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血清单核细胞CX3C趋化因子受体（CX3CR1）在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诊断及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预后的评估作用。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于海阳市人民医院经冠状动脉造影（CAG）确诊冠状动脉血管狭窄 ≥ 50%并行PCI治疗且随访至2021年5月的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患者101例为研究对象（观察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34例设为对照组，并根据末次随访结果将观察组患者分为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SR）组（ n=28）、非ISR组（ n=73）。检测CX3CR1表达量，统计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评估CX3CR1诊断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和预测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观察组CX3CR1表达量为（3.95±1.05）μg/L，高于对照组的（2.30±0.65）μg/L（ t=2.87， P < 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显示，CX3CR1诊断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的AUC为0.892，敏感度为75.2%、特异度88.2%。ISR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心源性死亡等发生率均高于非ISR组（χ 2=8.06、7.17、8.06、7.17，均 P < 0.05）。ROC曲线分析显示，CX3CR1预测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心源性死亡的AUC值分别为0.786、0.895、0.997、0.887。 结论:CX3CR1在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中呈高表达，能为其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高压氧治疗急性脑梗死(ACI)的疗效及对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血管生成素2(Ang-2)、神经特异性烯醇化酶(NSE)、可溶性细胞黏附分子-1(sICAM-1)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在辽阳市中心医院治疗的ACI患者13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n＝66)和对照组( n＝64)，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高压氧治疗，观察两组治疗疗效，分别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评价患者神经功能、生活能力，检测治疗前后血清VEGF、Ang-2、NSE、sICAM-1、MCP-1水平以及脑血流速度(CBF)、脑血流量(CBV)。 结果:观察组治疗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其治疗总有效率为93.94%；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为(8.72±1.19)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而ADL评分为(68.20±10.01)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治疗后CBF和CBV分别为(23.30±1.89)ml/(100 g·min)和(2.30±0.54)ml/100 g，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治疗后血清VEGF、Ang-2水平分别为(378.29±54.49)ng/L和(40.04±4.43)ng/L，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而NSE、sICAM-1和MCP-1水平分别为(9.77±1.62)g/L、(98.82±21.19)ng/ml和(272.22±56.38)pg/ml，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高压氧治疗ACI有较好的疗效，能显著改善患者的脑血管灌注量、生活质量及血清VEGF、Ang-2等指标。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真方白丸子联合注射用阿替普酶对急性缺血性卒中（AIS）患者血清炎症因子、血管内皮活性物质的影响。方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选择2019年6月－2022年7月蒙城县中医院87例AIS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按病历尾号分为治疗组44例、对照组43例。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结合注射用阿替普酶溶栓，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服用真方白丸子。2组均治疗2周。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症状评分；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DL）评估生活质量，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IL-6、CRP、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VEGF、NOS、内皮素-1（ET-1）水平，记录不良反应，评价临床疗效。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18%（41/44）、对照组为76.74%（33/43），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62， P =0.032）。治疗组治疗后半身不遂、肌肤不仁、口眼歪斜、语言不利、头痛眩晕积分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3.38、3.77、2.69、2.60、2.36， P<0.01或 P<0.05）；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 t=7.53， P<0.01），ADL评分高于对照组（ t=2.99， P<0.01）。治疗后，治疗组血清IL-6、CRP、TNF-α、MCP-1水平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6.07、5.70、5.30、3.36， P<0.01）；VEGF［（364.54±33.04）ng/L比（346.86±29.63）ng/L， t=2.63］水平高于对照组（ P<0.05），NOS［（20.77±3.12）μmol/L比（29.46±5.36）μmol/L， t=9.27］、ET-1［（85.41±7.09）ng/L比（94.11±9.38）ng/L， t=4.89］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 结论:真方白丸子联合注射用阿替普酶可改善AIS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提高疗效。

糖尿病黄斑水肿(DME)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常见的并发症，也是患者视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是DME的一线治疗药物，但仍有部分患者在抗VEGF治疗后出现顽固性或复发性水肿。这表明DME的发病机制可能涉及除VEGF之外的与炎症相关的细胞因子。随着高通量检测技术的发展，DME患者房水和玻璃体等眼内液的炎症因子分析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认清目前治疗方法对炎症因子的影响有助于制定更高效的治疗方案。本文围绕白细胞介素(IL)-1β、IL-6、IL-8、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细胞间黏附因子1等炎症因子在DME病程中的变化展开综述，分析其中可能涉及的机制，并讨论抗VEGF药物和糖皮质激素对这些炎症因子的影响。

目的:探讨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调控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诱导的慢性非特异性腰痛大鼠痛行为与焦虑样行为的潜在机制。方法:成年雄性8周龄SPF级SD大鼠96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每组24只)：对照组、模型组、对照+D-AP5组(D-AP5为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拮抗剂)和模型+D-AP5组。采用第5腰椎左侧多裂肌注射NGF建立腰痛大鼠模型(注射2次，间隔5 d)。造模5 d后，对照+D-AP5组和模型+D-AP5组大鼠右侧前扣带回注射D-AP5(2 μg，0.3 μL，1次/d，连续3 d)，模型组和对照组则注射等体积0.9%氯化钠溶液。采用机械刺激和冷热板实验评估大鼠疼痛阈值，旷场实验评估大鼠焦虑样行为，免疫荧光法检测脊髓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GFAP)阳性细胞和c-Fos(一种即早基因)阳性细胞密度，Western blot实验检测脊髓GFAP、c-Fos蛋白、磷酸化c-Jun氨基末端激酶(phosphorylated c-Jun N-terminal kinases，p-JNK)、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和趋化因子(C-X-C基序)配体1[chemokine (C-X-C motif) ligand 1，CXCL-1]的表达。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Tukey检验；非正态分布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Krusal-Wallis H检验，两两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并对 P值进行Bonferroni校正。 结果:4组大鼠腰部压力疼痛阈值(pressure pain threshold，PPT)、机械缩足阈值(paw withdrawal threshold，PWT)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3.498，41.939，均 P<0.001)。造模后7 d，模型+D-AP5组PPT[(418.5±46.9)g]、足底PWT[(55.6±7.1)g]均高于模型组[(290.0±32.0)g，(30.5±7.5)g](均 P<0.001)。各组旷场实验中央区活动距离百分比( H＝11.922， P<0.01)、中央区活动时间百分比( H＝21.614， P<0.001)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模型+D-AP5组中央区活动时间百分比高于模型组[5.6(4.3，7.9)%，3.1(2.1，3.8)%]( P<0.01)。各组左侧脊髓背角浅层GFAP、c-Fos阳性细胞密度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49.085， F＝18.120，均 P<0.001)。模型+D-AP5组左侧背角浅层GFAP [34.3(21.1，47.5)个/mm 2]、c-Fos阳性细胞密度[(52.7±39.4)个/mm 2]低于模型组[76.5(68.6，94.9)个/mm 2，(112.4±63.7)个/mm 2](均 P<0.001)。各组腰2节段GFAP、c-Fos、p-JNK、MCP-1、CXCL-1蛋白表达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9.413，38.437，41.867，36.735，130.951，均 P<0.001)。模型+D-AP5组腰2节段GFAP(1.7±0.5)、c-Fos(1.1±0.1)、p-JNK(1.7±0.3)、MCP-1(1.0±0.4)、CXCL-1(0.8±0.1)蛋白表达均低于模型组[(4.3±0.7)，(2.6±0.5)，(2.8±0.4)，(2.9±0.4)，(3.5±0.4)](均 P<0.01)。 结论:ACC可调控慢性非特异性腰痛大鼠机械性痛觉过敏及焦虑样行为，这可能与脊髓星形胶质细胞、p-JNK通路、MCP-1和CXCL1的参与有关。

目的:探讨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联合长链非编码核糖核酸X染色体失活特异性转录本(LncRNA XIST)评估膀胱癌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6月至2019年6月本院收治的膀胱癌患者52例作为观察组，另选择同期接受体检的健康者43例作为对照组。两组分别于术前和体检时采集空腹状态外周静脉血，测定血清VEGF、MCP-1、LncRNA XIST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术后随访1年，记录术后6个月和1年生存率。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血清VEGF、MCP-1、LncRNA XIST预测膀胱癌患者生存的截断值，将患者分为VEGF、MCP-1、LncRNA XIST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分析不同亚组患者的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的血清VEGF、MCP-1、LncRNA XIST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VEGF表达水平与膀胱癌患者肿瘤最大直径、T分期、分化程度、肿瘤分级、局部肿瘤浸润深度、远处转移、淋巴转移有相关性( P<0.05)；MCP-1表达水平与膀胱癌患者T分期、分化程度、肿瘤分级、局部肿瘤浸润深度有相关性( P<0.05)；LncRNA XIST表达水平与膀胱癌患者T分期、分化程度、肿瘤分级、局部肿瘤浸润深度、淋巴转移有相关性( P<0.05)。血清VEGF、MCP-1联合LncRNA XIST检查对膀胱癌诊断及预后的评估价值均高于单项和双项检查(AUC＝0.909，95% CI：0.850~0.968；AUC＝0.682，95% CI：0.538~0.826)。VEGF、MCP-1和LncRNA XIST高表达组的膀胱癌患者术后1年生存率显著低于低表达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血清VEGF、MCP-1联合LncRNA XIST检测有助于提高膀胱癌患者诊断率，且对预后具有一定评估价值。

目的:探讨WNT1诱导信号通路蛋白2对棕榈酸以及脂多糖诱导的炎症中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作用。方法:用不同浓度的WISP2蛋白处理巨噬细胞系RAW264.7，采用Cell-Titer发光法测定细胞活力，确定WISP的作用浓度。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棕榈酸处理组、棕榈酸联合不同浓度WISP2处理组(10 μg/L及100 μg/L)以及脂多糖处理组、脂多糖联合不同浓度WISP2处理组(10 μg/L及100 μg/L)。应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各组巨噬细胞中M1及M2表型分子的mRNA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巨噬细胞分泌的重要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IL)-6的蛋白水平。结果:和对照组相比，10 μg/L、100 μg/L WISP2处理组均未对RAW264.7细胞的活性产生影响，却显著上调 Tnfα(1.877±0.039、2.202±0.034， F＝309.7， P<0.001)、 Il6(1.418±0.056、1.506±0.059， F＝81.39， P<0.00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Mcp1)(1.620±0.014、1.982±0.125， F＝71.45， P<0.001)、趋化因子c-c配体( Ccl3)(1.892±0.118、1.942±0.132， F＝32.93， P<0.001)和诱导型-氧化氮合酶( iNos)(1.691±0.201、1.548±0.090， F＝13.60， P<0.05)mRNA表达，显著下调抗炎因子 Tgfβ(1.376±0.025、2.152±0.107， F＝1.846， P<0.05)、 CD206(2.123±0.031、3.139±1.663， F＝8.037， P<0.05)、 Il4(2.098±0.464、2.494±0.141， F＝48.68， P<0.01)、 Il10(1.303±0.216、1.574±0.274， F＝5.774， P<0.05)mRNA表达，使其向M1型巨噬细胞极化；与对照组相比，100 μmol/L棕榈酸能在转录及蛋白水平温和而显著地增加TNF-α、IL-6等炎症因子的表达；与棕榈酸单独刺激相比，给予WISP2联合处理进一步促进巨噬细胞炎症因子TNF-α[(589.4±17.0)ng/L、(692.6±83.4)ng/L， F＝56.38， P<0.05]、IL-6[(15.13±1.14)ng/L、(13.33±1.22)ng/L， F＝23.32， P<0.001]的蛋白表达及趋化因子 Mcp1(160.0±9.8、140.0±18.9， F＝141.1， P<0.0001)和 Ccl3(17.76±1.92、14.41±1.27， F＝125.2， P<0.0001)的mRNA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100 μg/L脂多糖在蛋白水平强烈刺激巨噬细胞TNF-α[(3444±423)ng/L， F＝71.20， P<0.0001]、IL-6[(497.0±41.2)ng/L， F＝63.50， P<0.0001]等炎症因子的高表达；与脂多糖单独刺激相比，给予WISP2联合处理进一步显著上调趋化因子 Mcp1(106.8±8.7、118.7±4.6， F＝251.5， P<0.0001)和 Ccl3(35.3±12.5、116.4±4.5， F＝160.1， P<0.0001)的mRNA的表达。 结论:脂肪因子WISP2能在棕榈酸以及脂多糖诱导的炎症中促进巨噬细胞向M1型极化，并且在不同炎症反应条件下其对巨噬细胞极化的调节作用不同。

目的:评价含十字形结构域蛋白3(JMJD3)在顺铂致急性肾损伤小鼠肾纤维化中的作用。方法:健康C57BL/6雄性小鼠48只，8~10周龄，体重20~3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12)：对照组(CON组)、对照+ JMJD3抑制剂组(CON-A组)、顺铂组(CIS组)和顺铂+ JMJD3抑制剂组(CIS-A组)。CIS组和CIS-A组分别于第1和14天时腹腔注射顺铂15 mg/kg，制备急性肾损伤小鼠肾纤维化模型；第4天时分别腹腔注射JMJD3抑制剂GSKJ4 10 mg/kg和等容量PBS，间隔3 d注射1次，共注射6次。CON组和CON-A组分别在相应时点腹腔注射等容量PBS和GSKJ4 10 mg/kg。每组取6只小鼠，于第1次注射顺铂后第3天，采集眼眶血检测血清Cr和BUN的浓度，然后处死取肾组织，行HE和PAS染色，光镜下进行观察并行肾损伤评分。第1次注射顺铂后第28天处死6只小鼠，取肾组织，行天狼星红和Masson染色，测定肾纤维化面积；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纤维连接蛋白、Ⅰ型胶原蛋白和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表达水平，免疫组化法行F4/80 +细胞和CD3 +细胞计数，RT-PCR法检测IL-6、TNF-α、趋化因子CXC配体16(CXCL16)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的mRNA表达水平。 结果:与CON组比较，CIS组血清BUN、Cr浓度和肾损伤评分升高，肾纤维化面积增加，肾组织纤维连接蛋白、Ⅰ型胶原蛋白和α-SMA表达上调，CD3 +细胞和F4/80 +细胞计数升高，IL-6、CXCL16、TNF-α、MCP-1的mRNA表达上调( P<0.05) ，CON-A组上述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ON-A组比较，CIS-A组BUN、Cr浓度和肾小管评分升高，肾纤维化面积增加，肾组织纤维连接蛋白、Ⅰ型胶原蛋白和α-SMA表达上调，CD3 +细胞和F4/80 +细胞计数升高，IL-6、CXCL16、TNF-α、MCP-1的mRNA表达上调( P<0.05) ；与CIS组比较，CIS-A组血清BUN、Cr浓度和肾损伤评分降低，肾纤维化面积减少，肾组织纤维连接蛋白、Ⅰ型胶原蛋白和α-SMA表达下调，CD3 +细胞和F4/80 +细胞计数降低，IL-6、CXCL16、TNF-α、MCP-1的mRNA表达下调( P<0.05)。 结论:JMJD3参与了急性肾损伤小鼠肾纤维化的过程，其机制可能与促进炎症反应有关。

目的:探讨外周血维生素D、辅助性T淋巴细胞17(Th17细胞)和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细胞)表达率以及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水平在多发性硬化(MS)青少年患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科确诊为MS的38例青少年患者作为MS组，同期的38名年龄及体质量指数相匹配的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液相色谱仪检测MS青少年患者(MS组)与健康对照者(健康对照组)外周血25-羟基维生素D 3[25-(OH)D 3]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其Th17细胞和Treg细胞的表达率，免疫荧光法检测血清中TNF-α、MCP-1水平。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分析MS组与健康对照组上述指标之间的差异及各指标间的相关性。 结果:MS组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外周血25-(OH)D 3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Th17细胞表达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3.02±0.20)%比(1.99±0.16)%， t＝12.03， P<0.05]；外周血Treg细胞表达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4.63±0.77)%比(5.10±0.90)%， t＝14.65， P<0.05]；Th17/Treg细胞的比值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0.25±0.07比0.17±0.05， t＝16.89， P<0.05)；外周血TNF-α、MCP-1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26.13±5.98) ng/L比(24.45±3.01) ng/L；(122.26±37.71) ng/L比(87.95±17.66) ng/L， t＝1.986、47.650，均 P<0.05]。MS组中，外周血25-(OH)D 3与其他检测指标均无相关性；疾病复发或进展期患儿TNF-α、MCP-1水平均高于疾病缓解稳定期患儿[(17.49±3.94) ng/L比(14.45±3.81) ng/L；(90.42±23.06) ng/L比(77.55±20.56) ng/L， t＝1.990、2.472，均 P<0.05]；Th17细胞的表达率与其外周血中TNF-α、MCP-1水平均呈正相关( r＝0.478、0.442，均 P<0.05)；Treg细胞的表达率与其外周血中的TNF-α、MCP-1水平均呈负相关( r＝-0.318、-0.356，均 P<0.05)。 结论:Th17细胞和Treg细胞可能参与MS青少年患者发病的免疫病理机制；相关细胞因子的变化可能参与Th17细胞和Treg细胞变化的调控及炎症反应；Th17细胞、Treg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变化可能在MS的发生、发展、复发进展中起重要免疫病理机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