身前感人事迹;在局部解剖学课程中将捐献者身前病案应用于教学中;开展“以感恩无语良师”为主题的多项社会实践活动四方面探讨.上述举措有效地培养了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了医学生整体素质.

遗体对于医学教育、科研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但我国遗体捐献事业起步较晚进展缓慢.2000年上海首先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将其遗体捐献工作纳入了法治化轨道,推动了遗体捐献的规范进行以及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并对国内其他省市遗体捐献立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1].然而,过程是缓慢的[2].现阶段我国公民去世后进行捐献仅为0.6/100万人,是世界上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一[3].遗体来源的不正规、不透明、数量和质量均无法保证.其稀缺的现状已成为医学教育以及临床医学的最大瓶颈,阻碍了对医学生的培养,限制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遗体捐献不足,使得为提高疑难病症诊治水平而进行的医学科研及人体器官移植面临重重困难.本次研究通过对西南地区居民遗体捐献的了解程度、意愿以及影响遗体捐献的主要因素进行调查分析,并对促进遗体捐献工作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儿科医学教育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中国小儿血液杂志》主编、名誉总编、《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学术指导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胡亚美教授于2019年10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7日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社会各界千余人赶往送别.同日,院士遗体捐献仪式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在校师生与院士做最后挽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临床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表现,少部分患者可因“细胞因子风暴”在中低热甚至无明显发热病程中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性休克、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导致重症患者死亡.遗体微创病理检查发现COVID-19与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15年国内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有相似之处.从中医药干预细胞因子风暴治疗SARS重症文献分析入手,运用数据挖掘和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中医药治疗重症COVID-19与干预细胞因子风暴密切相关的作用路径和潜在的机制靶点,以期为临床针对“细胞因子风暴”这一关键病理过程,进行精准的组方潜药、科学的联合用药、靶向的筛选新药提供参考,有效地遏制COVID-19患者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和发展,促进其良好的临床转归.

自2019年12月在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随着疫情的进展,已蔓延全国及世界多地.为了有效遏制病毒蔓延国家采取了联防联控机制,并制定了详细的诊疗规范,目前已经更新至第六版了.目前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数万患者也已经治愈出院.但从卫建委公布的数据上看,目前仍有8千多例重症患者,而且死亡病例数仍在持续增加中.作者为支援武汉一线临床医生,临床中发现引起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是低氧血症,结合首例COVID-19逝者遗体解剖报告,分析低氧血症血症的发生与病毒感染导致肺间质水肿有关.文章综述了COVID-19引起急性肺水肿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阐述急性肺水肿对心肺功能的损害,在肯定国家诊疗规范的基础上,建议重视急性肺水肿对心肺的危害,提出“强心补肺、心肺同治”的治疗理念.文章提出具体治疗思路包括:①控制容量状态、适当脱水利尿:强调容量过负荷对机体的影响;建议在无肾功不全情况下可小剂量缓慢静滴甘露醇以提高血浆渗透压,为减轻肺水肿、降低心脏前负荷、清除炎性介质的目的;②重视病毒、缺氧、酸中毒对心肌的损伤.尽早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内反搏(IABP),降低心脏后负荷和肺静脉压,继而降低肺毛细血管压,缓解肺水肿、改善心功能;③对于常规支持不能改善者,如果需要使用ECMO,建议首选选择VV-ECMO+IABP.

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1].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遗体捐献工作起步较晚、进展缓慢.以浙江省为例,自2016年省红十字会启动遗体捐献工作截止到2022年2月,全省共实现遗体捐献960例,其中杭州市每年约有60例(数据来自浙江省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相关立法的不完善一定程度限制了我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2].2020年新颁布的《民法典》虽对遗体捐献的权属做了明确规定,但目前全国尚无统一的、专门性的遗体捐献法律规范,各地遗体捐献主要依据当地的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