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是第六大癌症,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原发性肝癌,约占原发性肝癌的 75％～85％. 在中国,原发性肝癌具有极高的发病率及病死率,给我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带来了重大挑战[1-2].

目的:探讨IκB激酶(IKK)/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对Myc过表达诱导的小鼠原发性肝癌发生发展的影响。方法:利用转基因小鼠将LAP-tTA小鼠与Alb-cre小鼠杂交，再与NEMO f1(NEMO为NF-κB必需调节蛋白)小鼠杂交，以产生LAP-tTA ＋/Alb-cre ＋/NEMO fl/wt小鼠，最后与tetO-Myc ＋小鼠杂交。本实验包括4组：(1)WT小鼠；(2)NEMO ΔLPC小鼠(肝细胞中NEMO敲除，无Myc过表达)；(3)Myc LAP-tTA小鼠(Myc过表达，无NEMO敲除)；(4)Myc LAP-tTA/NEMO ΔLPC小鼠(肝脏Myc过表达和NEMO敲除)。记录小鼠的生存曲线，观察肝脏大体形态。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肝脏肿瘤指标及肝祖细胞指标、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方法检测相关蛋白的mRNA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独立样本组与相应组。 结果:小鼠带瘤生存曲线显示Myc LAP-tTA/NEMO ΔLPC小鼠中位生存期明显短于Myc LAP-tTA小鼠(中位生存期M/P 50 56 d比83 d， P<0.01)；Myc LAP-tTA/NEMOΔLPC小鼠对比Myc LAP-tTA小鼠，谷草转氨酶[(739.40±35.61) U/L比(441.50±78.79) U/L， t＝2.464， P<0.05]、碱性磷酸酶[(3 142.0±287.6) U/L比(1 702.0±278.8) U/L， t＝3.129， P<0.01]、γ-谷氨酰基转移酶[(101.70±12.82) U/L比(37.31±9.34) U/L， t＝3.927， P<0.01]和总胆红素[(1.281±0.232) mg/dl比(0.618±0.051) mg/dl， t＝3.889， P<0.01]均显著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检测显示细胞角蛋白19(CK19)、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9(SOX9)水平在Myc LAP-tTA/NEMO ΔLPC较Myc LAP-tTA组小鼠肝脏亦明显升高；肝祖细胞标志物如角蛋白(CK19，4.336±1.970比0.680±0.234， t＝1.843， P<0.01)、CK7(3.884±0.338比2.370±0.525， t＝2.422， P<0.01)、甲胎蛋白(AFP，3 614.0±2 070.0比1 399.0±319.9， t＝1.057， P<0.01)、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的mRNA水平在Myc LAP-tTA/NEMO ΔLPC较Myc LAP-tTA组小鼠肝脏显著增高(7.900±0.997比3.084±0.711， t＝3.943， P<0.01)。 结论:肝细胞中特异性敲除NEMO从而抑制经典的IKK/NF-κB信号通路，可促进肝肿瘤的发生发展，并诱导混合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的发生。白细胞介素(IL)-6/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TAT3)通路与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可能参与混合型肝癌的发生发展。

原发性肝癌为国内外常见的恶性肿瘤，2020年成为全球范围内第7大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且病死率高居癌症第4位。精准诊断对原发性肝癌的预后至关重要。影像组学作为新兴无创的数据分析方法，从影像图像中提取大量高通量特征，为临床诊疗决策制定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目前，针对肝细胞癌诊断的影像组学模型多种多样，但缺乏共识。该共识基于当前最新研究证据，结合循证医学证据分级系统，综合考虑临床实际及专科医师经验，形成最终的影像组学模型推荐意见，以期为临床医师明确诊断提供方法学依据，形成最佳决策方案，指导临床综合治疗。

原发性肝细胞肝癌（HCC）合并胆管癌栓临床少见，增强CT或磁共振成像检查可行临床诊断，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手段。笔者报道1例HCC合并胆管癌栓术后复发病人采用免疫联合靶向治疗的临床经验，其研究结果显示：肝内病灶缩小，效果良好。

目的:探讨胆囊板入路（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在微创解剖性肝切除术（MIALR）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42例原发性肝癌行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6例，女6例；年龄为（55±13）岁。42例患者中，25例术中采用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CPA组；17例术中采用传统入路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传统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切缘均为阴性。CPA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肝蒂损伤，肝组织损伤，解剖操作空间（大、小）分别为150.00（130.00）min，100.00（100.00）mL，472.00（201.00）s，10例，366.00（94.75）s，9例，564.00（138.50）s，2例，2例，25、0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40.00（113.00）min，100.00（125.00）mL，670.00（107.00）s，8例，663.00（136.00）s，7例，783.00（189.00）s，8例，5例，2、19例；两组患者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时间、肝蒂损伤、解剖操作空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9、-3.254、-3.188， χ2 =6.493、34.314，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右前肝蒂例数、解剖右后肝蒂例数、肝组织损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282、-0.412， χ2=0.095、0.002、1.976， P>0.05）。（2）术后情况。两组患者均无术后出血；CPA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肿瘤病理学类型（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分别为68.00（48.50）U/L，52.00（35.50）U/L，28.30（12.35）mmol/L，12.40（2.40）s，2例，21、4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8.00（25.00）U/L，41.00（19.50）U/L，26.80（14.25）mmol/L，12.50（2.95）s，5例，15、2例；两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18、-1.488、-0.205、-0.320， χ2 =1.976， P>0.05），肿瘤病理学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用于MIALR安全、可行。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四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二位肿瘤致死病因，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近90%。既往肝细胞癌主要采用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治疗，随着靶向治疗的蓬勃发展，肝细胞癌患者有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本文就近年来肝细胞癌的靶向药物在单药治疗、联合治疗、新辅助治疗、转化治疗、辅助治疗的应用作一综述。

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当肿瘤直径≥5 cm时被定义为大肝癌，大肝癌因其自身特点，只有少部分能接受切除手术治疗，因而其非切除手术治疗成为广为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近年随着消融技术的发展，单独应用消融和消融联合其他方式治疗大肝癌的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虽然消融治疗大肝癌的报道很多，但目前并没有规范的治疗指南，在治疗策略方面仍存在争议，现就消融治疗大肝癌的发展、单独及联合消融治疗大肝癌的现状及其相关并发症的防范等方面进行综述。

原发性肝细胞癌是全世界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一半的新发肝癌发生在中国。大量临床研究和实践证明早筛和早诊可有效降低肝癌的5年总病死率。因此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肝癌筛查策略极其迫切。全国多中心前瞻性肝癌极早期预警筛查项目（Prospective suRveillance for very 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PreCar）专家组基于国内外主要相关指南、临床实践和PreCar项目研究最新进展，提出了中国早期肝癌筛查策略和具体流程，旨在为早期肝癌筛查和诊断提供实际方法，提高我国防控水平。

原发性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原发性肝癌中>90%病人是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其中66%的病人初诊时已处于中晚期，失去手术机会。因此，中晚期肝癌的防治及转化治疗尤为重要。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是中晚期肝癌的重要治疗手段，以其为核心的转化治疗展现出较好的肿瘤反应率及手术转化率。笔者深入分析国内外HAIC相关研究进展，系统阐述其发展历史及以HAIC为核心的转化治疗。

肝细胞癌（HCC）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第三大病因，是一项全球性健康挑战。外科根治性切除是HCC获得长期生存的最有效手段。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HCC患者就诊时或因肿瘤较晚，或因肝脏储备能力差，丧失了根治性切除机会。HCC对传统化疗不敏感，以往没有确切有效的HCC系统治疗药物。幸运的是，近10余年来，HCC的分子靶向治疗及免疫治疗药物研发均取得迅猛发展，陆续有多种药物和联合治疗方案获得批准用于临床，但总体疗效仍不理想，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