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T细胞表面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表达水平与脓毒症患者 28d预后的关系.方法 将 2020 年 1 月—2023 年 4 月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根据入院28d后预后情况分为死亡组(41 例)和生存组(78 例).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按 1∶1 的比例对死亡患者进行匹配,每组 41 例,比较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PD-1 表达水平与脓毒症患者预后的剂量反应关系及诊断价值.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对模型效能进行验证.结果 匹配后两组患者除PD-1 水平外,其余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合并慢性肝病、APACHE Ⅱ评分、SOFA评分、CRP、乳酸、PCT、PD-1 水平均是影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剂量反应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当 PD-1≤22 ng/mL 时,脓毒症患者死亡的风险几乎不随PD-1 水平升高而升高(HR=1.002,95%CI:1.000～1.005,P=0.623);但当 PD-1>22 ng/mL时,脓毒症患者死亡的风险随 PD-1 水平升高而明显升高(HR=1.006,95%CI:1.003～1.008,P<0.001).PD-1 表达水平对脓毒症患者预后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AUC=0.803).线图模型的 ROC 曲线下面积为 0.817,C-index 为0.806,校准曲线拟合度良好,临床决策曲线阈值概率在 0.04～0.95 范围内有较高的净获益值,表明列线图模型的区分度较高、准确度良好、有效性较好.结论 T细胞表面PD-1 表达水平是影响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对患者预后评估具有积极意义.

中医诊断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课程,其复杂的理论体系和高度实践性的特点对传统教学方法提出了挑战.当前教学模式主要依赖于课堂讲授和临床实习,存在学生参与度低、实践资源有限等问题.大语言模型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和实践能力,同时增强学习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和丰富的虚拟实践资源,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医诊断学的复杂理论体系,并在模拟环境中积累临床经验.本研究阐述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基础和优势,提出利用大语言模型进行教学改革的思路,并通过实际应用案例展示其在个性化辅导、虚拟病例生成和模拟诊断训练中的具体应用,提出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多样化、师资培训与技术支持的重要性,强调通过灵活多样的课程设计和互动式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大语言模型的优势,探索大语言模型与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的结合,开发智能学习平台,以提供更精准的个性化辅导和反馈.以期为大语言模型在中医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的:探讨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IG％)及其他炎症指标联合检测在评估儿童急性阑尾炎(AA)严重程度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纳入2022年6月-2023年8月行手术治疗的AA患儿201例,其中单纯性阑尾炎105例(ASA组),复杂性阑尾炎96例(ACA组).比较两组白细胞(WBC)、中性粒细胞计数(ANC)、淋巴细胞计数(ALC)、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IG％、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等指标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回归模型,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及回归模型对ACA的诊断价值.另外,纳入2023年9月-2024年2月的AA患儿156例为验证队列,对Logistic模型进行验证,并用ROC曲线分析该模型对于ACA的诊断价值.结果:ACA组IG％、WBC、ANC、NLR、PCT、CRP和PLR水平均高于ASA组(P均＜0.05),ALC水平低于ASA组(P=0.003).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IG％、NLR和CRP是诊断儿童ACA的影响因素(P均＜0.05),以此建立模型,以模型判断ACA的预测概率和单个炎症指标绘制ROC曲线,该模型预测概率和IG％、NLR、CRP的AUC分别为0.868和0.821、0.691和0.7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通过独立队列验证Logistic模型,AUC为0.872,模型拟合较好,敏感度为90.0％,特异度为75.6％.结论:IG％可作为早期鉴别儿童ASA和ACA的重要指标,包括IG％、NLR、CRP这3项炎症标志物的Logistic回归模型对儿童ACA有良好的临床诊断价值.

背景 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MIS-C)与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相关,既往文献研究多为病例报告或综述,难治性MIS-C仅为个案报告.目的 探讨难治性MIS-C与非难治性MIS-C的区别,提高对MIS-C的疾病认识.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收集浙江地区 6 家医院的MIS-C连续病例,将一线治疗后持续发热和/或终末器官受累定义为难治性MIS-C(病例组),余为非难治性MIS-C(对照组),总结两组患儿的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治疗药物及疗效等临床资料,并行单因素分析.主要结局指标 MIS-C临床特征.结果 23 例MIS-C患儿进入本文分析,发病年龄(4.8±3.4)岁,SARS-CoV-2感染或接触史与诊断MIS-C间隔时间(30±9)d.病例组 4 例,男女各 2 例;对照组 19 例,男10 例,女 9 例.两组基本信息、临床表现和严重并发症[颅内出血、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冠脉扩张、脑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影像学表现中,病例组≥2 个浆膜腔受累(75%vs 16%)比例和心包积液(75%vs 11%)比例均高于对照组;实验室检查中,病例组PLT计数低于对照,PCT、D-二聚体、IL-6、IL-10 和INF-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单用IVIG治疗 8 例(42%),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4 例(21%),IVIG+糖皮质激素治疗 6 例(32%),病例组 4 例在糖皮质激素+IVIG二联用药加用托珠单抗治疗.23 例均好转出院,无死亡病例.对照组 1 例并发严重颅内出血患儿,出院时、6 月随访时遗留偏瘫,6 月后失访;1 例并发冠脉扩张患儿出院后 1 个月随访时恢复正常.结论 MIS-C可导致颅内出血、MAS、冠脉扩张等严重并发症,预后相对较好,难治性MIS-C患儿炎症反应更重,多系统受累更明显,托珠单抗治疗有效.

手术切口愈合不良是腹部外科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高达10％[1].腹部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主要表现为切口脂肪液化,切口裂开及切口感染[2-3].与其他外科手术类型相比,腹部术后切口更易感染,其发生率高达15％～25％[4].此外,有报道,腹部术后切口裂开的发生率为0.4％～3.5％,但其相关的死亡率高达10％～45％[1].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不仅阻碍患者快速康复,还延长了住院时间.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付费改革形势下,明确腹部术后切口愈合的影响因素,缩短切口愈合时间、降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热点和挑战问题[5].

目的:分析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选取广安市人民医院2019年11月—2022年11月收治的210例缺血性脑卒中病人.根据急性脑卒中Org10 172试验(TOAST)分型将病人分为心源性脑卒中(42例)、大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73例)、腔隙性脑卒中(66例)、不明原因脑卒中(29例),比较不同TOAST分型脑卒中病人超声心动图参数,分析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影响因素,评价超声心动图参数联合D-二聚体对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价值.结果: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左心房内径(LAD)大于其他TOAST分型脑卒中病人,左室射血分数(LVE F)及每搏输出量(SV)均小于其他TOAST分型脑卒中病人,D-二聚体及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水平均高于其他TOAST分型脑卒中病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D-二聚体、LAD及SV均是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影响因素(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显示,D-二聚体、LAD、SV诊断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37,0.751,0.711,截断值分别为291.32 ng/mL、37.57 mm、70.16 mL,三者联合诊断的AUC为0.853,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73.81％、91.07％.结论: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LAD增大,LVEF及SV均降低;D-二聚体、LAD及SV均是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LAD、SV联合D-二聚体对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有一定诊断价值,可辅助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病人的快速筛选.

背景 部分危重症甲型流感病毒(IAV)感染患儿可发生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死亡,但其早期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目前国内外缺乏相关预测模型的研究.目的 建立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危重症IAV感染.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在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IAV感染连续病例,根据出院诊断结合临床资料分为危重症和非危重症患儿,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入院时症状、入院时实验室检查项目、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情况.根据IAV在河南省的发生率计算样本量需＞320 例,将纳入患儿按 7∶3 的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在建模组病例中筛选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并采用R 4.3.2 软件包构建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主要结局指标 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391 例IAV感染住院患儿中,危重症 134 例,其中20 例(14.9%)出现后遗症,均为神经系统受损,12 例(9.0%)死亡;非危重症患儿均治愈出院;建模组 274 例,验证组 117例,两组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OR=3.092,95%CI:1.379～6.934)、出现神经系统症状(OR=6.923,95%CI:2.569～18.656)、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升高(OR=1.404,95%CI:1.029～1.914)和 IL-6 升高(OR=1.009,95%CI:1.000～1.018)是发生危重症 IAV 感染的危险因素,白蛋白升高(OR=0.925,95%CI:0.862～0.992)是发生危重症IAV感染的保护因素.以危重症IAV感染为预测结局,以有神经系统症状、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AUC分别为 0.949(95%CI:0.915～0.982)和 0.912(95%CI:0.871～0.952);该列线图模型拟合较好(χ2=5.077,P=0.749),具有较高的临床净获益率.结论 基于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神经系统症状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其有效性和鉴别能力良好.

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syndrome of inappropri-ate antidiuresis,SIAD)是由于抗利尿激素过量分泌导致体内水潴留、稀释性低钠血症、血渗透压降低、尿钠与尿渗透压升高的临床综合征.SIAD是临床低钠血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基础病因复杂且多样化,包括肿瘤、肺部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影响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S1AD在临床上较为少见,本文报告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出现低钠血症,最终诊断为SIAD,并对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治过程进行分析及文献复习.

目的:分析老年栓塞性脑卒中和非栓塞性脑卒中病人P波异常的发生率,并评估P波异常对鉴别诊断栓塞性脑卒中和非栓塞性脑卒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0年12月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住院的年龄≥60岁的病人233例,其中,心房颤动相关栓塞所致缺血性脑卒中31例,不明原因栓塞性脑卒中(ESUS)59例,非栓塞性脑卒中143例.P波异常分为P波电轴异常(PWAA)、V1导联P波终末电势(PTFV1)、心房间高度传导阻滞(A-IAB)3种类型,比较3种脑卒中亚型病人PWAA、PTFV1、A-IAB发生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栓塞性脑卒中的影响因素.结果:非栓塞性脑卒中病人PWAA、PTFV1、A-IAB发生率均低于心房颤动相关脑卒中、ESUS病人.与使用单种类型P波异常参数相比,至少1种类型P波异常的识别提高了敏感度(72％),而至少2种类型P波异常具有低敏感度(29％)和高特异度(9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至少1种类型P波异常为栓塞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OR=3.11,95％Cl(1.46,6.63)].结论:在非栓塞性脑卒中病人中,每种类型P波异常的发生率都明显降低.PWAA、PTFV1和A-IAB参数的组合可用于鉴别诊断栓塞性脑卒中和非栓塞性脑卒中.

背景 既往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以感染性疾病为主,近年来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断率也逐渐升高.目的 总结常见的消化系统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在单中心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因消化系统症状就诊且全外显子组基因检测结果异常的患儿.从病历系统中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结果 320 例行基因检测的消化科患儿中结果异常 111 例(34.7%),诊断时年龄(2.4±2.8)岁,男 68 例(61.3%).主要疾病表型包括:遗传性肝病 70 例(63.1%),其中肝豆状核变性和糖原累积病各 15 例,Citrin缺乏症 13 例,Alagille综合征、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和胆红素代谢障碍各 9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8 例(7.2%);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0 例(9.1%)等.肝豆状核变性多表现为无症状的持续性转氨酶升高(53.3%),ATP7B基因c.2333G＞T(p.R778L)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53.3%).糖原累积病患儿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低血糖、肝肿大、肝功能异常(均为 93.3%)以及TG升高(60.0%),亚型包括Ⅸa型6 例,Ⅲ型5 例,GSDⅠa、GSDⅡ、GSDⅥ和ⅩⅤ型各 1 例.9 例Alagille综合征患儿均有肝功能异常,8 例(88.9%)以"皮肤、巩膜黄染"就诊;8 例(88.9%)为JAG1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 1 型),1 例为NOTCH2 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2型).Citrin缺乏症患儿多因"皮肤黏膜黄染"入院(92.3%),多有肝酶异常、胆汁淤积和低血糖,13例均检出SLC25A13基因突变,以c.851_854del(38.5%)和c.852_855del(30.8%)位点最为常见.9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均有肝脏肿大,ALT、AST和总胆汁酸升高,分型包括 2 型(ABCB11基因变异)6 例,3 型(ABCB4 基因变异)2 例,1 型(ATP8B1 基因变异)1 例.9 例胆红素代谢障碍患儿主诉均为"黄疸和/或肝功能异常",均检出UGT1A1 基因突变,c.211G＞A(p.G71R)(66.7%)和A(AT)6TAAinsTA(55.6%)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8 例VEO-IBD患儿均以"慢性腹泻"为主诉,均有血WBC计数和CRP水平升高,消化道内镜均显示结肠黏膜出现鹅卵石样改变和深度溃疡;7 例为IL10-RA基因突变,最常见的为c.301C＞T(p.R101W)(62.5%)和c.537G＞A(p.T179T)(50%),1 例为IL10-RB基因的杂合突变.结论 基因检测在儿童消化系统遗传病的诊断及治疗中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