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同维度对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方法: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选取216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其中单相抑郁组134例，双相抑郁组82例，同期选取正常对照组111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及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评估所有入组被试的情绪症状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使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三组被试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以及情绪症状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双相抑郁组和单相抑郁组的自我责难[14.00(12.00，17.00)分，13.50(12.00，16.00)分，12.00(11.00，12.00)分]、反刍[15.00(12.00，19.00)分，14.00(12.00，17.00)分，12.00(10.00，13.00)分]、灾难化[13.00(11.00，17.00)分，12.00(9.00，16.00)分，8.00(6.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双相抑郁组的责难他人[11.00(8.75，13.25)分，9.00(8.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积极重新评价[12.00(12.00，15.00)分，11.00(8.75，13.00)分]得分显著高于单相抑郁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理性分析[10.00(8.00，12.00)分，12.00(10.00，13.00)分，12.00(10.00，13.25)分]得分显著低于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组(均 P<0.01)。单相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HAMD[25.00(22.00，26.25)分，23.00(18.00，28.00)分，3.00(0，6.00)分]和HAMA[17.00(14.00，21.00)分，20.00(16.00，27.00)分，1.00(0，3.00)分]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分别是单相抑郁( OR＝1.19，95% CI＝1.05~1.35； OR＝1.17，95% CI＝1.06~1.30； OR＝1.14，95% CI＝1.02~1.27)和双相抑郁( OR＝1.30，95% CI＝1.14~1.50； OR＝1.21，95% CI＝1.07~1.36； OR＝1.13，95% CI＝1.01~1.28)的风险因素，积极重新评价是单相抑郁( OR＝0.83，95% CI＝0.73~0.95)和双相抑郁( OR＝0.84，95% CI＝0.73~0.98)的保护因素。在控制HAMD、HAMA以及性别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对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不再显著(均 P>0.05)。 结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疾病风险紧密相关，且这种影响受到患者自身的抑郁、焦虑等因素的影响。

目的:探讨非自杀性自伤对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意念的影响，以及反刍思维和抑郁在非自杀性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对397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所有数据处理和分析均采用SPSS 23.0，用相关分析、Bootstrap分析法等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非自杀性自伤评分为(29.192±11.281)分，反刍思维评分为(65.036±12.284)分，抑郁评分为(75.770±11.278)分，自杀意念评分为(40.681±11.626)分。非自杀性自伤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r＝0.403， P<0.01)，与反刍思维、抑郁呈显著正相关( r＝0.332、0.470，均 P< 0.01)；反刍思维与抑郁、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r＝0.549、0.181，均 P<0.01)；抑郁与自杀意念呈显著正相关( r＝0.313， P<0.01)。非自杀性自伤对自杀意念的直接效应值为0.341(95% CI＝0.238~0.444)，非自杀性自伤通过两条路径间接影响自杀意念，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57(95% CI＝0.077~0.114)，反刍思维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效应值为0.026(95% CI＝0.004~0.057)。 结论:非自杀性自伤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意念，也可以通过反刍思维和抑郁间接影响自杀意念。

反刍综合征是一种以反复且毫不费力的餐后食物反流为特征性临床表现、以胃食管压力梯度逆转为最基本发病机制的消化系统疾病，又称反刍障碍。该病的诊断主要基于病史，必要时可结合食管功能检查。反刍综合征极易被误诊为胃食管反流病，两者在临床上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本文通过对反刍综合征的临床特点进行总结与归纳，以期为该病的早期识别与诊断提供思路。

反刍思维是一种在多种精神障碍中常见的病理性的习惯性思维模式，与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和强迫障碍等精神障碍的症状严重程度、治疗结局和社会功能结局密切相关。近年来反刍思维成为了精神障碍临床诊疗关注的热点，但反刍思维的研究仍面临挑战，主要包括概念模糊、缺乏一致的评估工具、病理机制不明确以及缺乏有效的干预方法等。为增强对不同精神障碍反刍思维的理解，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概述介绍反刍思维的概念、评估、病理机制和干预手段，以期为反刍思维的临床诊疗提供借鉴和参考。

目的:探讨短程正念认知团体心理干预对抑郁障碍患者负性思维和正念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3月至2023年4月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126例抑郁障碍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A组与B组，每组63例。A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B组予以常规药物治疗联合短程正念认知团体心理干预，均治疗8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的抑郁症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负性思维[反刍思维量表(RRS)评分]、正念水平[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评分]、临床疗效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结果:两组治疗后的HAMD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均 P<0.05)，且B组治疗后的HAMD评分低于A组( P<0.05)；两组治疗后的RRS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均 P<0.05)，且B组治疗后的RRS评分低于A组( P<0.05)；两组治疗后的FFMQ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5)，且B组治疗后的FFMQ评分高于A组( P<0.05)；B组总有效率为93.65%(59/63)，高于A组的80.95%(51/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26例患者出现失眠2例，恶心1例，口干1例，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3.17%(4/126)。 结论:短程正念认知团体心理干预在抑郁障碍治疗中的应用效果较好，能够减轻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负性思维与正念水平，值得推广与应用。

目的:探究不孕症患者述情障碍、反刍思维、抑郁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横断面现状调查，选择2018年9—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229例不孕症患者进行现场问卷填写，以 t检验、方差分析、路径分析等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 结果:不孕症患者抑郁得分（13.17 ± 8.66）分、述情障碍得分（51.62 ± 10.91）分、反刍思维得分（18.28 ± 10.65）分，三者之间呈正相关（ r值为0.442、0.551、0.569，均 P<0.05），述情障碍在不孕症患者反刍思维与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为0.026 4，占总效应的24.81%。 结论:不孕症患者抑郁现状不容乐观，反刍思维通过述情障碍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患者内心的情感不能有效抒发，容易形成负性应激情绪，从而导致抑郁的发生，医护人员、家属应当重视患者内心想法和反刍思维，及时倾听、疏导，促进患者身心康复。

目的:探讨抑郁障碍青少年反刍思维与抑郁症状和自杀未遂的关系，及反刍思维在抑郁症状和自杀未遂间的中介作用。方法:对331例11~18岁抑郁障碍青少年开展问卷调查，采用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评估抑郁症状、反刍思维量表-10简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10)评估反刍思维，采用MINI 5.0中文版自杀模块评估自杀行为。应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χ 2检验、 t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和分层回归分析；应用SPSS PROCESS V 3.4插件进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未遂发生率为53.78%，其中女孩(59.48%)显著高于男孩(40.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16， P<0.01)。与无自杀未遂组相比，自杀未遂组在PHQ-9[(11.08±9.26)分与(14.43±7.49)分， t＝-3.634， P<0.01]、强迫思考[(10.76±3.89)分与(12.44±3.87)分， t＝-3.926， P<0.01]、反省深思[(10.05±3.54)分与(11.20±3.33)分， t＝-3.044， P<0.01]和反刍思维总量表[(20.81±6.78)分与(23.64±6.42)分， t＝-3.898， P<0.01]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回归分析显示女孩( β＝0.175， t＝3.228， P＝0.001)、抑郁症状( β＝0.168， t＝3.082， P＝0.002)、反刍思维( β＝0.138， t＝2.364， P＝0.019)是自杀未遂的风险因素。反刍思维在抑郁症状与自杀未遂之间起着完全中介效应(效应值＝0.013，95% CI＝0.003~0.027)。抑郁症状能显著正向预测反刍思维( P<0.01)；反刍思维显著正向预测自杀未遂( P<0.05)。 结论:抑郁障碍青少年自杀未遂发生率较高，其抑郁症状主要通过反刍思维影响自杀未遂，临床中应对反刍思维进行有效的评估和干预，通过心理治疗调整患者认知反应方式，减轻反刍思维，提高心理健康水平，降低自杀发生率。

目的 调查倒班护士的睡眠担忧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睡眠担忧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自我调节疲劳量表和反刍思维量表对368名倒班护士进行调查.结果 倒班护士睡眠担忧总分为40.00(33.00,44.75)分,担忧睡眠后果和不能控制睡眠2个维度评分分别为24.00(21.00,28.00)分、16.00(12.00,17.75)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状况、失眠、自我调节疲劳和反刍思维是倒班护士睡眠担忧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倒班护士的睡眠担忧程度较严重,可以通过改善其失眠症状、降低自我调节疲劳程度和反刍思维水平来减轻倒班护士的睡眠担忧水平.

目的 调查孕晚期妇女睡眠障碍状况及危险因素,为孕期睡眠管理提供依据.方法 以便利抽样法选择2021年9月-2022年12月于金华市人民医院产检的426名孕晚期孕妇行横断面调查,应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评价睡眠质量情况,统计睡眠障碍发生率.收集孕妇社会人口学资料、产科资料、孕期生活方式及心理学资料,应用x2检验、成组t检验观察孕妇上述资料与孕晚期睡眠障碍的关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明确独立危险因素.结果 本次共发放问卷426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89份,有效率91.31％.389名孕妇PSQI评分平均(6.35±2.09)分,其中存在睡眠障碍184名(47.30％),无睡眠障碍205名(52.70％).文化程度、流产史、妊娠并发症、久坐时间、临睡前摄入液体、反刍思维量表(RRS)评分、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均与孕晚期妇女睡眠障碍有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OR=0.621,95％CI=0.425～0.906)为孕晚期妇女睡眠障碍独立保护因素,流产史(OR=2.500,95％CI=1.241～5.037)、久坐时间每天≥7 h(OR=2.836,95％CI=1.108～7.259)、临睡前摄入液体(OR=2.424,95％CI=1.184～4.962)及 RRS 评分(OR=1.138,95％CI=1.029～1.258)为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孕晚期妇女睡眠障碍发生率高,危险因素多样,有必要加强关注,给予针对性干预.

目的:探讨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反刍、连带病耻感与创伤后成长间的关系.方法:选取孤独症儿童父母339名,采用连带病耻感量表(ASS)、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事件相关反刍问卷(ERRI)中的侵入性反刍分量表(ERRI-I)及目的性反刍分量表(ERRI-D)测量连带病耻感、创伤后成长、侵入性反刍及目的性反刍.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作用检验.结果:ASS得分、ERRI-I得分、ERRI-D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39～0.72,均P＜0.01),PTGI得分与ASS得分呈负相关(r=-0.26,P＜0.01)、与ERRI-D得分呈正相关(r=0.10,P＜0.05).在ASS得分与PTGI得分的关系中,ERRI-D得分起部分中介作用(95％CI分别为0.01～0.07),ERRI-I得分与ERRI-D得分起链式中介作用(95％CI分别为0.03～0.14),两中介通径均存在遮掩效应.结论:在孤独症儿童父母的连带病耻感与创伤后成长的负相关关系中,目的性反刍起部分中介作用,侵入性反刍与目的性反刍起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