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以心情低落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常见精神疾病,在临床实际接触中抑郁患者往往伴有失眠症状,尤其是在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失眠及抑郁更是当下常见的精神障碍类疾病,往往是两种症候并存.以往的治疗中抗抑郁、抗失眠药物联合使用可以达到治疗抑郁失眠的作用,但副作用大,使用限制多,故研究两者共同靶点,寻找抑郁失眠共病新治疗方法是当下急需的.本文围绕食欲素及其受体信号通路、脑区分布等方面探析,综合论述食欲素与失眠、抑郁共病之间的联系及可能涉及的作用靶点、机制通路,思考从食欲素治疗抑郁失眠共病的可能性,以期为食欲素的开发与应用提供参考,更好地解决抑郁失眠共病问题.

儿童营养状况差不仅会对机体生长发育造成不可逆损伤，还会影响临床预后。尽管近年来临床对儿童营养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管理流程不断完善，儿童营养不良的发生率逐年下降，但手术患儿因面临疾病和手术的双重打击，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仍然较高，且手术患儿营养管理的不足可能加重这一趋势。本文介绍手术患儿营养状况、营养筛查工具的使用以及营养评估方法，以提高小儿外科医生对手术患儿营养状况的关注，加强手术患儿围手术期营养管理。

目的:探讨在单一和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不同情绪状态对大学生注意控制能力的影响。方法:2022年3—5月，招募新疆师范大学28名大学生为被试，使用情绪图片启动被试的积极、消极和中性情绪状态，随后考察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双选择Oddball+Stroop"任务中的注意控制能力差异。试验设计为3(情绪状态：中性情绪、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4(任务类型：基线任务、单一反应抑制、单一干扰抑制和双重注意控制任务)的被试内设计，E-prime软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采用SPSS 21.0对28名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情绪状态与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6，22)＝2.70， P<0.05]；情绪状态主效应不显著[ F(2，26)＝0.79， P＝0.461]；任务类型主效应显著[ F(3，25)＝28.46， P<0.001]，基线任务、单一干扰抑制任务、单一反应抑制任务、双重注意控制任务的平均反应时两两之间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在单一反应抑制任务中，积极情绪状态[(499.62±72.09) ms]和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521.52±86.39) ms]均显著长于中性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475.43±76.38) ms，均 P<0.05]，消极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积极情绪状态下反应时( P<0.05)；基线任务、单一干扰抑制任务、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被试在3种情绪状态下的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单一注意控制任务中，积极和消极情绪状态对大学生的反应抑制能力均产生情绪干扰效应，其中消极情绪状态的干扰效应更明显；在双重注意控制任务中情绪干扰效应消失。

目的:通过对富含黑色素的肿瘤染色方法进行改进，探索一种新的非脱色素的黑色素肿瘤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以提高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质量。方法:对5例含黑色素丰富的黑色素肿瘤进行5种不同方法染色，包括3种当前使用的染色方法及改进的硫酸亚铁特殊染色与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染色抗体包括鉴别诊断中常用的Ki-67、Melan A、广谱细胞角蛋白（CKpan）；比较上述抗体经5种不同方法染色的效果。结果:未脱色素组的染色结果因黑色素与二氨基联苯胺（diaminobenzidine，DAB）染色结果互相重叠，难以区分；高锰酸钾脱色素组由于氧化的作用，导致组织易脱片、抗原丢失致染色弱等问题；3-氨基-9-乙基咔唑（3-amino-9-ethylcarbazole，AEC）染色虽然能较好区分黑色素与肿瘤细胞染色，但染色较弱，且不利于长期保存；硫酸亚铁染色与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能很好地将肿瘤细胞染成棕黄色、黑色素染成墨绿色，既不会导致抗原丢失，又便于区分。结论:硫酸亚铁特殊染色与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能很好地将肿瘤中黑色素与肿瘤细胞的DAB显色结果区分开来，且不影响染色强度，显著优于现有的黑色素肿瘤免疫组织化学处理方法。

目的:为了解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在应用中的状况，本文对搜集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类型、时间、发表部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应用Howlett和Ramesh政策工具分类、政策发展双重维度构建政策文本X-Y二维分析框架，将政策分为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混合性工具3类，对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进而分析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得到的政策支持及成果转化中存在的政策阻碍，最后提出对策建议。方法:通过国务院、科技部官网搜集医学成果转化政策文本，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应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对政策样本进行编码整理，并通过构建的X-Y二维分析框架进行二维分析，最终通过定量定性结合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结果:通过对编码数据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强制性工具占比较高，自愿性工具使用占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各类政策工具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也不一致，仍有改善的空间。结论:通过对我国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应用结果的定性与定量分析，本文提出3方面的对策建议：首先，在强化政策实施阶段，需要更加细化政策工具的实施路径与方案，促进政策实现真正落实。其次，各类政策工具均衡发展，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与实施，强制性工具、混合性工具、自愿性工具均衡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医学科技成果转化流程通畅的政策体系，提高政策效用。最后，完善医学机构内部导向评价机制，激励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工作。

目的:评价强化干预措施对HIV感染单阳家庭（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干预效果。方法: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将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7个乡镇按照单阳家庭配偶间传播状况匹配分为常规干预组和强化干预组，该乡镇内所有研究对象分别纳入到常规干预组和强化干预组，开展为期1年的综合干预。在干预措施实施前后第6个月分别开展基线调查和随访，对2组单阳家庭夫妻双方进行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评价强化干预效果。结果:基线调查899户单阳家庭（强化干预组393户和常规干预组506户），随访806户（强化干预组349户和常规干预组457户）。与常规干预措施相比，强化干预措施未能提高阴性配偶对每个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 P>0.05），但能够提高其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 β=1.40， P=0.008）；与常规干预措施相比，强化干预措施能够降低单阳家庭配偶间性行为频次（ β=-0.73， P=0.021），提高安全套坚持使用率（ β=0.19， P=0.007），但并未降低阴性配偶HIV抗体阳转率（ β=-0.61， OR=0.55，95% CI：0.18~1.66， P=0.294）。 结论:强化干预措施能够提高单阳家庭阴性配偶的艾滋病认知水平，促进其采取安全性行为措施，但未能降低阴性配偶的HIV抗体阳转率。需要进一步增加干预措施实施以及随访的时长来客观评价强化干预的效果。

肠促胰素是由胃肠道产生的内分泌因子，包括胰高糖素样肽-1（GLP-1）和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其主要作用是增加葡萄糖刺激后的胰岛素分泌。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肠促胰素效应是减弱或消失的。单独应用GIP不能降低T2DM患者血糖，但其与GLP-1联合使用时，产生协同作用，通过对胰岛β细胞双重作用来增强胰岛素分泌，对大脑两种受体信号通路的激活产生更强烈的抑制食欲作用，同时GIP增强脂肪组织的脂质缓冲能力，改善胰岛素抵抗，从而提高降糖、减重和降脂的疗效，且不良反应更少。该文回顾了GIP和GLP-1在治疗T2DM中的协同作用，尤其是GIP在调控脂质代谢方面复杂性的研究进展。

综述目前针灸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overactive bladder, OAB)的临床研究，认为针灸治疗女性OAB具有较好疗效和应用前景，其优势主要在于简单易行、不良反应较少、短期内起效较快，其中电针疗法具有针刺与神经电刺激的双重功效，且取穴较少、操作方便，尤其以八髎穴中的一或数穴为主穴治疗，临床收效显著；灸脐法、耳针治疗均可有效改善OAB患者尿频、尿急程度；针灸并用亦有一定疗效，但因操作相对繁琐，且治疗周期较长，目前临床未见大规模使用。

目的:总结9例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ABOi-KT)的临床经验，并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2016年4月至2019年12月完成9例ABOi-KT，其中A供B型3例，B供O型3例，B供A型1例，AB供B型2例。受者血型抗体预处理方案均采用口服免疫抑制剂联合单膜血浆置换(PE)和(或)双重滤过血浆置换(DFPP)、利妥昔单抗方案。观察预处理不良反应。监测预处理前后和肾移植前后受者血型抗体效价及其他相关指标；观察术后并发症。结果:2例受者在血浆置换过程中出现口角麻木及不自主抖动，1例使用利妥昔单抗后出现输注反应，经处理后均好转。9例受者移植当天血型抗体IgM、IgG及总效价均≤1∶4，术后2周内无血型抗体效价反弹(均≤1∶8)。前3例受者术后出现肾周血肿，后6例受者更换肝素给药方式后未再出现。9例受者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均恢复良好，血肌酐及估算肾小球率过滤恢复良好，4例血肌酐缓慢升高后行肾穿刺活检，其中1例结合临床及病理诊断急性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末次随访，移植肾存活率为100 %。结论:ABOi-KT是安全、可行的，可部分缓解供肾短缺问题。

目的:研究体内微进化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阿萨希毛孢子菌标准株源自荷兰真菌多态性保藏中心，阿萨希毛孢子菌原代株TO（氟康唑敏感）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1例毛孢子菌病的临床分离株，进化株TEVO（氟康唑耐药）在该患者2014年复诊时分离。体外构建上述菌株的生物膜，使用四甲基氮盐（XTT）还原法及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评估生物膜生长动力学并测定生物膜厚度；体外测定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对不同生长阶段生物膜的最低抑菌浓度（SMIC），评估生物膜的耐药性。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artley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若方差齐，选用LSD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方差不齐，选用Tamhane′ T2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结果: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0 h）及形成阶段（4 ~ 24 h），进化株TEVO代谢活性最弱（ F黏附 = 35.705， P < 0.001； F形成 = 15.042， P < 0.001）。而黏附后第48小时生物膜成熟，此时生物膜代谢活性最弱的菌株为TO株（ F = 10.985， P < 0.001）。生物膜厚度测量结果显示，成熟阶段TEVO株生物膜厚度[（26.1 ± 1.18）μm]大于TO株[（22.8 ± 1.73）μm， P = 0.001]，但小于标准株[（29.5 ± 1.28）μm， P = 0.001]。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及形成阶段，唑类抗真菌药物对TEVO株的SMIC值大于TO株；生物膜成熟阶段，3株菌生物膜的SMIC值均大于1 024 mg/L。 结论:在宿主内环境和抗真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发生了适应性改变，并增强了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