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高风险脑外伤患者预防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抗凝时机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收治的高风险脑外伤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外伤后4～5 d启动抗凝的患者分为A组(n=100),外伤后6～7 d启动抗凝的患者分为B组(n=124),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以及抗凝后脑出血增加、神经功能恶化、再次手术、VTE、其他部位出血、住院时间、病死率等指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高风险脑外伤患者脑出血增加及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A组患者脑出血增加(10.0％vs.3.2％)、再次手术(8.0％vs.1.6％)、神经功能恶化(9.0％vs.2.4％)及病死率(14.0％vs.5.6％)均显著高于B组(P均＜0.05),A组住院时间显著长于B组[d:16.0(13.0,19.8)vs.12.0(11.0,15.8),P＜0.05],两组VTE及其他部位出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B组比较,A组脑出血风险增加(OR=4.715,95％CI 1.316～16.899,P＜0.05),死亡风险增加(OR=3.101,95％CI 1.124～8.551,P＜0.05).结论 高风险脑外伤患者伤后6～7 d启动抗凝VTE发生率低,预后更优,可作为临床抗凝启动时机.

目的:探讨血栓弹力图（TEG）联合床旁B超指导预防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北海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需留置颈内静脉导管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联合置管组在置管前B超检查双侧颈内静脉，选择内径较大、充盈良好的血管及部位置管，若双侧颈内静脉均不充盈，补液改善后再穿刺；同时在TEG监测下根据凝血功能及出血风险选择抗凝、抗血小板或降低血黏度等药物抗栓；每日B超监测置管颈内静脉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发现置管静脉塌陷或血流缓慢，则查找原因并予以改善，一旦发现血栓形成，拔除导管。常规置管组优先选择右侧颈内静脉并根据体表标志穿刺置管。两组其他治疗均按常规方案执行。记录患者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及出血风险情况。结果:最终纳入97例患者，其中联合置管组51例，常规置管组4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深静脉血栓风险评分（Caprini）、CRUSADE出血风险评分、高出血风险比例、疾病类型、凝血障碍比例、置管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联合置管组抗凝治疗比例高于常规置管组（66.7%比30.4%， P<0.01），且血栓发生率也低于常规置管组（39.2%比78.3%， P<0.01），形成的血栓也明显小于常规置管组〔cm 3：0.077（0.047，0.089）比0.341（0.070，0.378）， P<0.01〕。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无大出血事件发生。 结论:基于TEG及床旁B超指导下的集束化抗栓措施能降低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发生率，且形成的血栓较小，未增加出血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新生儿血色病-妊娠同族免疫性肝病（NH-GALD）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收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018年9月至2021年3月3例NH-GALD的临床资料，尸体解剖检查内脏及脑组织，各脏器常规取材并行HE染色观察各脏器形态学改变，行普鲁士蓝染色观察铁沉积情况，应用免疫组化染色检测肝脏组织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的表达。病例1由于病情危重死亡未做基因检测，病例2及病例3两例均行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同时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结果:3例NH-GALD均为男性，死亡年龄分别为9、58、50 d。病例1及病例2母孕期无异常，均为G1P1，胎龄分别为36 +4 W、33 +6 W。病例1出生时羊水少，出生体质量2300 g。病例2为胎龄双胎之大，出生体质量1450 g。病例3母妊娠期糖尿病，G2P2，胎龄37 +3 W，出生体质量2900 g。3例均无窒息抢救病史。3例临床均表现为急性肝衰竭及多脏器损害，包括凝血功能障碍、黄疸、水肿、新生儿肺炎等。实验室检查3例均提示贫血、血糖降低、严重的凝血障碍、直接及间接胆红素均增高、转氨酶正常或增高后降至正常、铁蛋白增高；2例AFP增高。3例尸体解剖主要病症均为NH-GALD，急性重型肝坏死并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其他诊断包括肺出血、肺水肿、间质性肺炎、淤血性脾肿大、脑水肿及急性胸腺退化等。尸体解剖时大体观察3例肝脏重41.1~73.1 g（均低于同龄儿平均值），病例1及2肝脏表面细颗粒状，切面灰黄或暗红，病例3表面及切面可见大小不等暗红或墨绿色结节。镜下，3例肝脏均可见肝小叶结构破坏，肝细胞大片坏死，病例1及2见残留肝细胞呈梁索状或假腺样散在分布于疏松纤维间质中，胞质内含色素颗粒，可见少量多核肝巨细胞，微胆栓形成，小胆管相对增生。病例3肝组织见大小不等呈结节状分布的假小叶，结节内肝细胞大片坏死，周边残留多少不等的肝细胞。普鲁士蓝染色3例肝脏、胰腺及甲状腺均可见弥漫铁沉积；其他铁沉积组织包括肾上腺皮质（病例1和2），心肌和颌下腺（病例2和3），口腔黏膜涎腺、喉和支气管黏膜涎腺和小肠黏膜上皮（病例3）。免疫组化染色3例肝细胞膜复合攻击物C5b-9均弥漫阳性。2例全外显子高通量测序，均未检测到与肝脏遗传代谢性及胆汁淤积性疾病相关基因改变。 结论:新生儿急性肝衰竭时需要考虑到罕见的NH-GALD的可能，肝外器官铁沉积是其特征性改变，明确病理诊断对于患儿治疗及孕母再次妊娠预防性干预的意义重大。

目的:比较以膨体聚四氟乙烯（ePTFE）覆膜支架经颈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作为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二级预防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7年3月至7月因门静脉高压食管胃底曲张静脉破裂出血，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接受TIPS治疗（ePTFE覆膜支架）或首次接受胃镜治疗作为二级预防的患者，分析两组患者术后1年内肝功能变化、腹水缓解率、肝性脑病发生率、再出血率、平均住院次数及费用、生存时间，以及TIPS组支架通畅情况。对数据采用χ 2检验、Kaplan-Meier法和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TIPS组74例，药物联合胃镜组66例，随访12～16（14.57±0.79）个月。术后1年，TIPS组腹水缓解率为57.1%（32/56），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0（χ 2 = 36.73， P < 0.01）。术后1、3、6、12个月，TIPS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2.4%（24/74）、37.8%（28/74）、40.5%（30/74）、40.5%（30/74），药物联合胃镜组患者肝性脑病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0%（2/66）、3.0%（2/66）、3.0%（2/66）、6.1%（4/66）；Kaplan-Meier分析显示，TIPS组肝性脑病累积发生率高于药物联合胃镜组（χ 2 = 11.29， P < 0.01）。术后1个月内、1～3个月、3～6个月、6～12个月，TIPS组重度肝性脑病（Ⅲ至Ⅳ度）的发生率分别为2.7%（2/74）、0、0、0，药物联合胃镜组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均为0，两组重度肝性脑病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TIPS组和药物联合胃镜组术后12个月再发出血率分别为0和27.3%（18/6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2.42， P < 0.01）。随访期间两组均无患者死亡。TIPS组住院次数为（1.45±0.80）次，少于药物联合胃镜组的（3.24±1.80）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 = -4.52， P < 0.01）。 结论:在预防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再出血方面，TIPS（ePTFE覆膜支架）治疗具有再出血率低、腹水缓解率高、住院次数少等优点；TIPS治疗患者肝性脑病发生率比药物联合胃镜的高，但TIPS并不增加重度肝性脑病发生率。TIPS与药物联合胃镜治疗的术后1年生存率无差异。

目的:建立预测重型颅脑创伤(sTBI)患者术后中枢神经系统(CNS)感染风险的列线图模型，为sTBI患者术后CNS感染的预防和早期诊治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9月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手术治疗的370例sTBI患者的临床资料。将370例患者按照7 ∶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 n＝259)和内部验证集( n＝111)。根据患者是否发生CNS感染将训练集患者分为感染组( n＝45)和非感染组( n＝214)，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前进法)筛选sTBI术后发生CNS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列线图模型预测CNS感染的效能，AUC>0.80为效能较高。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采用决策曲线分析(DCA)和临床影响曲线(CIC)评价预测模型的的临床净获益情况。 结果:感染组与非感染组比较，入院GCS、脑脊液耳漏、脑脊液鼻漏、颅底骨折、脑室出血、急诊手术、手术时间、放置脑室引流管、放置颅内压探头、二次手术、颅内再出血、脑脊液取样、是否气管插管、切口感染、血清白蛋白及动脉血乳酸水平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颅底骨折、脑脊液耳漏、脑脊液鼻漏、颅内再出血以及血清白蛋白水平的降低均为sTBI患者术后发生CNS感染的危险因素(均 P<0.05)。绘制列线图模型的ROC曲线显示，训练集和内部验证集的AUC分别为0.98(95% CI：0.96~0.99)、0.95(95% CI：0.88~1.00)，预测效能均较高。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方法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重复抽样1 000次后，训练集的预测风险与实际风险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2，表明预测值与实测值基本一致，具有良好的预测和鉴别能力。DCA曲线显示，列线图模型比单独的危险因素预测CNS感染的发生更准确，可提高临床获益率。CIC结果表明，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临床净效益。 结论:基于sTBI术后并发CNS感染的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操作简单，有助于早期筛查sTBI术后CNS感染的高危患者，从而达到早诊断、早治疗，以降低CNS感染的发生率。

目的:分析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NVUGIB）患者在接受消化内镜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120例接受消化内镜治疗的NVUGIB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复发情况将患者分为复发组与无复发组，对影响复发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在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复发组与无复发组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在Forrest分级、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消化性溃疡、休克、饮食不当、过早下床活动、便秘、后续质子泵抑制剂等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orrest分级为Ⅰa级、血红蛋白水平<100 g/L、血小板计数<100×10 9/L、有消化性溃疡、有休克、有饮食不当、有过早下床活动、有便秘、后续质子泵抑制剂缺乏是导致NVUGIB患者复发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临床上应根据影响NVUGIB患者消化内镜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采取针对性的预防对策。

目的:探讨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和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行去骨瓣减压术治疗的209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就诊时和短期（发病24 h）头颅CT结果进行分组，其中短期内血肿扩大和再出血28例（A组），短期内单纯血肿扩大47例（B组），短期内单纯再出血13例（C组），短期内无血肿扩大和再出血121例（D组）。收集四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首次CT检查时间、首次出血量、入院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入院收缩压、入院舒张压、入院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入院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入院白细胞计数、血肿部位、破入脑室、不规则血肿、手术时机、入院24 h最高体温、术中止血困难、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等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四组性别构成、年龄和体质量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入院收缩压≥140 mmHg（1 mmHg = 0.133 kPa）、入院舒张压≥90 mmHg、入院APTT≥37 s、入院ALT≥40 U/L、入院白细胞计数≥10×10 9/L、入院GCS、入院24 h最高体温≥37 ℃、首次出血量≥60 ml、首次CT检查时间≥3 h、发病至手术时间≥12 h、血肿形态不规则、丘脑部位出血、破入脑室、术中止血困难、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发生率均明显高于B组、C组和D组[92.86%（26/28）比55.32%（26/47）、7/13和23.97%（29/121），89.29%（25/28）比51.06%（24/47）、6/13和17.36%（21/121），92.86%（26/28）比48.94%（23/47）、6/13和14.88%（18/121），78.57%（22/28）比42.55%（20/47）、5/13和16.53%（20/121），89.29%（25/28）比53.19%（25/47）、7/13和18.18% （22/121），89.29%（25/28）比57.45%（27/47）、7/13和23.14%（28/121），92.86%（26/28）比55.32%　（26/47）、7/13和23.97%（29/121），85.71%（24/28）比48.94%（23/47）、6/13和16.53%（20/121），89.29%（25/28）比53.19%（25/47）、7/13和23.14%（28/121），89.29%（25/28）比44.68%（21/47）、6/13和17.36%（21/121），96.43%（27/28）比51.06%（24/47）、7/13和22.31%（27/121），67.86%（19/28）比46.81%（22/47）、6/13和20.66%（25/121），89.29%（25/28）比42.55%（20/47）、6/13和18.18% （22/121），92.86%（26/28）比53.19%（25/47）、7/13和20.66%（25/121），89.29%（25/28）比48.94%　（23/47）、6/13和16.53%（20/121）]，B组和C组各发生率明显高于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B组与C组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入院24 h最高体温、发病至手术时间≥12 h、丘脑部位出血、术中止血困难和术后血压控制不理想为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患者短期内血肿扩大或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 3.271、25.739、4.255、3.995和13.749，95% CI 1.072~9.977、7.711~85.919、1.297~13.954、1.252~12.747和3.961~47.732， P<0.05或<0.01）。 结论:脑出血去骨瓣减压术后部分患者可短期内出现血肿扩大或再出血，入院体温、出血部位、术中止血情况、术后血压控制情况、手术时机均为其影响因素，相应干预可能有助于预防短期内出现血肿扩大或再出血。

目的:探讨腔内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ASO）的效果及术后再狭窄的影响因素。方法: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9年1月—2021年6月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管外科下肢ASO患者182例，其中男126例、女56例，年龄46~93（70.5±10.2）岁。患者术前均行CTA或动脉造影检查，踝肱指数（ABI）为0.15~0.58（0 .38±0.18）。182例患者均行腔内治疗。观察指标：（1）观察182例患者腔内治疗的疗效（血管一期通畅率、治疗后1个月ABI等），以及围手术期心脑血管意外、肾功能不全、大截肢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2）统计182例患者术后12个月动脉再狭窄发生情况。依据患者是否发生动脉再狭窄分为再狭窄组和非再狭窄组，对2组患者性别、年龄、Fontaine分期、内科合并症、吸烟史等临床基线资料，以及下肢ASO病变部位、狭窄程度、病变长度、治疗方式、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时间等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对 P<0.01的变量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182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临床症状均不同程度缓解，无大截肢、消化道出血及严重心脑血管并发症和死亡病例。术后血管一期通畅率100%，治疗后1个月ABI为0.68±0.25，高于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15， P<0.001）。（2）182例患者术后12个月发生动脉再狭窄100例，发生率54.9%。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下肢ASO病变长度、抗血小板治疗时间、吸烟史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69、8.43、9.25， P值均<0.01）；而性别、年龄、内科合并症及下肢ASO病变部位、狭窄程度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长度≥3 cm（ OR=2.835，95% CI：1.478~5.438）、吸烟（ OR=2.776，95% CI：1.460~5.277）是ASO患者腔内治疗后发生动脉再狭窄的危险因素（ P值均<0.001），而抗血小板治疗>6个月（ OR=0.220，95% CI：0.084～0.574）是腔内治疗术后预防管腔再狭窄的保护因素。 结论:采用腔内治疗下肢ASO安全有效；ASO患者病变长度≥3 cm、有吸烟史是影响术后发生动脉再狭窄的危险因素，而术后抗血小板治疗>6个月是预防管腔再狭窄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以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 IJV)作为搭桥血管的Rex手术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和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8月54例接受初次Rex手术(采用IJV作为搭桥血管)治疗肝前性门静脉高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5例，女19例；中位年龄5岁(0.8～14岁)。观察其临床表现、脾大脾功能亢进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恢复情况，应用Pearson χ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对手术前后脾长径、脾厚度、血小板计数及胃镜静脉曲张分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54例患儿中，无血管并发症47例患儿术后均无消化道出血，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或消失，患儿手术前、后血小板计数(108.49±100.98)×10 9/L和(171.54±92.22)×10 9/L比较，数值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手术前、后脾长径[(133.93±32.91)mm和(111.89±35.21)mm]和脾厚度[(44.88±11.03)mm和(34.72±9.04)mm]比较，数值均有所缩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F 2-F 3食管静脉曲张比例由术前73.9%(20/23)降至术后13.0%(3/23)。术后出现血管并发症7例(13.0%)，其中血管栓塞2例(3.7%)，血管狭窄5例(9.3%)。术后出现血管栓塞2例分别表现为脾功能亢进无缓解和消化道出血，均再次行Rex手术，术后血管通畅。血管狭窄5例表现为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不良或消化道出血，超声及CT检查可见吻合口直径<3 mm、流速增加3～4倍。其中，2例行球囊血管扩张成功；1例行球囊血管扩张后效果不佳而行血管支架置入，术后均血管通畅，症状缓解；余2例暂未接受治疗。 结论:IJV搭桥Rex手术效果良好，可以达到根治的手术目的。血管栓塞和吻合口狭窄是影响IJV搭桥Rex手术术后效果或导致手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出现血管栓塞患儿需要再次手术治疗，吻合口狭窄患儿行血管介入治疗并可以获得良好效果。

目的:探讨胃癌术后行再次手术治疗的原因及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四川省肿瘤医院34例胃癌术后行非计划再次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胃癌患者再次手术的原因，以及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结果:34例患者中，因术后出血、消化道瘘、消化道瘘合并出血行再次手术患者分别为16例（47.1%）、7例（20.6%）、6例（17.6%），因其他原因行再次手术5例（14.7%）。开放手术与腹腔镜手术后不同原因再次手术患者比例及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再次手术原因与初次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无相关性（ r s值分别为-0.032、0.120，均 P>0.05）。 结论:术后出血是胃癌术后患者非计划再次手术最常见的原因，减少术中损伤、围术期危险因素管理是减少再次手术发生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