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考察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动态发展轨迹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在2019-2021年间,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每年10月对广东省某高校1438名学生进行3次纵向追踪.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测量自杀意念水平,使用潜变量混合增长模型(LGMM)分析大学生自杀意念发展轨迹,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自杀意念各潜在类别变化的相关因素.结果 2019-2021年间,大学生自杀意念总分分别为3.79±2.87、3.71±2.90、3.32±2.87,随时间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C1自杀意念加重组(11.8％)、C2持续低自杀意念组(79.6％)、C3自杀意念缓解组(8.6％);相对于C1组,童年生活一般(OR=2.52,95％CI:1.31～4.86)或童年生活幸福(OR=3.95,95％CI:2.02～7.74)、无自杀未遂史(OR=9.03,95％CI:3.49～23.36)、外向(OR=1.03,95％CI:1.01～1.05)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2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54,95％CI:0.31～0.93)、神经质得分高(OR=0.86,95％CI:0.84～0.8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2组;童年生活幸福(OR=3.29,95％CI:1.40～7.74)的大学生更容易进入C3组,而生源地为城市(OR=0.37,95％CI:0.18～0.78)的大学生更不容易进入C3组.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3个类别:自杀意念加重组、持续低自杀意念组、自杀意念缓解组,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与生源地、童年生活、自杀史、人格特质等因素相关.

目的:探讨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纵向变化轨迹,分析心理维度、社会支持维度及炎症因子对轨迹类别的预测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观察性纵向研究.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8月我院结直肠癌行腹腔镜根治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于术后6周(T1)、术后3个月(T3)、术后6个月(T4)、术后9个月及术后12个月(T5)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平民版量表调查患者5个时间点的PTSD水平,采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识别轨迹类别,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识别轨迹类别的预测因素.结果:采用LCGM方法将193例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PTSD的变化轨迹分为3个潜在类别即PTSD低水平组(占41％)、PTSD下降组(占33％)、PTSD进展组(占26％);选择PTSD低水平组作为参考类别,采用逐步进入法筛选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尿路不适及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越高的患者更易进入PTSD下降组,炎症因子(IL-6、TNF)、恐惧疾病进展及侵入性认知水平越高的患者更易进入PTSD进展组.结论: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患者术后1年内的PTSD存在异质性,有3种不同的变化轨迹,尤其应重视初始分值较低的PTSD进展组.临床医护人员应关注患者术后早期的身体不适症状,同时重视心理因素如恐惧疾病进展、侵入性认知及炎症因子对PTSD轨迹的预测作用,制定针对性的措施预防术后PTSD慢性进展.

目的 探索本科实习护生的职业认同轨迹,旨在为提高护生职业认同、减少护理人才流失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12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深度访谈,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资料.结果 析出1个核心类属(职业认同轨迹)、5个类属(专业选择原因、固有职业认知、系统学习改观、实践体验变化、职业选择倾向).结论 固有职业认知可能贯穿护生职业认同轨迹的各个阶段,系统学习和临床实践会使护生职业认同发生变化,职业认同不再是决定护生职业选择的充分必要条件.护理教育者和护理管理者应了解护生职业认同轨迹,提高护生职业认同度,减少护理人才流失,促进护士队伍稳定.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患者术后疲劳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8月在我院心脏外科行CABG的145例患者为研究,随访过程中剔除18例,最终共纳入124例患者.分别在出院前1 d及出院后1、2、4个月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多维疲劳量表(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20,MFI-20)及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对患者术后疲劳水平进行追踪调查,利用潜类别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识别潜在的术后疲劳轨迹类别,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术后疲劳轨迹类别的影响因素.结果患者术后MFI-20得分随时间呈下降趋势(F=310.039,P＜0.001),得分从出院前1 d(58.44±8.65)分降至出院后4个月(36.92±9.89)分;最终识别出3种术后疲劳轨迹类别,根据其特征分别命名为中至轻度明显下降组、中度缓慢下降组、重至中度缓慢下降组,分别占比53.2％、32.3％、14.5％.单因素分析显示:有无心肌梗死病史、有无脑卒中病史、NYHA心功能分级、术后ICU停留天数、术后左室射血分数(LVEF)、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术后疲劳轨迹类别有关(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后ICU停留天数、有无心肌梗死病史、NYHA心功能分级、有无脑卒中病史、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CABG患者术后疲劳轨迹类别的主要影响因素(均P＜0.05)o结论CABG患者术后疲劳发展轨迹存在异质性,医护人员应根据不同变化轨迹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积极改善可控因素,缓解患者术后疲劳程度.

肠造口是治疗结直肠癌、炎性肠病、肠梗阻、肠外伤等疾病的常见术式[1].由于肿瘤病情与肠造口的特殊性,一半以上的造口患者遇到心理社会问题,如自卑感、病耻感和社交焦虑,出现自我封闭,拒绝社交等社会疏离行为[2,3].社会疏离是指个体因各种原因对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而产生一种自我疏远和疏离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包含主观感受(孤独、无助等负性情绪体验)和客观行为(社交回避、社交范围减少等)[4].而逐渐剥夺社会化是一种强大的慢性应激源,不仅会产生心理、精神异常,损害认知功能,出现社会认知缺陷[5],也会影响癌症的复发和长期生存率,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6].本文对肠造口患者社会疏离感动态变化轨迹、影响因素、预防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目的:应用潜分类增长模型（latent class growth model，LCGM）纵向分析孕期血压数据，探索妊娠期间血压潜分类轨迹与未来发生子痫前期（preeclampsia，PE）风险之间的联系。方法:该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1月1日至2018年5月30日在天津市19家社区医院招募的孕早期女性受试者，采集孕28周前5个阶段（即12、16、20、24和28周）的孕检血压数据纳入分析，同时采集孕妇基本信息问卷、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等数据。应用LCGM建立收缩压、舒张压的潜分类轨迹模型；分别以收缩压轨迹、舒张压轨迹作为预测变量，以妊娠28周后至分娩时是否发生PE作为结局变量，进行PE的预测研究。结果:共纳入5 560例已生产的单胎妊娠孕妇，其中随访期间诊断PE 128例，妊娠期高血压106例。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基线收缩压与舒张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采用LCGM拟合血压动态变化，确定了4条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和4条舒张压潜分类轨迹。收缩压潜分类轨迹对应的血压水平越高，PE发生的风险越高；在校正了初检体重指数、是否初产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和谷丙转氨酶水平等混杂因素后，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4（SBP_traj_4）的 OR值为4.023（95% CI：2.368~6.835， P<0.001），收缩压潜分类轨迹_3（SBP_traj_3）的 OR值为1.854（95% CI：1.223~2.811， P=0.004）；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4（DBP_traj_4）的 OR值为2.527（95% CI：1.534~4.162， P<0.001），舒张压潜分类轨迹_2（DBP_traj_2）的 OR值为2.238（95% CI：1.328~3.772， P=0.002）。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基线血压水平联合血压轨迹对PE具有较好的预测能力。 结论:应用LCGM潜分类增长模型构建孕12 ~28周的血压潜分类轨迹可对孕28周后PE进行早期预测分析，提示孕期血压潜分类轨迹是一种可用于孕妇PE危险分层的新方法。

目的:通过降低斑马鱼接触蛋白相关蛋白基因2（contact protein-related protein gene 2, cntnap2）表达，建立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遗传模型。方法:以注射剪接抑制型吗啉代寡聚核糖核酸降低cntnap2表达的斑马鱼作为实验组（ n=48），注射随机寡核苷酸片段的斑马鱼作为对照组（ n=48)，通过原位杂交观察斑马鱼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th、dbh、gad1b、glyt2、vglut2表达的变化，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神经递质系统及神经元发育相关基因表达量变化。使用斑马鱼行为轨迹跟踪系统记录（Noldus行为仪）检测cntnap2表达降低后多动/冲动行为及托莫西汀对多动/冲动行为的改善作用。 结果:原位杂交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较对照组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dbh表达减少，gad1b表达增加；th、glyt2、vglut2表达未见明显差异。实时荧光定量PCR显示实验组较对照组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dbh表达降低（ t=5.772， P=0.005），snap25、dat、gad1b表达增高（ t=14.310、22.210、22.090,均 P<0.01）；神经元发育相关基因shha、epha4b、netrin1b、noi及神经递质系统相关基因drd4、th、vglut2、glyt2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 dpf时药物未处理实验组较药物未处理对照组幼鱼游动总距离长 ［143.12(98.56, 212.22) cm 与99.03(80.54, 133.96) cm， Z=-3.547， P<0.01］，平均游动速度快［0.050(0.041, 0.067) cm/s与0.033(0.025, 0.042) cm/s, Z=-5.495， P<0.01］；经托莫西汀处理后，实验组药物处理较药物未处理幼鱼游动总距离减少［106.59(95.28, 120.10) cm与143.12(98.56, 212.22) cm, Z=-3.591， P<0.01］，平均游动速度减慢［0.031(0.028, 0.037) cm/s与0.050(0.041, 0.067) cm/s， Z=-7.035， P<0.01］。 结论:cntnap2表达降低斑马鱼可通过改变dbh、snap25、dat、gad1b表达量而产生多动/冲动表型，托莫西汀可有效缓解多动/冲动表型，cntnap2表达降低斑马鱼可作为ADHD遗传模型。

目的:探讨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中国重症营养临床研究小组-NEED研究中69家医学中心收治的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7例，女107例；年龄为58（46，68）岁。根据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模型，分为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分别为164、49、141例。观察指标：（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根据Stata17.0统计软件中Traj插件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最佳轨迹模型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平均后验概率参数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行肠内营养治疗257例、行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治疗97例，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为17（13，21）分，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为6（5，8）分，改良危重症营养风险（mNUTRIC）评分为4（2，5）分，合并症数量为2（1，3）个，急性胃肠损伤分级为Ⅰ级、Ⅱ级、Ⅲ级分别为293、55、6例，行机械通气、连续肾替代治疗、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分别为224、17、61例。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发生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3天发生率达峰值为25.42%（90/354），7 d内发生率为53.67%（190/354）。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APACHE Ⅱ评分，mNUTRIC评分，合并症数量，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机械通气分别为16（12，20）分、17（14，25）分、18（13，22）分，3（2，5）分、4（3，6）分、4（3，5）分，2（1，2）个、2（2，3）个、2（2，3）个，Ⅰ级（152例、27例、114例）、Ⅱ~Ⅲ级（12例、22例、27例），95、39、90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6.14、13.11、28.05， χ2=37.96、7.6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均有更高的合并症数量和急性胃肠损伤分级（ Z=60.32、54.69， χ2=39.72、9.52， P<0.05）；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mNUTRIC评分和机械通气比例（ Z=53.41， χ2=7.59， P<0.05）。（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无喂养不耐受患者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幽门后喂养分别为36例，13例，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5例，10例，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6例，19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76，6.20，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和幽门后喂养比例（ χ2=15.60，6.10， P<0.05）。（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28 d总生存率分别为96.96%、95.92%、87.94%，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39， P<0.05）；进一步分析，无喂养不耐受与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19， P<0.05）。（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92，95%可信区间为1.43~10.79， P<0.05）。 结论: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持续的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总生存率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使用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前导下颌治疗中髁突运动轨迹的变化。方法:本研究为双向性队列研究，纳入2022至2023年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正畸科就诊的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15例[30侧髁突，平均年龄(13.27±1.67)岁]，使用无托槽隐形矫治技术导下颌向前治疗，分别在导下颌治疗前(T0)、导下颌治疗中(T1)[治疗时长(3.43±0.83)个月]和导下颌结束时(T2)[治疗时长(10.95±1.45)个月]，采用下颌运动分析仪记录最大侧方运动、最大前伸运动和最大张口运动的髁突运动轨迹。比较治疗前、治疗中以及导下颌结束时的髁突运动轨迹特征，组间比较采用Friedman非参数检验，组内左右侧髁突运动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结果:下颌前伸运动中髁突位移量在治疗中明显减小，在导下颌结束时又增大[髁突前后位移量治疗前7.8(6.18，8.54) mm，治疗中5.8(4.52，7.04) mm，导下颌结束时7.83(6.49，8.66) mm， P<0.001；髁突空间位移量治疗前9.52(7.83，10.66) mm，治疗中7.99(6.02，9.53) mm，导下颌结束时9.71(8.65，11.36) mm， P＝0.001]。在治疗前，下颌前伸运动中左右侧髁突位移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治疗中和导下颌结束时，左右侧髁突位移量未见统计学差异。治疗前、治疗中和导下颌结束时，侧方运动和前伸运动中髁突运动标准差逐渐减小。 结论:青少年安氏Ⅱ类1分类下颌后缩患者在前导下颌治疗中，髁突运动范围发生先减小然后增大的适应性变化，左右侧髁突运动的差异减小，髁突运动标准差减小，下颌运动更趋于对称稳定。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化疗期癌因性疲乏（CRF）的纵向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3月至2020年1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追踪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癌因性疲乏评估量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结果:共纳入91例患者，化疗前、化疗3周后及化疗6周后各期重度CRF的发生率分别为1.1%（1/91）、8.8%（5/57）、2.1%（1/48）。广义估计方程显示，CRF总分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在化疗3周后达到顶峰（35.45 ± 13.07）分，轻度CRF随时间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此外，BMI和睡眠日间功能障碍是CRF总分变化的影响因素；疾病分期、是否存在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是不同严重程度CRF变化的影响因素。 结论:乳腺癌患者化疗期CRF问题突出，医护人员应对BMI异常、日间功能障碍的高危个体给予关注。