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肛管鳞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疗效并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肛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定期随访患者.主要观测指标为无瘤生存(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LRFFS)和总生存(OS),并记录不良反应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65例患者,男性19例(29％),女性46例(71％).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7版分期,Ⅰ期、Ⅱ期、Ⅲa期、Ⅲ b期分别有7例(11％)、28例(43％)、10例(15％)、20例(31％).同步放化疗前,2例(3％)患者接受了化疗,12例(18％)接受局部切除手术.原发灶的放疗中位剂量为54 Gy(范围为45～64 Gy),同步化疗的方案以卡培他滨联合丝裂霉素为主(34例,52％).同步放化疗期间放疗完成率为100％,化疗完成率为88％,5例(8％)患者出现治疗中断但足量完成治疗,8例(12％)患者化疗剂量降低.同步放化疗期间,15例(23％)患者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17例(26％)发生3-4级放射性皮炎,无治疗相关死亡.中位随访时间为50.4个月(范围为4.4～142.2个月),7例(11％)患者出现局部区域复发,3例(5％)出现远处转移.全组5年DFS率、LRFFS率和OS率分别为78.8％、86.5％和85.1％.Cox单因素分析提示T分期与DFS率显著相关(P=0.006),并与OS率有相关趋势(P=0.054).结论 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可有效治疗肛管鳞癌患者,急性不良反应基本可耐受.T分期是肛管鳞癌患者DFS率的影响因素.

目的 评估局部晚期直肠癌术前同期加量调强放疗(SIB-IMRT)与三维适形放疗(3D-CRT)的远期疗效及晚期毒性反应.方法 选取2010年5月至2015年5月在该院行新辅助放化疗的130例临床分期为T3～4/N+M0初治低位直肠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SIB-IMRT组(66例)和3D-CRT组(64例).SIB-IMRT组对直肠原发肿瘤及盆腔转移淋巴结照射55 Gy/25次,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3D-CRT组对高危复发区域和区域淋巴引流区照射45 Gy/25次.所有患者放疗第1～14天及第22～35天口服卡培他滨825 mg/m2(每天2次)同步化疗.放化疗结束后6～8周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总生存(OS)率、无病生存(DFS)率、局部无复发生存(LRFS)率、远处转移率(DMR)及晚期毒性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所有研究对象中位随访时间为105(2,136)个月.SIB-IM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7.8％、64.5％、91.8％、29.9％,3D-CRT组10年OS率、DFS率、LRFS率、DMR分别为62.6％、61.2％、88.7％、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IB-IMRT组2、3级不良反应高于3D-CRT组(34.48％vs.28.07％),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SIB-IMRT较3D-CRT提供可接受的远期疗效与毒性结果.

目的:探讨术前短程放疗联合新辅助化疗治疗老年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随访2年的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纳入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老年局部进展期直肠癌(T3～T4期和/或区域淋巴结阳性的Ⅱ～Ⅲ期)患者446例，根据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107例)和对照组(339例)。观察组患者给予术前短程放疗联合新辅助化疗，方案为短期放疗(1周内25 Gy、分5次)继以4个疗程的化疗(CAPOX方案)，对照组给予同步放化疗，方案为5周内50 Gy、分25次，同步卡培他滨化疗。随后，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术后分别继续2个和6个疗程的CAPOX化疗；随访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患者的无病生存率(DFS)，次要观察指标包括总生存时间(OS)、病变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局部复发率和急性毒性事件率，Cox回归分析比较影响DFS的因素。结果:446例患者中，男性303例(67.9%)、女性143例(32.1%)。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年龄较小，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质状态评分0分比例更高(均 P<0.05)；同时，两组患者的MRI T分期、N分期、距肛外缘距离、直肠系膜筋膜浸润、病理分期和化疗结束至手术间隔时间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平均随访(20.7±3.5)个月，死亡76例，远处转移89例，局部复发32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随访2年的DFS率高于对照组[73.8%(79/107)比68.1%(231/339)，Log-rank χ2＝2.676、 P＝0.041]，观察组的中位DFS时间长于对照组[19(12，22)个月比16(11，19)个月， Z＝2.774、 P＝0.038]。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中位OS时间显著延长[26(21，33)个月比22(18，14)个月， Z＝2.879、 P＝0.032]，但两组的中位PFS时间相似[20(14，25)个月比16(12，21)个月， Z＝1.545、 P＝0.123]，远处转移[18.7%(20/107)比20.4%(69/339)，Log-rank χ2＝0.341、 P＝0.708]和局部复发[9.3%(10/107)比6.5%(22/339)，Log-rank χ2＝0.996、 P＝0.318]风险也相似。不良反应方面，两组患者≥3级急性毒性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6%(21/107)比12.1%(41/339)，Log-rank χ2＝1.661、 P＝0.148]。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HR＝0.586、 P＝0.005)、ECOG评分( HR＝0.721、 P＝0.028)、MRI T分期( HR＝0.605、 P＝0.008)、直肠系膜筋膜浸润( HR＝1.649、 P＝0.012)和距肛外缘距离( HR＝0.638、 P＝0.041)均与DFS相关。 结论:术前短程放疗联合化疗新辅助治疗老年人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有良好的短期疗效和安全性。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凋亡通路相关基因的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系。方法:选择362例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的Ⅱ～Ⅲ期直肠癌患者，同步放化疗前抽取静脉血，采用Sequenom MassARRAY检测凋亡通路中的Fas细胞表面死亡受体(FAS)、Fas配体(FASL)、凋亡蛋白活性因子1(APAF1)、Bcl-2相关X蛋白(BAX)、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RAIL)、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1(TRAILR1)、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受体2(TRAILR2)和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7(CASP7)基因共29个标签单核苷酸多态位点(htSNP)的基因型，分析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之间的关系。基因型与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关联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362例患者接受全直肠系膜切除手术后，行照射总剂量为50 Gy、化疗方案为卡培他滨单药的同步放化疗。106例(29.3%)发生≥2级骨髓抑制，FAS rs1468063 ( OR＝1.51，95% CI为1.07～2.15， P＝0.020)、APAF1 rs11296996( OR＝0.69，95% CI为0.49～0.98， P＝0.039)、BAX rs4645904( OR＝0.69，95% CI为0.50～0.97， P＝0.030)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161例(44.5%)患者发生≥2级的腹泻，APAF1 rs11296996( OR＝1.42，95% CI为1.02～2.00， P＝0.040)和rs74619561( OR＝2.16，95% CI为1.27～3.68， P＝0.005)、CASP7 rs12263370( OR＝1.67，95% CI为1.05～2.66， P＝0.029)和rs12247479( OR＝1.85，95% CI为1.12～3.08， P＝0.017)、TRAIL rs112822654 ( OR＝0.68，95% CI为0.48～0.96， P＝0.027)与该不良反应发生有关。其余位点与直肠癌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无关(均 P>0.05)。直肠癌患者的性别与中重度骨髓抑制的发生有关( P＝0.046)；手术方式、病灶距齿状线距离与中重度腹泻的发生有关(均 P<0.001)，也与中重度放射性皮炎的发生有关(均 P<0.05)。 结论:凋亡通路相关基因FAS、APAF1、BAX、TRAIL和CASP7遗传变异与直肠癌患者接受术后同步放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关，可能作为直肠癌个体化治疗的潜在遗传生物标志物。

目的:比较中低位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采用新辅助放化疗（nCRT）和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两种模式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病例入组标准：（1）病理证实为距离肛缘12 cm以内的直肠腺癌；（2）经磁共振（MRI）或直肠腔内超声诊断为cT 3~4N 0或cT 1~4N 1~2者；（3）经肠镜证实为直肠单发肿瘤；（4）能够耐受放化疗；（5）既往无其他肿瘤史。排除标准：既往接受过直肠癌根治手术，此次为局部复发者；（2）不能完整完成nCRT疗程者；（3）远处转移者；（4）临床病理资料不完善者。按照上述标准，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34例直肠癌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82例，女性52例，男女比例为1.58∶1.00，年龄26~81（59.6±11.2）岁。根据患者接受的辅助治疗方案（2017年12月前为nCRT治疗，2018年1月后为接受TNT治疗），将患者分为nCRT组（55例）和TNT组（79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肿瘤距肛缘距离、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态评分、肿瘤TNM分期等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均采用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MRT），放疗剂量为50.4 Gy/28 f。nCRT组放疗期间口服卡培他滨化疗，放疗结束休息6~8周后行手术治疗。TNT组于放疗前给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诱导化疗1个周期后开始同步放化疗；巩固化疗结束后2周行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新辅助治疗疗效、放化疗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围手术期安全性。 结果:两组患者均完成nCRT疗程。nCRT组和TNT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中性粒细胞减少[7.3%（4/55）比10.1%（8/79）]、贫血[3.6%（2/55）比3.8%（3/79）]、血小板减少[5.5%（3/55）比7.6%（6/79）]、胃肠功能紊乱[3.6%（2/55）比6.3%（5/79）]和放射性肠炎[9.1%（5/55）比8.9%（7/79）]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0例患者完成TME手术，nCRT组54例，TNT组76例。相比nCRT组，TNT组采用经腹会阴联合切除术（APR）的比例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31.6%（25/76）比13.0%（7/54），χ 2=9.382， P=0.009]，但两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方面的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所有患者的手术远切缘和环周切缘均阴性。nCRT组pCR为7.4%（4/54），TNT组为22.4%（1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5.217， P=0.022）。两组术后病理分期、神经侵犯和脉管癌栓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中低位进展期直肠癌的治疗中，TNT在不增加放化疗不良反应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的前提下，pCR率高于nCRT。

目的:探索直肠癌新辅助调强放化疗患者骨盆骨髓剂量体积参数( Vx)与急性血液学不良反应(HT)的相关性，为降低放疗相关的血液不良反应风险，优化放疗计划提供临床数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9年5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行新辅助同步放化疗(CCRT)的41例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患者。所有患者均行5野调强放疗(IMRT)，计划靶区(PTV)的处方剂量为45~50.4 Gy/25~28次。放疗期间同步卡培他滨或5－氟尿嘧啶(5-FU)化疗。根据通用不良反应标准5.0 (NCI-CTC.V 5.0)评估放疗期间的急性HT。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骨盆(髋骨、骶骨、股骨)骨髓低剂量受照体积 Vx与急性HT的关系，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和分段回归分析进一步确定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 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骨盆骨髓低剂量( V5、 V10)受照总体积( TV)、髋骨骨髓受照体积( CV)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显著相关性( P<0.05)。骶骨骨髓低剂量( V5、 V10)受照体积( SV)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显著负相关( P<0.05)。阈值效应分析显示， CV10与≥2度白细胞降低存在阈值效应，阈值为575 ml， OR(95% CI)为1.85(1.08, 3.16)。 结论:在直肠癌新辅助调强放疗中，与 TV相比， CV是预测急性HT的更优指标。与急性HT相关的 CV主要集中在低剂量水平( CV5、 CV10)。本研究中的阈值( CV10＝575 ml)可作为盆腔放疗中降低急性HT风险优化放疗计划的参考。

1例55岁男性直肠腺癌患者术后接受奥沙利铂（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卡培他滨（1 500 mg口服、2次/d，第2~15天，21 d为1个周期）治疗。首次静脉滴注奥沙利铂次日，卡培他滨尚未使用时，患者出现乏力、恶心、下肢肌肉酸痛、肌无力和浓茶色尿。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1 453 U/L，肌红蛋白>1 000 μg/L，尿素氮50.0 mmol/L，肌酐192 μmol/L，尿酸1 071 μmol/L，血钠123 mmol/L，血磷4.36 mmol/L，碳酸氢根5.0 mmol/L；血气分析示pH 7.3，二氧化碳分压19 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110 mmHg，乳酸1.5 mmol/L，剩余碱-15.5 mmol/L。诊断：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损伤，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考虑与奥沙利铂有关，给予营养支持、补液、碱化尿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纠正酸中毒等治疗，第2天患者下肢肌肉酸痛症状缓解；第3天肌肉酸痛症状消失，肌力恢复正常；第4天，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73 U/L，肌酸激酶同工酶1.0 μg/L，肌红蛋白51 μg/L，尿素氮4.8 mmol/L，肌酐66 μmol/L，尿酸179 μmol/L，血钠134 mmol/L，血磷0.43 mmol/L；血气分析示pH 7.4，二氧化碳分压35 mmHg，氧分压100 mmHg，乳酸1.2 mmol/L，剩余碱-1.3 mmol/L。

目的:探讨Ki-67增殖指数<55%G3级无功能性胰腺神经内分泌瘤（pNETs）的治疗方式及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4月至2020年4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5例Ki-67增殖指数<55%的G3级无功能性pNET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例，女4例；年龄为（58±10）岁。患者均行原发病灶根治性切除术。观察指标：（1）治疗情况。（2）术后病理学特征。（3）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变量间相关性。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治疗情况。15例无功能性G3级pNETs患者均行胰腺原发灶根治性切除术，其中胰十二指肠切除术5例，胰体尾联合脾切除术10例。5例同时性肝寡转移患者联合行肝段（叶）切除术。15例患者肿瘤切缘均为阴性，手术时间为120（90，210）min，术中出血量为200（50，300）mL；术后30 d内均未发生Clavien-Dindo≥Ⅲ级严重并发症。15例患者中，5例行CAPTEM化疗（替莫唑胺联合卡培他滨）为主的综合治疗；2例行局部介入治疗；2例行单纯CAPTEM化疗；行局部介入+分子靶向治疗、局部介入+长效生长抑素类药物治疗、长效生长抑素类药物+分子靶向治疗各1例；3例未行术后治疗。（2）术后病理学特征。15例患者肿瘤最大径为3.3（0.5~6.0）cm，其中2例患者肿瘤最大径<2 cm，13例肿瘤最大径≥2 cm。15例患者清扫淋巴结数目为6（4，10）枚，淋巴结转移数目为2（1，3）枚，其中12例淋巴结转移阳性。15例患者中，肿瘤侵犯胰周邻近脏器5例，同时性肝寡转移5例，神经侵犯和脉管侵犯各8例；病理学TNM分期Ⅱ期、Ⅲ期、Ⅳ期分别为3、7、5例。15例患者原发灶Ki-67增殖指数为32%±9%，核分裂象为（11±9）个/10高倍视野，两者无相关性（ P>0.05）。（3）随访情况。15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55±2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78（43~113）个月，患者1、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100%、92%、62%。15例患者随访期间，9例肿瘤复发，复发时间为20（14，44）个月；其中8例因肿瘤复发或转移死亡。5例行CAPTEM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86（51~120）个月，10例行其他术后辅助治疗或未治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53（45~60）个月，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21， P<0.05）。 结论:Ki-67增殖指数<55% G3级pNETs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联合以CAPTEM化疗为基础的术后综合治疗的预后好于其他术后辅助治疗和术后未治疗患者。

吡咯替尼是一种新型的不可逆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其在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中展现了卓越的临床效果，其中吡咯替尼与卡培他滨联合治疗晚期乳腺癌在国内外已得到认可。进一步探索是否存在与吡咯替尼联用效果良好的其他抗肿瘤药物、吡咯替尼能否提升早期或中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获益等，可开发吡咯替尼的更多潜力。文章对近年吡咯替尼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