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克罗恩病患者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治疗中发生原发性失应答(PNR)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方法:纳入2018年12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行抗TNF-α单抗治疗的103例克罗恩病患者(建模组)，选择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同期行抗TNF-α单抗治疗的109例克罗恩病患者(验证组)。收集所有患者首次行抗TNF-α单抗治疗前的基线临床资料，包括C反应蛋白(CRP)、简化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克罗恩病改良乘数简化内镜评分(MM-SES-CD)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通过比较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的曲线下面积(AUC)，计算净重新分类指数(NRI)、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以及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统计学方法采用DeLong检验。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CRP较高[ OR＝1.030，95%置信区间(95% CI) 1.002~1.059]、高简化CDAI( OR＝1.399，95% CI 1.023~1.913)和高MM-SES-CD( OR＝1.100，95% CI 1.025~1.181)为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33、0.036、0.008)。ROC分析显示，CRP、简化CDAI、MM-SES-CD、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的AUC分别为0.697(95% CI 0.573~0.821)、0.772(95% CI 0.666~0.879)、0.819(95% CI 0.725~0.912)、0.869(95% CI 0.786~0.951)、0.856(95% CI 0.756~0.955)，预测模型在建模组的AUC大于CRP和简化CDAI，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00、2.75， P＝0.003、0.006)，与MM-SES-CD和验证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建模组预测模型相对MM-SES-CD的NRI与IDI分别为0.205(95% CI 0.002~0.409， P＝0.048)和0.098(95% CI 0.022~0.174, P＝0.011)，提示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较MM-SES-CD更佳。DCA显示，预测模型在建模组和验证组中均有较大的临床获益。 结论:基于克罗恩病患者抗TNF-α单抗治疗中发生PNR的独立危险因素成功构建了预测模型，经验证，该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和较大的临床获益。

我国原发性肝癌的患病率在恶性肿瘤中居第4位，病死率居第2位。在临床实践中，2/3患者已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对于不可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经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与传统的采用碘化油-化疗药物乳剂进行化疗栓塞的方法相比，药物洗脱微球的研发和应用，为TACE治疗增添了一种新的方法。多项临床研究表明采用药物洗脱微球经动脉化疗栓塞术（D-TACE）治疗原发性肝癌技术要求更高，病灶应答率更好。因此，在积累大量临床病例和相关医学数据的基础上，组织多位肿瘤介入领域专家制定了药物洗脱微球在不可切除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共识，旨在促进药物洗脱微球的合理使用和规范化治疗操作。

目的: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成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HLH）的疗效。方法:对2013年1月至2019年10月期间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接受haplo-HSCT的15例成人原发性HLH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全部15例患者中男10例、女5例，中位年龄21（18~52）岁。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2型（FHL-2）8例，FHL-3 4例，Griscelli综合征2（GS-2）、X连锁淋巴组织增生综合征1型（XLP-1）、XLP-2各1例。确诊HLH至接受haplo-HSCT的中位时间为7（2~46）个月。所有患者移植前均接受HLH-94、HLH-2004或DEP方案诱导化疗，8例获得完全应答（CR），7例获得部分应答（PR）。移植预处理：Bu/Cy方案7例，TBI/Cy方案8例。输注单个核细胞12.6（9.2~20.3）×10 8/kg，CD34 +细胞4.91（2.51~8.37）×10 6/kg。粒细胞植活中位时间为13（10~23）d，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为12（9~36）d。原发、继发性植入失败各1例。Ⅱ~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为71.4%（10/14），慢性GVHD发生率为30.8%（4/13）。移植后预期5年总生存（OS）率为65.5%（95% CI 34.9%~73.3%），移植相关死亡率为26.7%（4/15）。一线诱导治疗后立即接受移植（8例）、二线诱导治疗难治/复发患者（7例）的移植后预期5年OS率分别为87.5%（95% CI 38.7%~66.3%）、42.9%（95% CI 8.5%~65.2%）（ χ2=2.387， P=0.122）。移植前CR（8例）、PR（7例）患者的移植后预期5年OS率分别为85.7%（95% CI 50.4%~89.8%）、42.9%（95% CI 6.4%~53.0%）（ χ2=3.185， P=0.074）。 结论:haplo-HSCT是成人原发性HLH的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观察熊去氧胆酸（UDCA）联合吗替麦考酚酯（MMF）治疗UDCA应答不佳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患者的疗效。方法:研究对象为北京协和医院根据巴塞罗那标准UDCA应答不佳的PBC患者，干预方式为MMF（0.75~1.5 g/d）联合UDCA（13~15 mg·kg -1·d -1）治疗，观察期为至少12个月。检测比较治疗前后各时间点血清ALT、AST、ALP、γ-谷氨酰转肽酶（GG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免疫球蛋白（Ig）M、IgG、IgA水平，参照既往报道的巴塞罗那标准7个应答标准评价生化应答率。治疗后与基线指标的比较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配对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非参数Wilcoxon秩和检验。2组独立样本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共纳入29例PBC患者，最终有17例患者联合治疗满12个月。治疗后3个月血清ALP较基线显著下降[（369±184） U/L和（309±148） U/L， t=2.149， P=0.045]，3个月后该统计学差异消失。治疗6个月后GGT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66.5（205.5，414.0） U/L和217.5（173.8，391.8） U/L， Z=-2.334， P=0.018]，且持续至用药后12个月。免疫球蛋白IgM、IgG和IgA在联合治疗3个月、6个月及12个月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ST、TBil、白蛋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各应答标准评估疗效，应答率在9.5%~23.5%。 结论:UDCA联合MMF治疗UDCA应答不佳的患者疗效欠佳，这可能与联合治疗干预时机有关。早期识别UDCA应答不佳的患者，用更高质量的研究验证联合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初步观察阿达木单抗治疗克罗恩病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1年8月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使用阿达木单抗的41例克罗恩病患者，收集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内镜及影像学检查结果，同时评估基线及用药12周、24周、48周疾病活动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阿达木单抗每2周皮下注射给药1次，按照160 mg/第1次、80 mg/第2次、此后每次40 mg的剂量用药。结果:阿达木单抗用药后12周、24周、48周的临床缓解率分别为43.9%（18/41）、60.6%（20/33）、60.9%（14/23），临床应答率分别为75.6%（31/41）、69.7%（23/33）、56.5%（13/23）。12周、24周、48周的内镜下缓解率分别为4/14、2/6、1/4，有1/14患者在用药24周达到黏膜愈合。原发性失应答率为17.1%（7/41），继发性失应答率为14.6%（6/41）。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8%（4/41）。结论:阿达木单抗能有效地缓解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肠内疾病活动，值得广泛使用。病程<2年、无英夫利西用药史、基线简化CD活动指数评分（HBI）低、疗程长的患者疗效可能会更好。

抗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制剂，如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IFX），是我国目前具有儿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应用适应证的生物制剂。随着IFX的临床应用，IBD的治疗目标从临床缓解转向黏膜愈合，从而进一步改善疾病的转归。但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儿对IFX治疗原发性无应答或继发性失应答，这是IFX治疗过程中的一大难题，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血药浓度降低及抗药抗体的产生相关。因此，IFX的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在儿童IBD治疗中非常重要。该文综述了IFX治疗儿童IBD过程中TDM的应用现状，并对TDM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免疫介导的肠道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多数情况需要终身治疗。生物制剂的出现改变了IBD的治疗策略，但应用后患者可能出现原发性或继发性失应答、产生特异性抗药物抗体等，导致药物失效，影响IBD治疗效果甚至治疗失败，许多患者仍需新的治疗方法。随着国内外专家对IBD发病机制不断深入研究，现已研发新的小分子药物，并逐步在临床试验中评估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其中乌帕替尼已在我国批准上市。本文重点介绍目前应用于IBD和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的小分子药物，为我国临床治疗IBD提供参考。

梁尘格等通过观察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服用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疗效，目的是为此类特殊人群的抗病毒治疗提供循证依据，结果显示，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治疗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可影响富马酸替诺福韦酯的病毒学应答及生物化学应答（梁尘格等，第113~117页）。刘丽萍等通过观察恩替卡韦经治后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序贯或联合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抗病毒治疗可以更有效地提高恩替卡韦经治后发生低病毒血症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6周完全病毒学应答率，且可以改善患者肝肾功能和减轻纤维化程度。48周后续用恩替卡韦和48周时乙型肝炎病毒（HBV）DNA载量是低病毒血症患者96周HBV DNA未转阴的预测因素（刘丽萍等，第118~125页）。尚梦月等分析了慢性乙型肝炎合并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患者的临床及病理组织学特征。并认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合并代谢紊乱易发生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HBV病毒因素、肝脏纤维化程度与肝脏组织脂肪变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尚梦月等，第126~132页）。柯若曼等研究结果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和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且血清可溶性程序性死亡配体-L1水平与HBsAg正相关，表明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是慢性乙型肝炎不能像慢性丙型肝炎一样被根治的重要原因，HBsAg持续存在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程序性死亡配体1通路活跃的重要机制（柯若曼等，第133~137页）。CD100的活性形式是sCD100而非mCD100，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中存在sCD100和mCD100表达失衡，sCD100可增强肝硬化合并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患者腹水CD8 +T淋巴细胞的功能，是潜在治疗靶点之一（侯环荣等，第138~146页）。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内镜下治疗的出血并发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国内鲜有文献报道。崔浩等研究肝硬化患者胃肠道息肉切除伴出血的发生率，并对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肝硬化与非肝硬化人群比较，行内镜下胃肠道息肉切除时发生出血的风险更高。对于肝功能Child-Pugh B级或C级、息肉位于胃部、合并重度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高危因素的肝硬化患者，应列为内镜下息肉切除的相对禁忌证（崔浩等，第147~154页）。林鹏等认为，当肝癌复发符合米兰标准时，补救性肝移植是最佳的治疗方案，在肝源紧缺的情况下，再次肝切除和局部消融是复发性肝癌合适的治疗方案（林鹏等，第155~160页）。杨婷等研究结果显示国产钆塞酸二钠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和诊断有效性（杨婷等，第161~167页）。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遗传性性疾病，其特征为非溶血性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罗磊等报道了3例由UGT1A1基因复合杂合突变引起的Crigler-Najjar综合征II型患者，并对其家系进行深入研究。报道了一种新的UGT1A1基因3位点复合杂合致病性突变(c.-3279T > G，c.211G > A和c.1456T > G)（罗磊等，第168~173页）。艾馨等认为，CXCR1/CXCL8轴可调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胆管上皮细胞异常增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核因子-κB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通路有关（艾馨等，第174~180页）。赵添等的研究结果显示，自发性门体分流道栓塞或者限流对改善肝性脑病患者症状有效且安全（赵添等，第181~185页）。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旧称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是一种自身免疫性肝病,其病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侵及小胆管的破坏性慢性肉芽肿性淋巴细胞性胆管炎,抗线粒体抗体(AMA-M2)和高水平的免疫球蛋白M(IgM)是其免疫学特点,Th17 激活在PBC晚期患者中占主导地位.我国近年来其患病率为42.70/10 万～276.59/10 万[1].此病若不及早诊治,会进展为肝硬化,25％的无症状患者在确诊后 10 年内会发展为肝衰竭,甚至肝癌,无症状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症状发作后5～8 年.我国一项大型长期队列研究表明此病早期大多无症状,后期可出现乏力或皮肤瘙痒,甚至腹水、黄疸等肝硬化失代偿期表现,大约30.6％的患者合并一种或多种肝外自身免疫疾病[2].大多数患者的肝脏组织学纤维化分期将在1.5年内进展一个阶段,一旦出现进行性黄疸,患者进入终末期(血清胆红素达到100 μmol/L,伴或不伴消化道出血、腹水或肝性脑病),生存期不超过 2 年.而对于熊去氧胆酸(UDCA)应答不全的患者预后更差,积极探索可以减轻胆汁淤积、延缓肝纤维化进展及延长生存期的药物成为目前研究热点,目前多个核受体的靶点药物正在进行临床实验.

王宪波教授认为"肝脾失调,毒损胆络"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的核心病机,疏肝利胆、健脾化湿、解毒化瘀是针对PBC病机的主要治疗法则.升麻可"解百毒",善治"毒""肿""痛""疮",其"解毒凉血"功效切合PBC"毒损胆络"的核心病机;在PBC患者治疗中适时应用升麻,不仅能提高PBC生化应答率,还能够改善症状、治疗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