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学校氛围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方法:2022年6—9月，采用家庭累积风险问卷、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以及儿童抑郁自评量表、学校氛围量表对1 136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25.0中的宏程序PROCESS检验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和学校氛围的调节效应。结果:(1)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得分为1.00(2.00)分、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得分为21.00(8.00)分、抑郁得分为7. 00(9. 00)分；学校氛围得分为3. 32(0.76)分。(2)家庭累积风险与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呈正相关( r＝0.28， P<0.01)、与抑郁呈正相关( r＝0.43， P<0.01) 。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与抑郁呈正相关( r＝0.41， P<0.01)，学校氛围与抑郁呈负相关( r＝－0.56， P<0.01)。(3)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在家庭累积风险与抑郁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80.49%(0.33/0.41)、19.51%(0.08/0.41)。(4)学校氛围在家庭累积风险对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学校氛围水平较高时，家庭累积风险对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增强( Bsimple＝0.34， P<0.001)。 结论: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在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学校氛围在家庭累积风险和非适应认知情绪调节间起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群体中侵入性意象对于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途径，以及情绪调节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发放心理评估工具，包括身体部位的满意度和不满意量表（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Parts Scale）、侵入性意象量表（Intrusive Visual Imagery Questionnaire，IVIQ）、进食障碍调查问卷（Eating Disorder Inventory，EDI）和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对4座城市的5 746名大学生身体不满意程度、侵入性意象倾向水平、进食障碍风险、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进行问卷调查。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可能的中介作用，以及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作用，并采用简单斜率进一步分析。结果: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β=0.19， t=13.03， P<0.01），且放入中介变量侵入性意象后，该正向效应仍然显著（β=0.09， t=7.00， P<0.01）。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对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正向效应都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认知重评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8和0.24，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9和0.23， P<0.01）。同样表达抑制使用倾向较高的被试者较使用倾向较低的被试者，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的正向效应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7和0.21， P<0.01），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间的正向效应也更高（简单斜率分别为0.25和0.17， P<0.01）。 结论:侵入性意象在身体不满意和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中起中介作用。同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可增强身体不满意与侵入性意象，以及身体不满意与进食障碍风险的相关性。

目的:深入了解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对恶心呕吐症状的认知与积极应对策略，为临床护士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方案提供依据。方法:2019年5—7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选取乳腺外科住院治疗的15例术后辅助化疗期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访谈，采用Colaizzi资料分析原则进行资料整理分析，提炼主题。结果:通过分析提炼出4个主题：对恶心呕吐的感知；恶心呕吐的伴随症状；恶心呕吐对患者的情绪、社会交往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患者采取多种途径积极应对恶心呕吐，包括自我调节、行为调整、社会支持和寻求专业帮助。结论:医护人员应关注乳腺癌术后化疗患者的恶心呕吐情况及所采取过的应对策略，及时进行评估及干预，以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其生命质量。

目的:探讨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不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间的现状与其相关关系，为降低安宁疗护护士的压力反应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2月选取北京市、江苏省、湖南省和安徽省的448名安宁疗护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压力负荷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压力反应问卷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在分析其得分水平之后，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得分为66.00（55.00，67.00）分，压力反应得分为80.00（63.00，84.00）分，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呈正相关（ r=0.735， P<0.05），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呈负相关（ r=-0.440， P<0.05），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呈正相关（ r=0.747， P<0.05）。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6%。 结论:认知情绪调节是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间的中介变量，管理者应加强对安宁疗护护士压力水平和心理健康状态的关注，引导其选择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降低压力反应、维持身心健康。

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不同维度对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方法: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选取216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其中单相抑郁组134例，双相抑郁组82例，同期选取正常对照组111人。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及认知情绪调节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CERQ)评估所有入组被试的情绪症状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使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以及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三组被试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以及情绪症状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双相抑郁组和单相抑郁组的自我责难[14.00(12.00，17.00)分，13.50(12.00，16.00)分，12.00(11.00，12.00)分]、反刍[15.00(12.00，19.00)分，14.00(12.00，17.00)分，12.00(10.00，13.00)分]、灾难化[13.00(11.00，17.00)分，12.00(9.00，16.00)分，8.00(6.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双相抑郁组的责难他人[11.00(8.75，13.25)分，9.00(8.00，12.00)分]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积极重新评价[12.00(12.00，15.00)分，11.00(8.75，13.00)分]得分显著高于单相抑郁组( P<0.01)。正常对照组的理性分析[10.00(8.00，12.00)分，12.00(10.00，13.00)分，12.00(10.00，13.25)分]得分显著低于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组(均 P<0.01)。单相抑郁组和双相抑郁组HAMD[25.00(22.00，26.25)分，23.00(18.00，28.00)分，3.00(0，6.00)分]和HAMA[17.00(14.00，21.00)分，20.00(16.00，27.00)分，1.00(0，3.00)分]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P<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分别是单相抑郁( OR＝1.19，95% CI＝1.05~1.35； OR＝1.17，95% CI＝1.06~1.30； OR＝1.14，95% CI＝1.02~1.27)和双相抑郁( OR＝1.30，95% CI＝1.14~1.50； OR＝1.21，95% CI＝1.07~1.36； OR＝1.13，95% CI＝1.01~1.28)的风险因素，积极重新评价是单相抑郁( OR＝0.83，95% CI＝0.73~0.95)和双相抑郁( OR＝0.84，95% CI＝0.73~0.98)的保护因素。在控制HAMD、HAMA以及性别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各维度对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影响不再显著(均 P>0.05)。 结论: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青少年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的疾病风险紧密相关，且这种影响受到患者自身的抑郁、焦虑等因素的影响。

情绪失调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患者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出现多种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共同潜在因素，并与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结果有关。对ASD患者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ER)能力进行客观测量并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挑战性。ASD患者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负面情绪反应，ER技能差，较少使用各种适应性ER策略(如认知重评、接纳)，更频繁地使用非适应性策略(如抑制、重复行为)。ASD核心症状与ER损伤及其与功能结局、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复杂，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ASD患者ER神经机制的研究可以促进不同类型的针对性干预措施的发展。近些年研究表明，包括认知行为治疗和基于正念的ER障碍干预方法对于改善ASD的ER技能方面是可行和有效的。文章强调了ER障碍在ASD中的作用及将ER纳入ASD患者的常规心理健康干预的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肝豆状核变性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特征及其与病变脑区的关系。方法:采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CERQ-C)对78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WD患者组)以及84例健康成年人(健康对照组)进行问卷测查，并对78例患者进行颅脑3.0 T磁共振(MRI)检查。分析WD患者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采用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特征，以及与健康人的差异性。结合头颅MRI进一步分析不同脑结构损害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结果:(1)WD患者组在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3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11.41±2.46)分、(11.27±3.09)分、(9.53±2.85)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分别为(9.57±2.81)分、(9.79±2.63)分、(8.05±2.42)分]( t＝4.417，3.409，3.563， P<0.01)，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2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13.26±3.41)分、(13.49±3.14)分]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分别为(14.88±2.57)分、(14.42±2.41)分]( t＝－3.404，－2.103， P<0.05)。(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额叶损伤是分量表重新积极关注因子分的影响因素( B＝－2.142， P＝0.035)；丘脑损伤( B＝2.058， P＝0.037)和壳核损伤( B＝－2.348， P＝0.011)是分量表沉思因子分的影响因素。 结论:WD患者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时较健康人群更多地使用自我责难、沉思、灾难化这三种非适应性调节方式，不同脑区损伤对WD患者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策略对大学生负性情绪调节的性别差异及其认知神经机制。方法:按照方便取样方法选取成都医学院在校学生40人作为被试，排除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分值超过临界值以及脑电伪迹过多的被试，最终纳入17名男性和17名女性的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被试均完成情绪调节任务范式，记录被试在积极重评、分离重评和自由观看条件下的行为和脑电数据。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1)行为学结果：在效价上，性别与情绪调节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2，64)＝27.475， P<0.001]。在自由观看条件下，男性的效价评分显著高于女性[(3.94±1.70)分，(3.25±1.44)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32)＝33.098， P<0.001]；在积极重评条件下，女性的效价评分显著高于男性[(6.84±1.33)分，(6.59±1.17)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32)＝7.002， P＝0.008]；在分离重评条件下，女性的效价评分显著高于男性[(5.84±1.61)分，(5.43±1.61)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32)＝10.942， P＝0.001]。在唤醒度上，性别主效应显著[ F(1，32)＝60.745， P<0.001]，女性的情绪唤醒度显著高于男性[(4.27±0.05)分，(3.69±0.05)分]。(2)ERP结果：在N200成分上，性别主效应显著[ F(1，32)＝4.253， P＝0.047]，女性N200波幅显著高于男性[(－1.05±0.53)μV，(－2.58±0.53)μV]。在P300成分上，性别主效应显著[ F(1，32)＝12.044， P＝0.001]，女性的P300波幅高于男性[(2.46±0.27)μV，(1.15±0.27)μV]。在晚期LPP成分上，性别主效应显著[ F(1，32)＝18.998， P<0.001]，女性的LPP波幅显著高于男性[(3.25±0.34)μV，(1.13±0.34)μV]。 结论:女性采用积极重评和分离重评更能有效调节负性情绪的主观情绪体验，且有更大的早期情绪反应。

目的:探讨护士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智力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7—9月选取湖南省27家医院的12 892名在职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情绪智力量表（EIS）、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RES）对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单因素分析探讨护士情绪智力的影响因素，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护士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智力的相关性。结果:本研究共发放12 892份问卷，因漏填、拒填舍弃的问卷有188份，回收有效问卷12 70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8.54%。12 704名护士EIS总分为（122.35±20.23）分，RES总分为（48.84±13.32）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情绪智力呈正相关（ P<0.01）。 结论:护理管理者需要重视提高护士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及情绪智力的培养，可以从情绪认知、情绪识别、情绪调节的方法与策略、训练自我关注等方面进行培训。

目的:探讨4种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表达抑制、反刍和正念）预测护士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相对重要性。方法:采用马氏职业倦怠量表——人类服务行业版、9项患者健康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反刍思维量表和正念能力量表对2所三级甲等医院的1 037名护士进行了横断面问卷评估。结果:优势分析结果表明，反刍、认知重评和正念分别解释职业倦怠41.38%（0.132/0.319）、30.09%（0.096/0.319）和28.53%（0.091/0.319）的方差；反刍和正念分别占抑郁的已预测方差的68.56%（0.362/0.528）和24.43%（0.129/0.528）。结论:反刍和正念是护士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重要预测因素，因此减少反刍思维和增强正念水平是缓解护士职业倦怠和抑郁症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