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沈阳地区儿童EB病毒(EBV)感染的流行情况，分析其血清学特征。方法:采用LIAISON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2017年8月至2018年7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就诊的26 714例患儿血清中抗EBV衣壳抗原IgM(VCA-IgM)抗体、抗衣壳抗原IgG (VCA-IgG)抗体、抗核抗原IgG(EBNA-IgG)抗体及抗早期抗原IgG(EA-IgG)抗体。根据VCA-IgM、VCA-IgG及EBNA-IgG 3项主要抗体的检测结果判断EBV感染状态；对其中VCA-IgM单独阳性的患儿，4～6周后复查EBV抗体。结果:26 714例患儿中VCA-IgM抗体阳性2 963例(11.09%)，VCA-IgG抗体阳性15 349例(57.46%)，EBNA-IgG抗体阳性14 263例(53.39%)及EA-IgG抗体阳性731例(2.74%)。15 149例男童VCA-IgM、VCA-IgG、EBNA-IgG及EA-Ig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0.98%(1 663/15 149例)、57.73%(8 745/15 149例)、53.49%(8 103/15 149例)及2.57%(389/15 149例)，11 565例女童上述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1.24%(1 300/11 565例)、57.10%(6 604/11 565例)、53.26%(6 160/11 565例)及2.96%(342/11 565例)，不同性别患儿在4项抗体检测阳性率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VCA-IgG及EGNA-IgG抗体阳性率随患儿年龄的增长逐步增高( χ2＝4 057.744、4 776.285，均 P<0.05)，至14岁时，患儿VCA-IgG及EBNA-IgG的阳性率分别达到87.98%(1 317/1 497例)及88.78%(1 329/1 497例)；三抗体联合检测显示，在VCA-IgM阳性的急性感染患儿中，以典型原发感染状态[36.38%(1 078/2 963例)]及原发感染恢复期或再激活状态[43.81%(1 298/2 963例)]为主；而VCA-IgG及EBNA-IgG双阳性的抗体组合模式占既往感染患儿的95.09%(12 777/13 437例)。在198例VCA-IgM单独阳性患儿中，有133例(67.17%)在复查时未发生血清IgG阳转。在所有就诊患儿中，无单独EA-IgG阳性患儿，而既往感染的患儿中3.19%(428/13 437例) EA-IgG阳性。 结论:EBV 4项抗体阳性率在男女患儿中无差异，其既往感染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抗体联合检测可为临床诊断提供更详细和可靠的信息；双份血清抗体检测可提高诊断的准确率；而EA-IgG是诊断EBV既往感染再激活的一个重要血清学指标。

目的:探讨以脑血肿为突出表现的单纯疱疹病毒脑炎的临床特点及宏基因二代测序(mNGS)对单纯疱疹病毒脑炎诊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诊治的1例以脑血肿为突出表现的单纯疱疹病毒脑炎患儿的临床表现、诊断过程和临床治疗及预后，并检索及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患儿，男，4岁，伴有低热、头痛、抽搐和呕吐，于当地医院行影像学检查后考虑患儿颅内占位，瘤内出血可能。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后行头颅CT检测显示颅内多发出血灶，伴血液系统疾病并发症可能，查血常规及凝血常规未发现异常，骨髓细胞学检查未见异常，脑脊液生化正常，常规白细胞8×10 6/L，脑脊液涂片、培养、二代测序均为阴性，脑脊液自身免疫性脑炎抗体检查亦均为阴性，脑组织活检提示炎症可能。行脑组织mNGS提示单纯疱疹病毒1型双份标本阳性，明确为单纯疱疹病毒脑炎。给予阿昔洛韦抗病毒治疗3周后，患儿病情好转，随访5个月，患儿四肢瘫痪，仅有眨眼及吞咽等活动。 结论:临床上不能排除脑炎的脑血肿等颅内出血，要考虑到单纯疱疹病毒脑炎的可能性；mNGS有助于明确中枢神经系统病原体的诊断。

目的:评价流感病毒抗原快速检测试剂在儿童应用中的灵敏度及特异性。方法:选取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于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361例流感样病例入组，采集双份鼻拭子，分别采用抗原快速法和荧光PCR法检测流感病毒，以荧光PCR法为金标方法，分析抗原快速法的灵敏度及特异性。结果:抗原快速法和荧光PCR法的患儿总检出率、不同性别患儿检出率和不同年龄段患儿检出率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但是，抗原快速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明显低于荧光PCR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另外，根据患儿不同年龄段分析其灵敏度和特异性，结果发现，在<3岁的婴幼儿中，抗原快速法的特异性较高，灵敏度较低，其阳性结果更有意义，而在>6岁的学龄儿童中，其灵敏度较高，特异性较低，其阴性结果更有意义。 结论:由于抗原快速法在不同年龄段患儿中灵敏度和特异性的差异，其在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中的阳性结果更为可靠，阴性有漏检的可能，而在学龄儿童中的阴性结果更为可靠，阳性有误诊的可能，有助于临床医生结合患儿年龄解读抗原快速法的检测结果。

目的:应用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明确1例嵌合型标记染色体患者的核型及其来源。方法:抽取患者的外周血样，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基因芯片检测和荧光原位杂交检测。结果:染色体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核型为mos 47，XX，+mar [45]/48，XX, +2mar[3]/ 46，XX[52];基因芯片检测结果为arr[hg19]15q11.1q11.2(20 161 372-24 314 675)×3，重复片段约4.15 Mb；荧光原位杂交显示约50%的细胞含有的标记染色体为一条包含有双份D15Z1探针位点片段的衍生双着丝粒15号标记染色体。此标记染色体未包含Prader-Willi syndrome/Angelman syndrome综合征的 SNRPN和 PML探针位点片段。 结论:当患者的核型与其表型不一致时，将细胞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技术相结合，可以明确患者的核型和基因定位，为其后续治疗提供更精准的遗传咨询。

目的:探讨X-连锁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X-ALD)患儿的临床特点，以及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疗效。方法:选择2015年2月至2018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3例X-ALD患儿为研究对象。这3例患儿按照入院时间先后顺序依次编号为患儿1、2、3；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7岁6个月、9岁7个月、8岁10个月；均伴脑型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CALD)症状。采集其一般临床资料；均接受改良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预处理方案，2例接受双份脐血移植(UCBT)，1例为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采取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这3例X-ALD患儿的临床特征及allo-HSCT疗效，对其随访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结果:①入院时，患儿1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顶枕叶白质、胼胝体压部、脑干部分纵行纤维受累；神经功能评分为0分，Loes评分为8分。患儿2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中脑外侧、2侧背侧丘脑后部、胼胝体压部等处受累；神经功能评分为0分，Loes评分为15分。患儿3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大脑脚及颞顶枕叶受累；入院时已发生失语，癫痫发作，双下肢、左上肢肌张力明显升高；神经功能评分为8分，Loes评分为6分。3例患儿均符合X-ALD诊断，其中患儿2、3按照神经功能和Loes评分不适宜接受allo-HSCT，而患儿家长仍强烈要求对患儿采取移植治疗。②接受预处理方案后，全部患儿allo-HSCT成功。患儿1、2、3输注的单个核细胞计数分别为0.74×10 8/kg、0.73×10 8/kg、2.22×10 8/kg；CD34 ＋细胞计数分别为0.26×10 6/kg、0.32×10 6/kg、2.27×10 6/kg；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分别为移植后第20、12、9天，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移植后第43、14、11天，3例患儿均植入成功。③随访结果显示，患儿1的短阵串联重复序列(STR)监测结果提示为完全植入状态，未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患儿2发生皮肤慢性GVHD(cGVHD)，予口服甲氨蝶呤治疗后好转；患儿3在移植后2个月，发生肠道急性GVHD(aGVHD)，予抗排异治疗后好转，并出现EB病毒(EBV)感染，予阿昔洛韦及膦甲酸钠治疗后好转。④患儿1治疗后复查头颅MRI结果提示疾病无进展，并且无神经系统损害的临床表现。患儿2移植后3个月病情稳定，头颅MRI复查结果提示疾病无进展，并且无神经系统损害临床表现，此后因家庭经济原因未接受定期复查，于移植后12个月死于突发感染。患儿3移植后，脑部损害进一步加重，反复抽搐，后自主呼吸无法维持，最终因脓毒血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于移植后4个月死亡。 结论:对于神经功能和Loes评分较好的X-ALD患儿，allo-HSCT能够阻止CALD症状进展。早期诊断后及时寻找合适的匹配供体，尽快行allo-HSCT，是X-ALD的有效治疗手段。但本研究仅为针对3例患儿的回顾性临床分析，allo-HSCT对X-ALD患儿的疗效及安全性有待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阐明济南市非EV-A71肠道病毒(enterovirus A71, EV-A71)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hand, foot, and mouth disease, HFMD)患者细胞因子表达谱变化，寻找特征性的细胞因子。方法:收集济南市2014—2017年非EV-A71感染HFMD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同时收集健康人血清作为对照组。采用Bio-plex液相芯片平台高通量同时检测27种细胞因子，使用GraphPad Prism和SPSS 22.0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结果:非EV-A71感染患者较健康对照组22种血清细胞因子发生显著改变，包括11种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 IL)、5种趋化因子(chemokines)、2种生长因子(growth factors)、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柯萨奇病毒A组16型(coxsackievirus A16, CV-A16)感染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有21种(秩均值17.06~19.00 pg/ml, 5.50~8.80 pg/ml， P<0.05)、20种(秩均值16.41~19.00 pg/ml，5.50~9.90 pg/ml， P<0.05)细胞因子表达较健康对照组升高，GM-CSF(秩均值9.65 pg/ml, 21.40 pg/ml，9.59 pg/ml, 21.50 pg/ml, P<0.05)均较健康对照组表达降低。CV-A6感染患者急性期和恢复期分别有19种(秩均值11.92~13.50 pg/ml, 5.50~6.45 pg/ml， P<0.05)和21种(秩均值12.00~13.50 pg/ml, 5.50~6.40 pg/ml， P<0.05)细胞因子表达较健康对照组升高，GM-CSF仅急性期(秩均值5.00 pg/ml，10.60 pg/ml， P<0.05)较健康对照组表达降低。双份血清分析显示：CV-A16感染患者恢复期IL-6(22.79pg/ml，35.88 pg/ml)和IFNγ诱导蛋白-10(interferon-induced protein 10，IP-10)(793.56 pg/ml, 2 157.32 pg/ml)表达较急性期降低；CV-A6感染患者恢复期IL-7(3.13 pg/ml, 1.165 pg/ml)、IL-15(27.84 pg/ml，16.005 pg/ml)和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调节活化因子(regulated upon activation normal T 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RANTES)(22 605.96 pg/ml, 7 040.90 pg/ml)较急性期表达反而升高。 结论:非EV-A71肠道病毒感染所致HFMD患者体内表现出广泛的细胞因子表达谱改变；不同病原体、不同临床病程具有不同的细胞因子表达特征，可为寻找与病程进展、临床诊断和以及免疫治疗有意义的指标提供科学数据。

目的:比较脊髓灰质炎（脊灰）疫苗3种接种程序基础免疫后的免疫原性。方法:选择≥2月龄健康婴儿为研究对象，采用完全随机化分组方法分成3组，应用Sabin株含有Ⅰ型、Ⅱ型和Ⅲ型的脊灰灭活疫苗（sIPV）和口服含有Ⅰ型和Ⅲ型的脊灰减毒疫苗（bOPV），按照1剂sIPV+2剂bOPV（1sIPV+2bOPV组）、2剂sIPV+1剂bOPV（2sIPV+1bOPV组）和全程sIPV（3sIPV组）3种程序完成基础免疫，分别采集3组基础免疫前和基础免疫后28~42 d双份血清，应用细胞微量中和试验测定脊灰中和抗体。采用方差分析、秩和检验以及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3组共205名受试者完成脊灰疫苗基础免疫后血清脊灰中和抗体Ⅰ型、Ⅱ型和Ⅲ型阳转率均高于97.00%、阳性率均高于98.00%、几何平均滴度（GMT）较基础免疫前均大幅度升高，3组Ⅰ型、Ⅱ型和Ⅲ型基础免疫前后阳性率、GMT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免疫后GMT均为Ⅰ型最高，Ⅲ型次之，Ⅱ型最低，Ⅱ型GMT水平 2sIPV+1bOPV组、3sIPV组均高于1sIPV+2bOPV 组。 结论:3组基础免疫后血清脊灰中和抗体均处于高水平，对脊灰病毒形成了有效的免疫屏障，均具有较好的免疫原性，但不同程序基础免疫后脊灰中和抗体水平存在一定差异，2sIPV+1bOPV组、3sIPV组对Ⅱ型脊灰病毒的免疫原性优于1sIPV+2bOPV组。

目的:对肺炎支原体(MP)实验室诊断方法进行比较，评估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研究。采集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临床诊断为MP感染的患儿咽拭子及双份血清；采集2017年3月至5月北京市朝阳区3~5岁健康儿童的咽拭子样本。采用被动凝集法(PA)检测双份血清，以双份血清特异性抗体滴度的4倍升高或降低为金标准，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检测MP感染的实验室方法进行比较和评估。结果:1．入组临床诊断MP感染患儿93例，其中男42例(45.2%)，女51例(54.8%)，平均年龄5.5岁，检出确诊MP感染60例(64.5%)。健康儿童349例，男198例，女151例，平均年龄4.3岁，咽拭子样本培养阳性率0.6%(2例)，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阳性18.9%(66例)。2.培养特异性最高(100.0%)，敏感性最低(65.0%)。PA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急性期单份血清，敏感性分别为71.7%、86.5%，绘制ROC曲线提示，目前临床采用诊断界值MP特异性抗体IgM≥1∶160并非最佳诊断界值。分子生物学诊断方法敏感性最高，分别为RNA恒温扩增实时荧光检测(SAT)85.0%, qPCR 93.0%；但特异性较低，分别为SAT 75.7%，qPCR 63.6%。3.同时检测患儿咽拭子MP核酸(SAT、PCR)和患儿急性期单份血清(ELISA、PA)，敏感性提升至95.0%~100.0%，特异性63.6%~75.7%。结论:分子生物学诊断MP感染敏感性高，其存在无症状感染或感染后携带，MP检测阳性，是否需要治疗需结合临床。检测病程1周左右的急性期单份血清敏感性高，对MP感染诊断有参考价值，但确诊需结合临床；采用急性期单份血清学检测方法结合SAT较单独应用检测MP感染的敏感性及准确性高。

目的:了解2019年河南省急性弛缓性麻痹(acute flaccid paralysis，AFP)病例中非脊髓灰质炎肠道病毒(non-polio enterovirus，NPEV)的型别及分布情况。方法:2019年河南省共报告AFP病例513例，每例病例采集双份粪便标本进行病毒分离，对NPEV阳性毒株进行VP1基因扩增和测序鉴定，序列的比对以及遗传进化树的构建通过MEGA5.1软件完成。使用Excel 2016和SPSS19软件对NPEV阳性毒株的流行病学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从513例AFP病例中共分离出39株NPEV，分离率为7.60%(39/513)，其中18株为A组病毒，21株为B组病毒，A组和B组病毒均包含7个血清型，未分离到C组和D组病毒。A组中以柯萨奇A组病毒(coxsackievirus A，CVA)4型和CVA16为主，B组中以埃可病毒(echovirus，Echo)11型为主。NPEV阳性毒株之间的核苷酸一致性为67.4%~100.0%，与原型毒株核苷酸一致性为71.4%~85.6%。NPEV主要集中在7岁以下的散居儿童当中，分离率为84.62%(33/39)，男女性别比为2.07∶1，分离率在不同年龄组之间以及不同性别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P>0.05)。A组病毒中CVA2、CVA4和CVA16分布比较广泛，B组病毒中Echo3、Echo11和Echo30分布比较广泛。时间上除1月份以外，全年均能分离出NPEV，其中A组病毒主要发生在4~7月，分离数占到全年的66.67%(12/18)，B组病毒主要发生在9月，分离数占到全年的28.57%(6/21)。 结论:2019年河南省分离的NPEV以B组Echo11为主要血清型，病原谱、地区分布以及不同年龄NPEV的分离率相比2018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要加强监测，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控，有效减少AFP的发生。

目的:比较两种γ-干扰素释放试验结果的一致性，从而为实验室选择检测方法提供参考意见。方法:同时收集北京大学民航总医院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住院的96例结核疑诊患者的双份全血标本，分别采用QIAGEN（凯杰）试剂盒和安图试剂盒内提供的样本管进行结核特异性抗原刺激试验，开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凯杰）和免疫化学发光法（安图）检测γ-干扰素，并根据各自试剂盒内的说明书进行结果判定。以临床或细菌学证据诊断结核病为标准，比较两种试剂盒判定结果的一致性，并对结核病的诊断效能作出评价。同时选取60份经凯杰试剂盒内结核特异性抗原刺激后的血浆，分别进行ELISA法和化学发光法检测γ-干扰素，比较两种γ-干扰素检测系统之间的一致性。判定结果的一致性分析采用 Kappa检验，γ-干扰素组间数据的差异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和Bland-Altman图显示。 结果:96份样本中，凯杰诊断结核的敏感度为81.82%（18/22），特异度为74.32%（55/74）；安图诊断结核的敏感度为72.73%（16/22），特异度为70.27%（52/74）。两个系统γ-干扰素释放试验判定结果的一致性较好( Kappa值为0.847， P<0.05)。其中凯杰诊断结核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为0.807（95%可信区间：0.702~0.911）；安图为0.765（95%可信区间：0.640~0.889），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958， P>0.05）。比较两个系统检测同一份血浆γ干扰素的结果，相关回归分析显示一致性良好（ R2=0.97， P<0.05）；但比较同一份患者样本在不同试剂盒刺激后的γ干扰素水平，结果相关性较差（ R2=0.41， P<0.05）。 结论:安图系统与凯杰系统的γ干扰素释放试验判定结果的符合性较好，两系统检测γ-干扰素的结果一致性良好。抗原包被量、效价以及试验体系不同可能是导致γ-干扰素释放量不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