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静脉溶栓后行双重抗血小板联合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治疗轻型缺血性卒中的疗效。方法:选取瑞安市人民医院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确诊的轻型缺血性卒中患者8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n＝41例)和观察组( n＝41)，对照组静脉溶栓后给予阿司匹林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双重抗血小板和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治疗，两组疗程3个月，比较两组总有效率及治疗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变化、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改善情况、日常生活能力及回归社会的能力变化，并观察并发症及预后情况。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5.12%(39/41)，高于对照组的78.05%(32/41)(χ 2＝5.145， P<0.05)。治疗后，观察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评分量表(NIHSS)评分、改良Rankin评分量表(mRS)评分、Barthel指数(BI)评分分别为(0.34±0.18)分、(92.15±6.73)分、(0.87±0.36)分，对照组分别为(0.92±0.35)分、(76.05±4.86)分、(1.64±0.52)分，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592、11.308、7.099，均 P<0.05)；观察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血小板聚集率分别为(4.13±0.36)mPa/s、(1.39±0.31)mPa/s、(32.35±2.61)%，均低于对照组的(8.65±0.72)mPa/s、(1.62±0.47)mPa/s、(39.07±3.25)%( t＝32.740、2.382、9.400，均 P<0.05)。两组均未出现脑出血和病死病例，两组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2.565， P>0.05)。 结论:轻型缺血性卒中患者给予静脉溶栓治疗后，行双重抗血小板联合小牛血清去蛋白注射液治疗能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生活能力及血液流变学指标。

全球范围内炎症性肠病(IBD)的发病率日益升高，随着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等新药的研发，IBD治疗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生物制剂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拮抗剂、抗整合素抗体、抗白细胞介素抗体等，小分子药物包括Janus激酶抑制剂和磷酸二酯酶4抑制剂等。然而，仅40%的IBD患者在使用生物制剂1年后获得临床缓解，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疗效逐渐下降。2种生物制剂联合或1种生物制剂与1种小分子药物联合使用的新治疗方案，在IBD临床治疗或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对难治性IBD或伴肠外表现反复发作的IBD患者，双重联合治疗可能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选择。现对生物制剂双重联合治疗IBD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前我国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虽然新的生物制剂不断出现，其诱导中、重度患者的临床缓解率高于传统药物，在降低手术风险和改变自然病程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生物制剂单药治疗的缓解率仍不够理想。这种情况下，生物制剂联合治疗是一种可行的策略。双重生物制剂疗法主要适用于难治性或合并肠外表现的IBD患者，在临床实践中常根据药物特点将其组合使用，表现出相对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但一系列关键问题仍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证据进一步探究。

肥胖是多种肿瘤发生的高危因素，在肥胖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脂肪组织分泌的脂肪因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同的脂肪因子通过其各自的信号通路发挥着促癌或抑癌作用。调整生活方式控制体质量或者靶向脂肪因子及其受体，是肿瘤治疗领域的一大研究方向，但目前多数因子还处于基础研究及临床前研究阶段，有关各种脂肪因子促癌或抑癌的分子机制还待进一步探索，同时双重抑制剂及联合疗法是未来脂肪因子用于肿瘤治疗的重点研究策略。

目的:比较乳腺癌患者保乳术后采用乳腺托架定位与基于热塑体膜双重标记联合开窗技术定位方式的放疗摆位误差及放射性皮肤反应，对热塑体膜双重标记联合开窗技术定位方法的可行性进行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收治的83例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47.5±10.1）岁。根据定位方式将患者分为乳腺托架组（41例）和体膜组（42例），2组患者在放疗前通过直线加速器在机载锥形束CT（CBCT）下进行摆位验证。根据美国肿瘤放射治疗协作组制定的标准评估入组患者的急性和晚期放射性皮肤反应。摆位误差的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体膜组在左右（ X轴）[（2.14±0.19） mm对（2.96±0.20） mm]、头脚（ Y轴）[（2.49±0.15） mm对（3.05±0.16） mm]、腹背（ Z轴）[（2.41±0.22） mm对（3.14±0.19） mm]方向的摆位误差明显小于乳腺托架组（ t=2.98、2.63、2.49，均 P<0.05）；且在摆位误差≤3 mm时， Y轴方向体膜组分布比例高于乳腺托架组（72.20%对48.78%， χ2=7.23， P=0.01）；在摆位误差>5 mm时， X轴（3.81%对8.78%）、 Y轴（8.78%对33.17%）、 Z轴（10.95%对24.88%）方向体膜组分布比例均低于乳腺托架组（ χ2=4.37、12.40、13.73，均 P<0.05）；2组患者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发生率（30.95%对53.66%）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39， P=0.04）。 结论:基于热塑体膜双重标记联合开窗技术定位方式减小了摆位误差、减轻了急性放射性皮肤反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重复性，更安全可靠，且操作简捷。

放射治疗是食管癌综合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其在免疫系统中具有双重作用，并可以介导全身免疫反应的发生。但放疗诱导的肿瘤杀伤效果有限，联合靶向免疫治疗可以增加远隔效应的发生。现多项临床研究已证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如PD-1/L1抗体)在晚期食管癌治疗中的作用和巨大潜力，而放疗和ICIs具有协同作用。目前正在开展的多项同步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研究，有望确定该综合治疗方法在食管癌中的疗效，明确其在提高抗癌治疗的效率和成本效益方面的作用。

目的 观察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序贯血浆置换(PE)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RRT)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ACLF)合并急性肾损伤(AKI)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2022年12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ACLF合并AKI的90例患者临床资料,依据不同的血液净化方式,分为DPMAS序贯PE联合CRRT组(观察组,n=31),DPMAS序贯PE组(对照组,n=59).收集所有患者入院一般资料、血液净化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包括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炎症指标等,计算eGFR、MELD-Na评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内前后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两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48.4%(15/31),高于对照组治疗的有效率27.1%(16/59)(χ2=4.071,P= 0.044).两组血液净化方式均可有效改善TBil、ALT、AST、PTA、Scr、PCT、CRP、eGFR及MELD-Na评分(P值均<0.05);两组治疗后PLT及Hb均显著降低(P值均<0.05);而BUN、Alb、INR治疗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对照组与观察组的AST、Scr、PCT、eGFR、MELD-Na评分、Hb、PLT治疗前后差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结论 DPMAS序贯PE联合CRRT模式可有效清除炎症介质,改善肾功能,稳定机体内环境,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常规治疗对高危神经母细胞瘤的预后较差,因此正在探索治疗本病的新方法.近年来,联合免疫疗法已成为治疗神经母细胞瘤最有前途的方法之一.本文综述了 5种类型免疫疗法(抗体、疫苗、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神经母细胞瘤的进展.免疫疗法预示着儿科癌症治疗的新纪元,有望实现提高长期生存率和降低高危神经母细胞瘤儿童的长期和短期毒性的双重目标.

磷脂酰肌醇3-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I3 K-AKT-mTOR)信号通路的上游通路主要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MET)和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FGFR)等各类受体的酪氨酸激酶,其受体的突变、扩增常会导致PI3K-AKT-mTOR信号通路的失调,引起肿瘤发生发展.该通路异常激活常伴随着下游关键分子的改变包括PIK3CA、AKT1、PTEN的基因突变,PIK3CA、AKTI、AKT2的基因扩增,肿瘤抑制基因PTEN的缺失等.PI3K-AKT-mTOR信号通路抑制剂主要包括PI3K抑制剂、AKT抑制剂、mTOR抑制剂和双重抑制剂等.PI3K-AKT-mTOR抑制剂对肿瘤免疫微环境、免疫细胞均有显著影响.PI3K-AKT-mTOR抑制剂单药治疗肿瘤具有一定局限性,如联合DC疫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CAR-T细胞等免疫疗法可增强抗肿瘤疗效.

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是将P2Y12受体拮抗剂(氯吡格雷、普拉格雷或替格瑞洛)与阿司匹林联合使用.该疗法的治疗对象主要是在过去12个月内曾患有急性冠脉综合征或行经皮冠脉介入术治疗的患者.随着对该疗法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长时间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在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患者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