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1年7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劈离式肝移植手术的44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9例，女性25例，年龄(49±12)岁。根据肝再生率(LRR)是否大于100%，分为两组：再生良好组(LRR≥100%， n＝24)和再生不良组(LRR<100%， n＝20)。比较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相关资料差异及术后生存率。通过门诊复诊或电话随访。 结果:术后15、30、90、180 d的移植肝体积变化率分别为(117.04±7.00)%、(164.03±16.72)%、(180.98±26.30)%、(159.40±26.28)%。受者的体质量指数、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住院时间、肝功能恢复时间，以及供肝脂肪变性和供肝类型是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再生良好组受者术后第2、3、4、5、6、7天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以及术后第1、2、3、4、5、6、7天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均低于再生不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再生良好组受者术后第5、6、7天的总胆红素水平低于再生不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再生良好组在术后第1天及术后第30天的每100 g肝质量门静脉流量情况均好于再生不良组。再生良好组和再生不良组受者术后6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5.8%和7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7)。 结论:受者的体质量指数、无肝期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输血量、住院时间、肝功能恢复时间，以及供肝脂肪变性和供肝类型是劈离式肝移植术后肝再生的影响因素。肝再生不良受者的预后明显差于肝再生良好的受者。

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的手术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肝移植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移植物类型不同，分为劈离式肝移植组（60例）和全肝移植组（765例）。劈离式肝移植组中男性23例，女性37例，年龄（52.5±10.2）岁，体重指数为（22.4±3.3）kg/m 2；全肝移植组中男性630例，女性135例，年龄（51.2±9.6）岁，体重指数为（24.5±3.7）kg/m 2。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对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进行1︰1匹配。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对两组供受者的术中情况、术后恢复情况进行比较；两组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移植物存活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分析，累积存活率的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匹配后有51对数据基线资料相似、匹配度良好。匹配后劈离式肝移植组中，移植物质量和受者体重比为（1.78±0.55）%。与全肝移植组相比，劈离式肝移植组的手术时间［ M（IQR）］［10.8（1.5）h比8.0（1.9）h， U=6.608， P<0.01］和冷缺血时间［5.4（1.3）h比4.6（2.2）h， U=2.825， P=0.005］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全肝移植组和劈离式肝移植组术中无肝期分别为53.0（15.0）min和57.0（24.0）min（ U=1.048， P=0.295），出血量分别为1 000（1 400）ml和1 200（1 200）ml（ U=0.966， P=0.334），术中分别滴注悬浮红细胞量9.0（6.5）U和11.0（11.0）U（ U=1.732， P=0.08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劈离式肝移植组与全肝移植组相比，术后ICU停留时间［5.0（3.0）d比4.0（4.0）d， U=2.677， P=0.007］、术后住院时间［30.0（15.0）d比26.0（15.0）d， U=2.237， P=0.025］有所延长，术后并发症发生率［56.8%（29/51）比36.6%（19/51）， χ2=3.935， P=0.047］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全肝移植组相比，劈离式肝移植组患者术后1、4、7 d ALT、AST较高（ P值均<0.05），而两组术后14、28 d ALT、AST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两组肝功能恢复正常时间［12.5（13.7）d比9.0（12.5）d， U=1.607， P=0.108］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受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25.6个月，术后1、2、3、5年全肝移植组和劈离式肝移植组的移植物存活率分别为88.1%、80.8%、77.8%、66.7%和80.3%、70.3%、67.3%、60.5%（ P=0.171），患者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80.8%、77.8%、66.7%和80.3%、75.9%、70.3%、63.3%（ P=0.252）。 结论:劈离式肝移植虽然影响肝移植患者术后早期恢复，但对患者远期生存率无影响，且具有与全肝移植相似的手术疗效。

目的:探讨活体肝移植（LDLT）技术应用于成人完全劈离式肝移植（fSLT）的疗效并比较左半供肝（LHG）和右半供肝（RHG）移植的特点。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3—12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肝胆胰外科实施的25例fSLT的供受者资料。13例fSLT供者中男性11例，女性2例，年龄［ M（IQR）］38（19）岁（范围：25~56岁），身高168（5）cm（范围：160~175 cm），体重65（9）kg（范围：50~75 kg）。25例受者中男性17例，女性8例，年龄 52（14）岁（范围：35~71岁）；原发性肝癌15例，良性终末期肝病10例；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0（9）分（范围：7~23分）。按供肝类型将受者分为LHG组和RHG组，比较两组的手术疗效及技术特点。随访截至2022年1月。定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 秩和检验。分类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按LDLT技术实施原位完全左右半肝劈离，获取有效左半供肝和右半供肝13对，获取时间230（53）min（范围：125~352 min），获取出血量250（100）ml（范围：150~1 000 ml）。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13个LHG和12个RHG用于本中心25例等待者。与RHG组（12例）相比，LHG组（13例）女性和良性终末期肝病占比高，体重和供肝质量较轻（ P值均 <0.05）。总移植物和受者体重比（GRWR）为1.2（0.4）%（范围：0.7%~1.9%），其中LHG组为1.1（0.5）%（范围：0.7%~1.6%），RHG组为1.3（0.5）%（范围：0.9%~1.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脉管分配方面，肝中静脉主干均归LHG组，腹腔干、门静脉主干和胆总管分配给LHG和RHG的比例分别为10∶3（ P=0.009）、9∶4（ P>0.05）和4∶9（ P=0.027）；腔静脉前期12例归LHG，后期1例分别归LHG和RHG（ P<0.01）。总体冷缺血时间和无肝期分别为240（90）min（范围：138~420 min）和50（16）min（范围：31~98 min），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分别为474（138）min（范围：294~680 min）和 800（640）ml（范围：200~5 000 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HG组3例受者的GRWR≤0.8%，术后有小肝综合征表现，经处理后好转。术后发生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Ⅲ级并发症6例（24.0%），其中LHG组4例（4/13），RHG组2例（2/12），经再手术及介入等处理好转5例，术后2周死于继发严重感染1例，术后住院病死率为4.0%，两组并发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依赖精准的供受者评估和LDLT技术的应用，成人间原位fSLT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是可以接受的。

目的:总结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实施的30例在体劈离式儿童肝脏移植的供体、受体资料。30例供体均为"中国一类"脑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DBD)供体，平均年龄42岁；脑死亡原因：颅脑外伤15例，脑出血13例，呼吸心跳骤停2例。在体劈离均将供肝分为左外叶(Ⅱ~Ⅲ段)和扩大的右三叶(Ⅰ段+Ⅳ~Ⅷ段)，均采用背驮式肝移植。观察手术效果及患儿随访情况。结果:随访至2021年9月(平均随访10.2个月)，30例在体劈离儿童肝移植受体无一例出现血管相关并发症(动脉栓塞、门静脉狭窄、流出道梗阻等)；出现腹腔出血1例，为肝脏断面出血，予手术探查止血；Roux-en-Y胆肠吻合口狭窄2例，予介入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行球囊扩张后好转。术后平均入住监护室时间为80 h，平均住院时间为22.8 d。移植物存活率96.6%(29/30)，1例术后出现移植物失功，行二次移植。结论:在体劈离儿童肝脏移植安全有效，可扩大供肝来源，缓解儿童肝脏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

本文报道1例因"胆道闭锁"行劈裂式肝植术后发生淋巴增殖性疾病合并自发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的1岁儿童受者，其肝移植术后6个月出现发热伴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提示EB病毒感染，全身多发淋巴结肿大，术后7个月淋巴结活检诊断为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后因急性肾损伤3期伴急性左心衰考虑高肿瘤负荷导致自发性肿瘤溶解综合征，经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血浆置换等抢救措施后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应用利妥昔单抗以及5个疗程R-CHOP治疗，该儿童受者脏器功能迅速恢复，全身多处淋巴结明显减小。

供肝短缺是限制肝移植发展的主要障碍，劈离式肝移植、多米诺肝移植作为特殊类型的肝移植，可缓解供肝短缺的难题，缩短受者的等待时间 ［1, 2］。但国内外鲜见关于劈离式肝移植同时行多米诺肝移植的报道。我院器官移植中心于2021年12月完成1例左右半肝劈离式肝移植，同时将其中1例患者的病肝作为多米诺供肝完成1例多米诺肝移植，术后患者均恢复顺利，现总结经验报告如下。

目的:比较劈离式肝移植（SLT）和活体肝移植（LDLT）治疗胆道闭锁患儿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2年5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暨肝移植中心行SLT的64例胆道闭锁患儿及同期实施LDLT的44例胆道闭锁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接受SLT的患儿中，男40例，女24例，移植时年龄为4~168个月，中位年龄为8个月；接受LDLT的患儿中，男24例，女20例。移植时年龄为4~24个月，中位年龄为7个月。将64例胆道闭锁患儿根据接受SLT手术时间的先后分为两组：SLT早期组32例（2017年6月至2019年1月）和SLT技术成熟期组32例（2019年2月至2022年5月）。LDLT组和SLT组及SLT早期组和SLT技术成熟期组中胆道闭锁患儿移植肝功能恢复情况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 t检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 确切概率法。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和Log-rank 检验。 结果:LDLT组冷缺血时间［ M（IQR）］［218（65）min］、术中出血量［175（100）ml］及移植物与受者体重比（3.0±0.7）低于SLT组［500（130）min、200（250）ml及3.4±0.8］（ Z=-8.064、 Z=-2.969、 t=-2.048， P值均<0.05）。SLT技术成熟期组患儿冷缺血时间［457（158）min］及总住院时间［（37.4±22.4）d］低于SLT早期组［510（60）min及（53.0±39.0）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132、 t=1.934， P值均<0.05）。LDLT组及SLT组术后1周内肝功能指标呈单峰变化，ALT、AST、凝血酶原时间、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纤维蛋白原、肌酐的峰值均出现于术后1 d，凝血酶原活动度峰值出现于术后3 d。术后7 d各项指标降至接近正常值。LDLT组患儿1、2、3年总体生存率均为95.5%，SLT技术成熟期组1、2、3年总体生存率均为9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LT早期组患儿1、2、3年总体生存率均为90.2%，与SLT技术成熟期组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0.05）。SLT早期组的并发症主要为手术相关并发症（28.1%，9/32），SLT技术成熟期组并发症主要为非手术相关并发症（21.9%，7/32）。SLT组共有5例死亡，其中SLT早期组4例，SLT技术成熟期组1例。 结论:在技术成熟的情况下，SLT治疗儿童胆道闭锁可达到与LDLT相当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劈离式肝移植（SLT）临床应用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23年7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肝脏外科暨肝移植中心连续完成的203例SLT、79例活体肝移植（LDLT）及1 298例全肝移植（WLT）供者和受者的临床资料。203例SLT供者中，公民去世后捐献109名，离体劈离产生127个移植物，在体劈离产生76个移植物；成人受者90例，儿童受者113例。根据时间先后将SLT患者分为两组：SLT开展早期组40例（2014年7月至2017年12月），SLT技术成熟期组163例（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分析各组生存情况及影响SLT患者生存率的主要原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 法和Log-rank检验。结果:SLT开展早期组受者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4.58%、71.47%、71.47%，SLT技术成熟期组分别为88.03%、87.23%、87.2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60， P=0.018）。LDLT组术后1、3、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3.41%、93.41%、89.95%，WLT组分别为87.38%、81.98%、77.04%，SLT技术成熟期组、LDLT组和WLT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016， P=0.134）。腹腔出血、感染、原发性移植肝无功能和门静脉血栓形成是SLT患者术后早期死亡主要原因。 结论:在技术成熟的肝移植中心可实现与LDLT和WLT相当的疗效，但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曲线。

肝脏移植是儿童终末期肝病以及部分代谢性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目前对供体的需求量远远超过实际可获得的供体肝脏数量。在儿童肝脏移植领域，由于缺少年龄及大小匹配的肝脏，儿童肝脏移植候选受者的死亡率高于成人肝脏移植候选受者。随着肝移植技术水平的提高，目前扩大标准供体的使用越来越多(扩大标准供体是指过去认为不能用的供体，经供体可用的标准扩大以后认为其可使用、但存在一定风险的一类供体；在过去扩大标准供体也被称为边缘供体，近些年由于供体短缺问题严重，边缘供体的使用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新型肝移植手术方式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且效果满意。本文将系统阐述扩大儿童肝脏移植供体来源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